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騫詞學的時代意義

 

　　一、我與鄭因百老師

 

　　我大學時進入詞學世界，主要受到三本書的啟發：繆鉞《詩詞散論》、鄭騫《從詩到曲》和葉嘉瑩《迦陵談詞》。當時我也讀了不少西方理論，亦深受比較文學的刺激，一心想開拓視野，以豐富一己的文學知識。同儕間都在追求新的詮釋方法，讓人好像找到了開啟文學奧祕的鑰匙，發現美麗新世界一般。可是幾年下來，竟發覺這樣的學習，不但沒有增強自己的感受能力，反而帶來更多困惑。學問知識愈多，愈著重理解與分析，思辯更敏銳了，論述更精深了，我卻失去了單純閱讀的樂趣。詩詞之美，美在文辭與人情。研究詩詞，如無詩心詞情，也無藝術的品味，再多的考證再多的理論又有何用？於是，我試著放下剖析的利器，回歸文本，好好面對作者，重新做個快樂的讀書人。經過一番轉折，再細讀繆鉞、鄭騫和葉嘉瑩等學者的論著，這時才真正領會文如其人的意義。他們的文筆或雅潔或清疏或密麗，各有特色，各具性情，本身就是文學的表現，讀來賞心悅目。而他們論述唐宋詩人詞人，多是別有心得的見解，無須旁徵博引，只是簡單幾句話，或用一兩個比喻，即能具現作家作品的精神特色，情辭深雋精美，極富啟發的興味，這比許多長篇大論、引經據典、理論至上的文章好讀多了，價值也較高。後來讀到余英時〈怎樣讀中國書〉一文，他說：「我可以負責任地說一句：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學人有關中國學術的著作，其最有價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觀念作比附的。」我也深以為然。從傳統詩詞世界中孕育的心靈，才是詩詞的最佳詮釋者。

 

　　我從書本上認識鄭老師，覺得自己的性情與老師較接近，所以讀他的文章特別感到親切。老師說他自幼體弱多病，個性多情多感，卻也有剛健的一面，他之能意會宋詞的特質是「陰柔中有韌性」，他之所以推崇蘇辛豪曠之人品與風格，晚年於詩藝之追求精進，無不顯示他柔中帶剛的生命意志，努力不懈的精神。文學之於鄭老師，絕非風花雪月的吟賞，乃是寄託寂寞的筆觸，學問性情的陶寫，同時也寓有尚友古人的心志在。他認為中國文學的精義是志道合一，文學見證人格的高度，因此，無論時世如何更易，文體如何代變，始終都要保持一種高雅的格調，獨立判斷的精神，這是他為人論學的準則。讀其書，如見其人，我深深受到鄭老師疏宕雋永的文字中所散發的魅力吸引，他既有識見也能幽默，既溫厚又剛正，勇於指出作品的得失，也能反省自我的不足，充分表現出讀書人的風骨氣度，直是令人欽佩。我跟著鄭老師書中的批評指引，細加品味詩詞，果然有更深透的體會。在潛移默化中，真的學會了如何去欣賞文學的美。那種文學美的感通是超越時空的，如同老師在前人的詩話詞話裡得到啟發，我又從老師的引申論說中有所收穫一樣。文學存在的意義，原來就在寫與讀之間以情感喚起情感的歷程中才得以證實的──我在鄭老師的創作與研究中理解到這一點。

 

　　我讀研究所時，鄭老師早已自臺大中文系退休，本以為無緣親炙風采，沒想到我念博士班二年級時，終於有機會旁聽他的課。那時老師已八十二歲，在輔仁大學研究所開設了一門關於古典詩詞格律的課程，上課地點在老師溫州街寓所。當時，老師視力差，執筆會抖動，但他仍親自編排講義，發表自己的詩學心得，沒有嚴整的體系，多是簡單的通則，羅列具體詩例以資證明。我頗能理解老師的用心。他不是形式至上的論者，也非固守舊學而不知變通的學人，我想他希望學生入門學習古典詩詞之時，除了內容意境的體會，也應回歸文學的本質，能結合中國語言文字的聲韻特性，深切瞭解詩詞之為美之所以動人的原因所在。老師講課，正式的內容往往點到為止，他最精采的地方其實在引申發揮的閒談中，寥寥數語便帶出詩意詩境。記得老師好幾次課後與我閒聊時，講到他的老師周作人、郭紹虞、沈尹默和好友顧隨，感懷傷逝之情溢於言表，有時化為一兩分鐘的沉默不語，老師若有所思的看著門外庭園晃動的光影。民國七十三年，詩人周棄子辭世，老師在報章上以「大學中隱」的筆名發表〈吾道漸消沉〉一文以表哀悼，並藉此表明舊詩創作的時代已過去，那是文體自然演進的勢態，不可挽回，也無須惋嘆，但舊詩仍有欣賞的價值，因為「生生不息，綿綿相續，本無所謂新舊」，因此他殷殷期盼後起俊彥，能於古體「鎔鑄匯合，取精用宏」，化入新詩的創作中，則詩的生命便能延續，且更有生機。古典詩詞可以欣賞，但在創作上則不必強求，這是鄭老師念舊而不泥古，通達適變的態度。他繼承王國維、胡適的文學史觀，認為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屬於舊體的時代過去，就要接受新時代的來臨。鄭老師早年其實也寫過新詩，他敬仰的幾位老師多曾參與新文學的創作，因此他能切身體會文學的現代意義。老師文章一出，當時即引起現代詩人的迴響。楊牧在他的《交流道》專欄中，發表了〈吾道不消沉〉，真誠領受鄭老師的殷切期許，給予正面積極的回應，他說：「坦蕩寬厚的心才是永遠的詩心。我們若能以那詩心擴展延續這文化藝術的生命，則吾道是永遠不會消沉的。」楊牧不認識「大學中隱」是誰，猜想是一位有學問的前輩，並感嘆新詩在現代化過程裡如有一兩位像中隱先生「這麼目光如炬的中文系教授」，則「矯枉過正的現象當能減到最低限度」。有一次課後，我和鄭老師聊起古典詩詞創作的事，然後談到楊牧那篇文章，問老師有否看過？老師點點頭，隨即站起身子，從書房端出一本剪貼簿，翻開當中的一頁，微微笑指著說：是這篇文章嗎？老師後來出版的《永嘉室雜文》，在〈吾道漸消沉〉一文後附載了楊牧的〈吾道不消沉〉。當日老師讀了楊牧的文章，想必深感欣慰。

 

　　鄭老師二十四歲時自印一部詞集《永陰集》（北京國家圖書館有藏本），顧隨〈采桑子‧題因百詞集〉上片云：「文章事業詞人小，如此華年，如此塵寰，為問君心安不安。」自此數年老師填詞數量銳減，到三十七歲那年乾脆停止了詞的寫作。我想，老師深諳詞體陰柔的特質，自知性情才分不在此，也意識到此體已難延續，所以就不再填詞了。對他來說，詞但可欣賞，不必繼續創作，轉而從事詞的研究，則有時代的使命。鄭老師說：「傳習講述，我輩之責。」發揚舊學精神，啟發後進，融古入今，以應時代之所需，詞之為學還是有意義的。較諸當代學者，鄭老師治詞有更自覺的意識，他一方面繼承了境界說與史傳批評的觀點，一方面受到白話文學運動的影響，重新評定詞史的地位，並賦予它現代的意義。鄭老師始終秉持批判的態度從事詞學研究，既不墨守傳統的治學觀念與方法，也能矯正新時代詮釋觀點的偏失，在新舊之間取得了平衡。史遷所謂「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應是鄭老師心中期待能達到的意境。

 

　　詞以境界為上，這是王國維的主張。鄭老師之研治詞學，亦自有境界的追求，如同東坡作詞那樣「指出向上一路」。那源自一份自信，一種真誠面對生命的態度。鄭老師一輩子都在讀書做學問，所謂真積力久則入，遂能成就由詩到曲的一番勝境。鄭老師曾說：「不下死功夫，何來活學問。」這是老師個人的經驗之談。我以為老師治學，有三大支柱：詩人的才情、通達的史識、豐富的學養。這表現於詞學自然能獨樹一幟，別有意境。舊詩有新詩接續，傳統的詩詞學是否有新契機，做出能回應時代的學說，不至於墨守成規，遠離人生？這是我一直思考的問題。如果我們效法鄭老師，能以誠敬的態度面對學問與人生，以坦蕩寬厚的心接納傳統和現代，持續領受詩之為詩、詞之為詞的英華膏澤，傳習講述，不離文學之為文學的本質，則詩詞學術就不會有消沉之慮。

 

　　二、撰作旨趣及篇章概要

 

　　鄭騫老師的詞學，務平實，重直覺，識見通達，辨析精微，根於傳統而能開創新局，對後世詞學之發展極富啟發作用。他前承王國維、胡適之餘緒，得師友之助，在大陸時期已奠定厚實之基礎，渡海後，教學相長，識見更廣，呈現更恢弘之格局，可以說是臺灣詞學的奠基者，亦是臺灣詞學通古變今的橋梁，因此要研究近現代詞學的演進，是不能忽略鄭老師的。他所建構的詞學體系，兼顧了時代與作家、情感與形式內外各個層面，縝密而周延。為了全面瞭解鄭騫詞學的內容及特色，發揚鄭騫詞學的精神，並探究其時代意義，我從2002年至2010年間，分別向國科會提出並通過了四個研究計畫──「鄭騫先生的詞學理論」（2002）、「鄭騫與顧隨的詞學因緣」（2003）、「鄭騫先生的稼軒學」（2009）和「鄭騫先生的東坡研究」（2010）。2023年，我又完成了「形式的意義──鄭騫先生的詞學文體觀」的休假研究計畫報告。長期以來，我在大學及研究所講授詞的課程，時刻都會引用鄭老師的論見，不時亦要參考自己先前的相關著作。而隨著教研經驗的累積，知識的增長，對老師的詞學常有新的體會，因此不斷修訂補充上述國科會計畫的報告及其後發表的論文，改善了一些缺失，也拓寬了論述的層面。不知不覺間，我從事鄭騫詞學這一課題的研究已逾二十年了，所撰文章雖未臻完善，但也應是結集成書的時候了。於是，我花了一年的時間，重新編排整理，完成本書。我以為鄭老師治詞，不只是個人的興趣，他是有時代使命感的，既承繼前業，發揚光大之，更要啟導來者，期待開創新境，因此書名定為《鄭騫詞學的時代意義》，我想這是最能彰顯老師的著作精神的。本書共收六篇文章，簡述各篇要旨如下：

 

　　詞史觀的建立是鄭騫詞學的核心──他藉此董理過去，評定詞人地位，並開示未來，啟引後學門徑，試圖建構體系，貫徹一己的主張，以反映時代的精神。這些批評理念在老師的大陸時期已大體形成，後來更充分落實在臺所編的《詞選》和《續詞選》二書中。之後面對新的教研環境，他不斷反思，並修訂了若干看法。這些選輯、評論，究竟反映了怎樣的時代？表現了作者怎樣的情志與見解？它的體系是否完整？是否能樹立典範？這些都是我們欲瞭解並評價鄭騫詞學的重點。這是第一篇〈豪婉正變之間──詞史觀的建構〉的研究主旨。另須留意的是，詞乃合樂的文體，它的表現形式也是構成詞體之美的重要部分。鄭老師對詞的字聲、音韻、句式、體調特別關注，時有精彩的見解。他這方面的論述雖無嚴謹的體系，但簡明扼要的文字中，亦足以加深並豐富我們對詞體形式美的認識。第二篇〈形式的意義──詞學文體觀的確立〉，主要就是探討鄭老師如何反思胡適詞學帶來的影響，回歸詞體本質的論述，重新為詞的形式賦予意義。這部分配合第一篇所述，更能將鄭老師詞學文體論的輪廓賦予更完整且清晰的面貌。

 

　　鄭老師認為文學作品風格的形成，與作家的性情、學問、襟抱很有關係，也受到時代環境的影響，而作家的際遇亦是重要的因素。唐宋詞人中最能具體呈現人文合一的精神，最為鄭老師所推崇的詞人是蘇軾和辛棄疾兩家。因此，綜論文體觀之後，接著就以東坡與稼軒做專題的討論。第三篇〈出入詩詞之際──東坡詞境的探索〉，先論鄭老師的東坡學。老師在東坡詩詞方面的研究既精且深，別具特色，亦予後人許多啟發。本章評述鄭老師的東坡研究，一則探究其所以形成的個人與時代因素，一則分析其撰作內容、研究觀念與方法，希望藉此探得鄭老師的東坡研究之時代意義，給予他公允的評價，並體察其文學品味，知悉其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詮釋方法的效用性。第四篇〈個人與時代──鄭騫稼軒研究的省思〉，焦點放在鄭老師長期關注的研究課題。老師研究辛棄疾及其詞，長達五十年之久。他在大陸時期即著有《辛稼軒年譜》、《稼軒詞校注》等書，來臺後仍不斷增補修訂，力求完美，而其所撰專論和詞評，分析稼軒詞的內容和特色，見解精闢獨到，允能顯現鄭老師的學術個性和詞學識見。鄭老師為何專研稼軒？他賦予稼軒詞怎樣的時代意義？本章研究鄭老師的稼軒學，藉著各種內外緣的探討，應能知悉鄭老師如何融會境界說與史傳批評，以體認稼軒詞的主體意識及風格特色，更能觀察他如何修正胡適等人持白話文學觀點以論詞的缺失，重新確立詞體的本質，以評定稼軒的詞史地位。

 

　　研究鄭騫詞學會發現，他與顧隨有一段頗不尋常的詞學因緣。顧先生年長鄭老師九歲，鄭老師的寫作風格、詞學品味，與顧先生頗多相似之處，可以看出彼此的關係。第五篇〈平生風義兼師友──鄭騫與顧隨的詞學因緣〉，主要是敘述鄭老師與顧先生結交的過程，比較二人在詞的論述及創作上的異同，釐清他們的承傳關係，並分析二家學理的精義。他們相識相知在北方世局動盪、日寇侵華的年代，卻選擇了詞作為論學切磋的主要文體，當然別具意義。這一篇的論述，為欲瞭解鄭騫詞學底蘊提供了一些相當重要的線索。至於第六篇〈鄭騫先生詞學繫年新訂〉，乃敘述鄭老師的生平事蹟、師友交往，以詞學創作、教學、研究生涯為主軸，輔以詞壇背景，旨在呈現鄭騫詞學的衍變軌跡，並彰顯其成就。這年譜的編撰，對我們瞭解鄭騫詞學形成的背景及其時代氛圍會很有幫助。

 

　　本書主要是分析鄭騫詞學，老師的詞作不在討論之列。不過，若能提供一些他早期填詞的訊息，亦未嘗不好，因為學者的研究與創作總有關聯。鄭老師二十一歲開始填詞，三十七歲停筆。二十四歲自印《永陰集》，幾已失傳。今據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本，對照老師後來出版的《網春詞》，詳加整理，以見老師修改、發表之概況，並輯得散見各刊物的詞若干首，撰成〈鄭騫《永陰集》並附集外詞〉一文，附於書末，以饗讀者。

 

　　附錄另載〈鄭騫《稼軒詞校注》編撰出版概況述要〉，簡略敘說鄭老師畢生從事稼軒詞箋釋工作的情況。鄭老師的《稼軒詞校注》，生前手定稿本最終未有付梓。臺大出版中心出版的《稼軒詞校注附詩文年譜》，校注部分係據老師遺稿三種（線裝本、油印本和稿紙本）整理。今發現老師另有一謄寫本，收錄在國科會期終報告，雖非最後定稿，也應是現存較晚的整理本。提供這一資訊，可供相關研究者參考。

 

　　鄭老師於詩詞曲學都有精深的造詣，本書只就其詞學作研究。而我所探討的幾個課題，也只是我認為相對重要的部分，有許多層面未能涉及，自有不足之處。現在整理出來的成果，各篇之間因為寫作時間前後差距頗大，基本的論調大致相同，細部的解釋則略有參差，全文組織不夠嚴密在所難免。我沒有重新改寫，統一文氣理路，為的是保留一己學思歷程的蹤跡。本書主題的選擇，寫作時的心境，雖有不同，但誠敬面對學術的態度則始終如一，希望沒有乖違老師為文的本意，更期盼能充分表述老師為學的精神。至於是否做到，則不敢自信，還須讀者指正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