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將變身文士之神！關公神像為何總在讀《春秋》？

關公熟讀《春秋》

關羽的神祇聖蹟有一個至關重要的發展方向：他對《春秋》這部儒家經典的研讀能力明顯在不斷增強，最終被大眾視為解讀《春秋》的大師。

《三國志》中有關關羽的傳記只記載他曾給諸葛亮寫過一封信，當然無論這封信是親筆所書還是由人代筆，其內容都早已散佚。從今天可見的傳記材料來看，關羽和他義兄之間完全是用口語來交流的。

《三國志》裴松之注中大量引用《江表傳》注釋相關史事，後者撰於三世紀晚期或四世紀早期，今已散佚。《江表傳》中提到，「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這句話對後世很多個世紀關羽形象的建構產生很大影響。儘管這段文字並未說明歷史上的關羽經史水準到底如何，但後世文人卻都將其作為關羽精通文學的證據。這段文字中所用到的「略」字，應當解讀為「謀略」、「軍略」而非他解。但能透過背誦或閱讀《左傳》作為制定軍事策略時的參考，這在那個時代並不稀奇，因為相較於那些抽象的軍事學著作——比如《孫子兵法》，《左傳》裡有一系列作戰的生動例子可供參考。這種解讀方式並不來自儒家強調「褒貶」的《春秋》解讀方法，儘管後者才是儒家研讀《春秋》的主要方向。

但這段文字裡並未提及《春秋》，而如大塚秀高所言，西晉作者筆下的關羽形象有可能受到同時期劉淵傳記的啟發。最後，這段記載也並未提及任何與「讀《春秋》」這一舉動有關的內容，而強調的是關羽的記誦能力。這也許說明關羽學習過《春秋》中的某些內容，而且能複述其中的一些重要故事，但他靠的並不是深厚的文字功底，而是口默心記。

在關公崇拜出現之初的一個世紀裡，關羽身上這種糅合真實與虛構的文字能力，並未對其神祇形象建構產生什麼影響，因為這類神祇中很少有能夠識文斷字的，大多數雛形期的神祇更經常被標榜為不通文墨之人。無論關羽最初的玉泉山神蹟，還是解州鹽池神蹟，這些故事關注的都是關羽的武力。從宋、金、元至明初，關羽顯聖的故事都是以這一要點為中心展開的。

第五章我們講述了一一二五年發生在荊州府的故事，關公使一個文盲獄卒突然獲得讀書寫字的能力。儘管獄卒的書法變得十分傑出，但他寫下的具體文字卻與儒家經典並無關係。這個故事裡，書法能力只是證明關公對這位獄卒施加神力的證據，因為這位獄卒本身是一個文盲，其書寫能力毫無疑問只能來自神賜。實際上，獄卒寫下的這段文字非常簡單、常見，遣詞造句上既沒有精巧之處，字裡行間也沒有什麼微言大義，文學水準極其有限，這些文字只是獄卒常年接觸的刑獄檔案範圍內的文字水準，與真正的經典毫無關係。

南宋時期有一個類似的故事：據說北宋末年，有一位地方縣令得到一封內容可疑的「關大王信札」。我們無法確定這封信札是否真的來自關公，故事中不僅將關羽稱為「金甲大將軍」，而且對這封信的來歷言之鑿鑿。這個故事是從一位農夫開始的，夢中有人告訴他會得到一封來自鐵冠道人的信，農夫需要將其送到縣令李若水（一○九三–一一二七）那裡。農夫依著夢裡的吩咐一一照做，但縣令卻將這封信付之一炬，然後作了一首短詩以示紀念。

縣令的家人雖然未能完整讀到這封信，但在紙片即將燒毀之際看到其中幾行字，大意是他們家大人將在靖康之難中遇難，而這場浩劫將發生在北方淪陷於女真人、朝廷南遷之後。這一預言確實在後來得到應驗。當時女真人欲羞辱欽宗，命令欽宗脫下龍袍，李若水護主而死。當然，這個故事雖然能讓我們相信關公確實與書寫發生聯繫，但卻不能說明存在這尊神祇與文墨相關的穩定信仰傳統。這裡的關鍵人物——鐵冠道人在民間敘事傳統中，是與改朝換代預言相關的一個特定形象。這則故事同樣沒有提及關羽熟識《左傳》，但這一點恰恰是後世深信不疑的關鍵內容。

不過到了一二○四年的一塊廟碑中，作者已經明確將關羽的歷史形象描述為一個可以閱讀《春秋左氏傳》的人。《三國志平話》這部通俗文學作品是這一形象的最早出處，該書大約編撰於一二九四年，最終成書於一三二一年至一三二三年。書中描述關羽「喜看春秋左傳」，這裡的「喜看」是通俗小說中對於「閱讀」的一般寫法。這一說法並未在最初《江表傳》中提到的「好左氏傳」上有更大的發揮。

十六世紀晚期十分流行的一則故事中有了對關羽「讀春秋」更為明確的描述，故事提到關羽陪同兩位義嫂時，夜讀《左傳》以免擾亂心神。但無論是十六世紀早期的《三國演義》版本，還是後世對這個故事的引述，都沒有說明關羽夜讀的是《左傳》，可見這點並不是關羽故事傳統中的固定要素。

我在毛綸（一六○五–一七○○？）與毛宗崗（一六三二–一七○九後）對《三國演義》的評論中，才明確找到這一要素，不過在毛氏父子的時代，「關羽夜讀《春秋》」已經成了士人對關羽的固有認識。毛氏的評論中多次提到，關羽透過閱讀《春秋》，已經對這部經典了然於胸。可見儘管「讀春秋」早已包含在神祇形象的意蘊之內，但關公崇拜真正系統性地吸納這一要素，並將其納入文學敘事是明末清初的事情，其背後的驅動力正在於當時士人讀者渴望一個更加文雅、更加士大夫化的關羽形象。當毛氏父子以文學評論的方式，將這一形象和小說糅合為一體後，它也就成了關羽在讀者那裡的標準形象，並一直延續至今。

晚明作家王兆雲（約一五八四年）在赴任途中記下另一則與關公有關的故事。江西有一個男孩號稱被一名自稱為關公的神祇附身，自此因為長於預言而廣為人知，有兩位儒生便準備用《春秋》考一考這位神祇，因為關公應該十分精通《春秋》。面對兩人的提問，這位神祇對答如流，這讓人們對祂的崇信越發虔誠，這個男孩的信眾也因此與日俱增。直到有一天，一位高官走進神祇的居室時，這位附體的神靈突然消失，男孩立時撲倒在地。後來人們才知道，這位附身的神祇並不是關公，而只是一位活著的時候精通《春秋》，準備以《春秋》應試的書生。

這位書生在橫死之後，便附身到這個男孩的身上，以此獲得犧牲供奉。但當碰到這位高品秩官員時，鬼魂自覺身分地位太低，不敢再玩這套把戲，只能遁走。儘管這位神祇不過是個騙子，但這個故事卻說明，士人群體確實相信真正的關公應是一位精通《春秋》的專家。

清初解州的一位地方官員曾以一份所謂「關氏家譜」為基礎，講述關公成為《春秋》專家的整個來龍去脈。根據這位解州縣令所述，一六七八年時有一位讀書人「晝夢帝呼，授『易碑』二大字」，並且指導他搜尋這一神祕物品，還要向地方官報告。這時正好有人在關公指定的地方為井清淤，真的發現一方巨大碑刻。碑上的文字已經有所磨泐，但讀書人卻斷定碑文中不僅包括關公家族的譜牒，甚至還記載神祇本身的生卒年。而當他將這件奇事向官府報告的時候，關公剛剛託夢給縣令，命他為自己編撰傳記。

上面這些例子為我們展示「關羽通春秋」是如何不斷融入關羽信仰傳統的。這些例子雖然發現時間較晚，卻能夠為我們說明文字傳統對於宗教崇拜的影響。當然，這一影響具體的發生時間和社會效應還要作進一步的研究。「關羽通春秋」的基本情節由來已久，《三國志》注疏聲稱關羽對《左傳》有興趣，這是該情節的源頭。但這一內容在來源可疑的廟碑及通俗文學中首次出現卻都不早於元代。假如論及「關羽通春秋」這一觀念對關羽崇拜活動產生的實際影響，更不會早於晚明，要到清初才會在關羽的聖蹟傳中正式出現。

(本文摘錄自《關羽：由凡入神的歷史與想像》，聯經出版，未經同意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