印外长：若世界要实现多极化，亚洲也必须是多极化的

苏杰生在活动开始时谈到，“很高兴回到亚洲协会，今天与大家分享关于‘印度、亚洲和世界’的想法。首先，请允许我谈谈世界。我很清楚我们是来参加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我们刚刚参加完了‘未来峰会’。因此，当我们审视当今世界时，如果让我选择几个词来描述它，对我来说，一个非常明显的词可能是再平衡。再平衡以51个联合国创始国为起点的全球秩序，在过去八十年里，联合国的成员国数量增长了四倍，世界上不仅有了更多的独立国家，而且全球秩序中各个成员的经济、政治甚至人口比重也发生了变化，变化到了我们许多人认为当今我们实际上正处于一个拐点的地步，这个拐点确实为改革全球秩序，特别是联合国，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

再平衡、多极化、诸边主义

苏杰生指出，“那么，当我谈到再平衡时，我认为亚洲是再平衡的关键所在。举例来说，如果我们看一下世界排名前20位的经济体，其中的亚洲经济体比几十年前要多得多。即使是这20强中的亚洲经济体，其崛起的力度和影响也要大得多。其中当然包括印度，十年前印度是世界第十大经济体，目前是第五大经济体，到本十年末很可能成为第三大经济体”。

苏杰生续指，“当我再次尝试描述世界时，我想到的第二个词是多极化。这是再平衡的结果。多极化是指世界上有更多独立的决策中心。它的作用是，使国际政治更倾向于寻找共同点和重叠点。这实际上对全球架构产生了影响，联合国成立之初，世界两极化程度很高，但后来短暂进入单极化。现如今，我们看到的全球格局更具有区域性，正如我所说的，更多的国家拥有自己的强大利益，并且有能力追求这一利益。因此，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格局，很大程度上是世界政治的趋同性如何体现”。

苏杰生补充道，“我想到的第三个词是诸边主义（plurilateralism）。这是一个非常难听的词，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描述了一个超越双边关系、但又不足于多边关系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在我所谈到的这些趋同和重叠的基础上形成组合。在这种现象下，国家集团往往为了有限的议程走到一起，有时是在一个商定的舞台上追求各自的利益。对我来说，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四方安全对话一直是印度-太平洋一个日益壮大的平台，而（康京和）大使正如您所描述的那样，在威明顿刚刚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我认为是这一平台壮大的最新一步”。

苏杰生表示：“所谓再平衡、多极化、诸边主义；它们描述的是一个正在发生变化的世界，但它们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遭受了反复冲击的世界。当今，这些冲击实际上加速了世界正在经历的变革。这些冲击包括新冠疫情，包括一个同时发生多起冲突的世界，一个发生激烈的、极具破坏性的气候事件的世界。因此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亚洲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这种变化的前沿。在亚洲，印度是这场变革的领导者之一。但是，这种变化如今正在拉伸全球秩序的结构。我所描述的这些冲击就是其中的压力点”。

苏杰生提到，“在全球经济方面，我想强调两个特别的方面。一个是供应链挑战，新冠疫情、多场冲突和气候事件告诉我们，需要更有韧性、更可靠、更多余的供应链。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在重组国际经济；因此，改变的不仅仅是全球秩序，还有国际经济。在此，我想再次指出，亚洲既是这场变革的参与者，也是变革的舞台。国际经济的第二个特点当然是其数字化特征。数字时代实际上要求更多的信任和透明度。因此，当我们审视当今的经济关系时，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安全过滤器来看待当今的企业。在此，我想说的是，亚洲将再次经历这种数字困境，也许比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更加严重”。

苏杰生表示，“那么，这一切对印度意味着什么呢？我可以用六、七点来概括。第一，正在崛起的印度必须准备好在动荡和不可预测的环境中崛起。通常情况下，当国家崛起，大国崛起时，它们希望真正的有利环境。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得到这样的环境。在我们准备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并将其固有性纳入我们的规划中。显然，在崛起的过程中，对我们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能够更迅速、更有效地实现次大陆和南亚的地区化。为此，在过去十年中，我们确实一直在奉行以非对等、非常慷慨的方式关注周边地区的政策，以便我们能够切实推动世界上我们这个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区域化”。

从某种程度上说，印中关系是亚洲未来的关键

苏杰生说：“我要谈的第三点是关于印度和中国。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印中关系是亚洲未来的关键。可以说，如果世界要实现多极化，亚洲也必须是多极化的。因此，印中关系不仅会影响亚洲的未来，而且或许还会影响世界的未来。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奉行以东盟为中心的‘东向行动’（Act East）政策。但同样，在过去十年中，我们看到这一政策已经成熟，超越了东盟的范围。因此，我认为，印度-太平洋作为一个战略概念的到来实际上是‘东向行动’政策的成功，也是印度当今的利益一直延伸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现如今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四方安全对话伙伴”。

苏杰生提及，“我知道亚洲协会对亚洲的传统兴趣一般停留至印度，但我也想指出，在过去十年中，印度与海湾地区的关系再次发生了巨大变化。我想特别指出一些有趣的互联互通提案和倡议，它们已摆在桌面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我之所以提到它，是因为其在某种程度上将大西洋与印度连接起来，将欧洲通过阿拉伯半岛与印度连接起来。显然，我们面临着诸多挑战，但我们也在努力通过缅甸建立与太平洋的连接，这就是印度-缅甸-泰国三边公路。因此，可以想象，也许到本十年末，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连接将以陆路为主，而这一连接将贯穿亚洲，这显然将产生非常深远的战略和经济影响”。

苏杰生谈到：“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所看到的是历史的回归，即增长，因为印度从新冠疫情中恢复过来，再次实现了8%的增长，我们非常有信心，也许未来几十年印度还会保持这样的增长水平。印度准备投资于自己的地区，投资于自己的邻近地区，而这些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全球化的前沿，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印度正重新占据自己的历史地位。因此，当我选择‘印度、亚洲和世界’这个标题时，我是在温和地暗示，也许未来印度的中心地位会比过去几十年更高，这将代表着历史的回归”。

印美关系变化，对印度来说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战略转变

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中，主持人亚洲协会副会长罗素（Daniel Russel）说，“实际上，我对您提出的两个特殊联系颇感兴趣。一个是多极化、全球秩序和地区主义之间的联系。我认为这些极点可能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我听到的另一件事，坦率地说，让我不寒而栗的是，美国不得不从东亚模式调整到印度-太平洋模式。现在，您暗示我们可能正朝着印度-太平洋-大西洋模式前进，这将是我们想象力的又一次飞跃，以实现那种程度的互联互通”。

罗素补充道，“您谈到了我个人希望谈的许多问题。但有一件与世界相关的事情，您没有讨论，那就是美国与印第的关系。我想我们是否可以从这里开始，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不仅仅是您所评估的两国关系现状，还有所有这些压力和波动。有哪些推动进展的因素？在面对不可避免的变化时，美印关系中有哪些压舱物可以保持进展？”

苏杰生回答说，“我认为印度与美国关系的变化可能是，至少对印度来说肯定是，这是最大的外交政策，我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战略转变。我们看到，如果我把时间拉长，你知道，在印度独立后的75多年里，我们经历了最初的不结盟时期。然后，当我们看到美国、中国、巴基斯坦在上世纪70年代初走到一起时，你看到来自印度和苏联的反应。后来冷战结束，苏联解体，这在很多方面让印度和美国重新调整了立场，以非常不同的方式看待对方。这一逻辑的展开需要一些时间，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早期数据的障碍和阻碍导致系统堵塞”。

苏杰生续称，“我这样说，还是纯粹从印度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的犹豫不决限制了印美关系的发展。而我想说的是，在过去的十年中，印度方面不存在这些犹豫不决，意识形态上的犹豫不决。我们允许自然力量推动这一关系向前发展。那么，这些力量是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其中一部分显然是我们当今在全球秩序中看到的战略重新计算，不同国家重新评估它们的关系，这取决于它们认为这种伙伴关系的价值在哪里”。

苏杰生说，“在印度方面，我们当今对美国的战略评估是积极的，而以前并非总是如此。在美国方面，我认为与印度这样一个既非联盟伙伴也非条约伙伴的国家合作的意愿要强得多。你可以在现如今的四方安全对话中看到这一点，也可以在印美双边关系中看到这一点。在这方面，我认为技术方面的优势尤为突出。但我想说的是，在数字时代，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经济更有可能融合在一起”。

苏杰生补充说，“第三，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可以说是印美关系中的社会部分，如果我们今天来看看印度裔美国人社区，它是印美关系的桥梁。在很多方面，它都是美国一个非常独特的社区，印度裔美国人社区与自己的祖国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这对印美关系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因此，我可以非常客观地说，印美关系的变化在过去的20年和25年中非常显著，但肯定是在过去的十年中如此”。

苏杰生说，“我可以举出一系列例子，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即使是在防务领域，从1965年到2006年的40年间，我们与美国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关系，我们的武器库存中没有一个美国制造的平台。现如今，我们使用4架美制军机，我想还有三四架直升机。陆基系统又是一个例子。但我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例子”。

罗素谈到，“我同意您就防务合作提出的观点。坦率而言，我想指出美印两国正共同做的一些了不起的事情。我认为这表明了您所描述的范式和思维的转变。我注意到莫迪总理在特拉华州与拜登总统的双边会谈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包括防务伙伴关系、联合海事工作队等。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共同解决此时此地的实际问题。正如您提到的技术方面，双方将在印度合作建一个半导体工厂”。

罗素说，“这些都很引人注目。但让我来谈谈经济问题，因为我们在纽约，这里是商业和金融之都。我知道，莫迪总理，您和您的同事们正与美国商界进行大量接触。许多美国公司正在去风险、实现多元化、撤出中国、寻找替代方案。其中有很多公司正叩响印度的大门，但您能否跟我们谈谈？您刚才提到印度在应对障碍和克服过去的障碍。贵国政府正在解决哪些障碍，以促进投资和商机——西方和美国公司的市场准入”。

苏杰生表示：“首先要接受我们面临的挑战。我认为这种认识对于莫迪政府的政策至关重要。因此，如果你追溯到2014年，从那时开始就有一个非常坚定的尝试，而且一直持续到今天，那就是以不同的方式让在印度做生意变得更容易，包括制定程序部分、政策部分，以及为企业进入印度提供基础设施。我们把它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我们称之为让做生意更容易。第二，你知道的，在印度生活或工作更容易。因此，减少文书工作，简化审批流程”。

苏杰生续指，“第三是基础设施建设。我的意思是，印度的基础设施已经有了非常显著的改善。如今，印度每天都在修建25到30公里的高速公路。铁路运输的周转时间得到了改善，港口得到了改善，工业区的数量也在增加。因此，你需要将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吸引到企业。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作用。但显然还有进一步改善的巨大空间”。

苏杰生指出，“如果我回顾过去的一百天，今天是第24天，对吗？莫迪总理的第三个任期已经过去了107天。在头一百天里，莫迪总理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其中包括在印度建立12个大型工业节点的设想，但实际上我们将创造一种环境，使制造业更容易在印度落户，在铁路、公路和港口，尤其是港口和与工业节点相连的港口方面的投资翻番。因此，我们对此非常重视。我可以说，这确实是最重要的优先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