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地震谈(10),大神的传说
十
汪成民一直坚持唐山地震可以预报,而且自己事前的确提出了意见,只是上面没接受。但后来他谈论过当时提出预报的心态: “我事先已经预料到了,但我没预料唐山有这么大地震。我预料所有的人把事情推得光光的,让我一个盯着,我肯定,一旦有事情就要倒霉”。 “文化大革命期间,说监狱,说枪毙都有可能的。于是我采取很多自我保护的方法。我到处做演讲说是华北要有地震,用我个人的名义,通过个人关系联系几个委、军区,让所有领导都听一遍,都有纪录。给领导贴大字报,把北京组紧急预报意见贴在局长大门上。不是我对唐山地震有把握,而是认为一旦有事情,不要让我负这个责任”。 “我至少要自我保护”。“我就想办法让大家知道我着急,我不放心,一旦有问题,我不负主要责任”【40】。
不是因为他对预报唐山地震有把握,而是怕承担责任而故意夸大潜在的震情。其实和梅世蓉、查志元等人因害怕误报而造成社会混乱的心理异曲同工,只是属于两个极端。所以查志元回忆在1976年7月27日的会议上,实际无人明确提出唐山地震的确切发生时间是可能的。因为这是正式震情研讨会,不需要大喊大叫引人注目,推卸责任。
更有意思的是汪成民对唐山地震预报中的另外两位大牛马希融和耿庆国的评价。他认为马希融反复撒谎,别说国家地震局了,就是唐山地震队都没收到马的预警。国家地震局的人去他那里只是偶然路过,没听到他明确提出什么预警:“他(马希融)直到现在都在编,因为这件事,他尝到甜头了,成为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变成人大常委。一年一年资格老是延下去,于是成了唐山地震的英雄,于是他把故事越编越圆”。根本不承认马希融和国家地震局专家对话的真实性。对国务院69号文件的出笼,汪成民也不认为单单是耿庆国的功劳:“这和周恩来、李四光的操作有关,这是关键。地震局胡克实、董铁城,上面有个联络员刘希尧都起了很大作用。耿的旱震理论不过是其中一个意见而已” 【40】。
谈谈老夫对马希融的看法。马应该是看到了比较异常信号,也发出过某种预警,但不会如他或张庆洲后来吹的那么神,绝对不可能预计到地震将在那一天或那几天发生。至于国务院69号文件,汪成民对耿庆国所起的作用的评价也比较符合实际,这个文件应该是综合了多方意见后形成的。汪自己也应该是作出过贡献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很早就注意到,一个大地震后会出现应力转移,接着发生一连串地震。他提出海城地震后,下一个大地震的“最大可能是沿着京津唐往渤海迁移” 【40】。
耿庆国后来也承认:“说不清楚是哪一个具体的点。京津唐张保整个区域都要晃动,事先说不清哪一个点是震中。但是应该打一个招呼,防一下,还是应该能做到的” 。按他的说法,北京地震队那个著名的七大异常简报是这样的:上半年观测到的多方面的重要异常变化,“预示着北京及其周围地区应力场正在增加,从今年下半年起,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趋势背景正在加强”。只是“为完成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祖国首都的光荣政治任务”,“我队全体同志必须紧急动员起来”【58】。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耿庆国的意思:北京地震队当时并没有想到大地震已迫在眉睫,而是认为发生地震的“趋势背景正在加强”,但为了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等的政治需要,还是应该“紧急动员起来”,把“趋势”当成迫在眉睫。
所以不厌其烦罗列这些材料,都为了说明一点:前表所列唐山地震前的那些短临震预报多是事后的说辞,当不得真。
后来耿庆国预报汶川地震的情况也说明了他的“神”度。
“今天,2008年5月12日,听到四川汶川发生7.8级强震,中国的地震科学家耿庆国欲哭无泪,心里在流血” 。“明明是国宝,却受到当权的主流地震科学家的排斥,只能靠微薄的退休费坚持搞科研”【43】。中国科学院工程地质力学重点实验室李世辉,耿庆国的盟友,说得真是痛心疾首。然而当提到耿预报的具体细节时,李却说得含混不清:“4月26日和27日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下属的‘天灾预测委员会’上,以委员会的名义,作出‘在一年内(2008.5-2009.4)仍应注意兰州以南,川、甘、青交界附近可能发生6-7级地震’的预报(文字报告已报中国地震局等,4月30日密件发出),而且,根据强磁暴组合,明确提出:‘阿坝地区7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5月8日(前后10天以内)’(以上地震预报三要素均已明确)” 【43】。此段文字中的所有括号均为原文,非老夫注释。
含混在何处?就是耿庆国那个三要素具备的地震预报究竟是事先只在‘天灾预测委员会’作的,还是以密件形式发给国家地震局了?
按耿庆国声称的汶川地震预报发布过程可以分成三步。首先根据他创立的旱震关系理论,因为2008年之前川甘陕青交界地区相继出现大面积干旱,他判断足以发生8级 左右强震。 接着,依据强震活动有序性研究,于2005年1月划定四川阿坝州红原附近150公里为半径的地区为危险区,发震危险时段确定为每年的5月中旬或11月中旬。 最后,依据强磁暴组合法,在2008年4月26日晚,耿庆国在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上提出,5月8日前后10天是国内7.5级强震的危险点,地点“特别是四川阿坝州红原150公里范围内” 【42】。
说得有鼻子有眼,不由人不信,但有人梳理了耿庆国发布所谓汶川地震预报的全过程【42】。
首先,这个所谓的“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更像一帮卖打药的。“与主流科学家不同的一点是:天灾委员会委员们更愿意强调他们使用的是东方的思维方法,继承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观’”【44】。这个委员会就是耿庆国等人把持的,声称在这个委员会发了预告,难免让人怀疑有作弊之嫌。
更要命的是耿庆国没有在国家地震局填写正式预报卡。
“按照有关规定,各地专业地震机构及工作人员和非专业单位及个人在预报地震时必须要填地震预报卡,地震预报卡包括时间、地点、震级等地震三要素内容,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统筹管理”。之所以没填,按耿庆国的解释:“我上了孙士鋐的当!” “我跟他本人反复强调了5月8日是危险点”。
孙士鋐负责管理地震预报卡,对此予以否认:“他不可能说填写预报卡的事”,因为耿得罪了地震局的人。但他承认:“耿庆国给我看了相关强磁暴组合资料, 并提出2008 年5日8日前后10天的发震时间,还指出河北昌黎与重庆两个危险区”【42】。时间对了但地点差得太离谱,不知孙是否记错。
最终可以明确的是,耿庆国在2008年4月底用机密件给国家地震局等部门发出了一份正式预报:“2008年5月至2009年4月,兰州以南至四川、甘肃、青海交界地区,可能发生6~7级地震”。比较前述耿庆国声称的,三要素俱全的准确预报,这个预报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地点上都明显宽泛得多【42】。
“实际上,从2005年5月中旬以来,耿庆国针对四川阿坝州红原附近的7.5级以 上强震的预测,共填写过5张短临卡”。但无一命中,而正好在汶川地震前,他又没填。对此,耿庆国显得有些无奈:‘短临预报的偶然性淹没了我中期预报的必然性’”。汪成民还为他开脱:“耿庆国喜欢把预报失败的案例屏蔽掉,只提成功案例。而他这样做,使得地震局抓住了他的把柄” 【42】。
何必要把柄?判断一个预言家是真是假,只需一条,他的未卜先知是在事件发生前还是发生后发出的,老夫简称为事前决定论,事后说什么都算不得数。从以上资料看,耿庆国的中期预报还是有点名堂。他对大地震可能发生在每年5月中或11月中,红原周围150公里范围内的预判还是比较“神”,是真神,有水平。但他的临震预判很大程度上靠“蒙”,连自己都吃不准,每到正式场合就含糊其辞。他也没法确定大地震具体将发生在哪一年的5或11月,只好年年喊狼来了。一句话,他就像近视眼打靶,看见了靶子的位置却看不清靶心的圆圈。最终,哥留下的只是传说。
这些故事中,老夫比较相信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无论如何,他在唐山地震前有过发出预报的实际行动,在局长门口贴了大字报,这一点应该可以查证。按照事前决定论,他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方,而梅世蓉和查士元则错了。但若只是流于谴责梅查,那我们就是个吃瓜的水平。重要的是为什么海城和龙陵采纳了正确,而唐山偏偏采纳了错误?
看看汪成民下面这个回忆,周恩来对京津地区发生潜在地震的态度。
“1975年3月5日深夜11点多钟,叶剑英办公室来电话询问震情。值班的同志说一切比较正常,只是北京通县麦庄一带发现了一条地裂缝。因为夜里看不清楚,打算明天去落实。仅仅过了半小时,周恩来办公室就来了电话,传达了总理的指示:连夜去调查,弄清楚地裂缝是新出现的还是老的,一定不要等到天亮。总理还说,‘这么紧的事,为什么非等到天亮?晚上看不清,就不能解决照明问题吗?’值班人员向汪成民作了汇报,汪成民连忙安排崔德海带队去了。汪成民便在值班室电话机旁守候” 【41】。据说这是周恩来对地震工作发出的最后一个指示 。国家地震局一直有东派和西派之争,东派主张走群众路线,依靠东方整体性思维;西派主张依靠专家,依靠西方技术和仪器。西派掌权,也可以说是技术官僚派;东派多是在野苦逼,经常号称自己未卜先知又总是遭到压制。其实,在文革结束后,西派在地震预报,尤其是5、6级的中级地震预报中还是取得了一些比较实在的进展。汪成民、耿庆国等人都属于东派,梅世蓉自然是西派。 老夫认为汪在这里是想暗示,由于周恩来明察秋毫,国家地震局的西派领导人无法压制东派的意见,而在唐山地震前,东派的意见却被选择性忽视了。
老夫对东、西两派不持立场,只想说的是,汪成民讲的这个故事暗藏着唐山地震预报失败的真正原因。
---------文革地震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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