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哲学百年：从模仿走向原创（下）
作者简介丨方松华
由“五四”模仿的时代到后来的创体系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空前的大时代，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在“五四”时代曾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五四”时期，反传统成为时代潮流，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态度基本上是持“改造”的倾向，即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来解释中国哲学。这也侧面反映出“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迫切的“救亡与启蒙”意识。以现代的视野来看，他们并非不清楚中西哲学因文明类型的差异同属两大不同的哲学类型，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自有其特质所在，难以融合。但是，由于一种“东方主义”式的文化环境，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对于本土文化感到自卑，认为西方的文化代表着文明和现代，他们寄希望于以西方哲学的立场和方法来评价和改造中国传统哲学。
反思中国现代哲学创体系时代，以张东荪、冯友兰、熊十力和金岳霖先生为代表的创体系时期的中国哲学家，试图以西方传统的本体论哲学的方法来改造和创新现代中国哲学，这无疑铸成了中国哲学的新品格，开辟了中国哲学的新时代。遗憾的是，他们的努力并不成功。一方面，西方传统的本体论哲学本身业已终结并开始解体(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哲学和解释学转向就是明证);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特征乃是非本体论的。借助于哲学界对西方传统哲学研究的深入，我们得以重新反思西方哲学的传统与中国哲学的精神；中西形而上学、哲学形态的比较，越发凸显中国哲学的问题和特质，我们得以告别模仿与“依傍”的时代，创建原创的中国现代哲学。
三、呼唤原创的中国现代哲学
一百多年来，在中国的哲学舞台上匆匆而过的至少有十余种比较著名的哲学思潮和流派，然而，遗憾的是它们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有原创性的思想与学说。在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哲学也曾经有过一个创体系的时代，但是深入的研究表明，那些融合中西方哲学的当代中国哲学家试图依据西方哲学的范式与方法来构建当代中国哲学新体系，因此，创体系的时代最终变成了模仿的时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哲学社会科学也开启了“五四”以后又一个大的时代。特别是哲学八大二级学科的确立，极大地促进了哲学学科的建设，现代西方哲学、美学、国学都曾经兴起过狂风暴雨般的热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古今中外尤其是现代各种哲学思潮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学界风起云涌、相互激荡。
但是正如有学者尖锐指出的那样，“当代哲学具有强烈的‘翻译’性质。而今随着现代技术的加速发展和学术事业本身的推进。广义的‘翻译式学术’的时代就要过去了，也可以说，现在是走出‘翻译式学术’的时候了，当代哲学需要重新定位和定向”。 17更有学者提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困扰了中国学界一百多年，并且至今仍然一再被重提。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同任何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言说都具有本质的关联。问题的难点不仅在于西学渊源的“哲学”一词本身的高度不稳定，而且尤其在于这个外来词是否能够契合于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正当言说。在“中国—哲学”与“中国—非哲学”的对立中，需要深入到形成此种对立的基础领域之中……所谓合法性问题乃是“中国—哲学”对于自身的疑惑。这种疑惑是和中国近代以来学术总体上的“学徒状态”相一致的，而这种疑惑的解除则有赖于学术能够在特定阶段总体上摆脱其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 ，正像问题的根本解决在基础性领域中有赖于历史性实践本身的发展一样。18当代中国哲学的学术、学科、话语体系建设的首要前提是告别“依傍”“翻译式学术”亦即“模仿的时代”，从而摆脱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这就要从反思中国哲学的基础和它的基本精神开始 ，进而呼唤中国哲学的原创时代。
尽管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正在逐渐完备的过程中，但仍需清醒地认识到，当代中国原创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仍然相当薄弱。当代大多学者比较注重学术的功用，在课题申报、学科建设等方面花费精力过多，忽视了哲学作为人类文明传承的功能。回想以往，当近代欧洲工业革命蓄势待发、如火如荼之际，清代学者只在古籍中寻章摘句，考证校勘，整个思想界很少生机与活力。这种风气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哲学思潮则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以及民族精神的开拓，正如胡适所说：这三百年的古学研究“范围太狭，学者的聪明才力，被几部经书笼罩了。况且在这个狭小的范围 里，还有许多更狭小的门户界限”。 19由于清代学者“太注重功力而忽略理解”，20以追求实证、考证校勘为主的朴学引发中国近代思想原创能力的丧失，从器物到思想层面都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所以胡适感叹：这三百年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虽然胡适也推崇中国的先秦名学，但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他认为中国清代的思想内容已不适合时代潮流，无法引领中国社会的发展。冯友兰也表达过与此相同的观点，“清朝人的思想只限于对宋明儒学作批评或修正。但他们的修正，都是使其更不近于高明”。21现代新儒学大家方东美对近代中国的思想批评得更为尖锐，“中国哲学到清初已经死了” ，“所有创造性的思想停止了，到今天三百多年，哲学已经死了三个世纪”。22除了上述的历史原因，当代中国哲学的原创性缺失、哲学流派和哲学大师的缺席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职业的分工所引发的，当代学术越来越成为一种“训练有素”的专业，我们可以将一个哲学家的前世今生研究到极致，但是却缺乏将哲学视为生活理想的那种时代精神和使命感，更不用说天下意识和家国情怀。
中国近代以来建立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大多是模仿西方的学科建设，直到今天仍然有声音质疑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受到西方的影响甚多，尤其是经济学、法学等学科。但是，这需要一分为二的看，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进入中国，为中国的各个层面带来了新的元素，如思想、理念和技术，增强了知识界和理论界的活力。只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生动实践，亟须开创中国本土的哲学社会科学来总结与解读，这无疑要求中国学术界尽快开启原创时代。
中国经济、社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需要精神世界的完善，中国的社会呼唤着当代中国哲学的原创，而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自身也要求具备强烈的本土的自主创新意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和苏联的道路，为理论创新和学术进步提供了较为罕见的现实样本。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23中华民族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定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从哲学上得到提炼，而中国哲学的提炼必定是在中西哲学的比较中完成的。李泽厚先生最近的谈话录用了《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这样富有意味的标题；有学者直接通过中西哲学形而上学的比较，揭示了中国哲学的开端或基点就是对“间”或“间性”的关注和追究。正是这种关注和追究，创发了中国哲学属于中国的基本特质：间性哲学。也有学者有感于“信息文明”时代的来临，提出了“当代哲学或者未来哲学的任务”:在自然人类文明与技术人类文明的转换中，需要有一种“未来哲学”，其使命在于面对被信息技术和智能机器深度改变的世界，为重组各类秩序提供智识上的帮助。也有学者断言，经过一百余年来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哲学观念的突破正处在重大的历史关节点，我们要不失时机，进一步深入开展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为这一人类哲学史上的重大变革做出贡献。
注释：
1周炽成：《荀韩：人性论与社会历史哲学》，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2黄芸曾暗示周炽成的这种发现是抄袭洋人，却不注明。(黄芸：《〈荀子·性恶〉辨》，《国际汉学》第26辑，2014年9月，第275页)林桂榛对周炽成的研究有清楚的了解，为其进行了辩护，认为周炽成没有抄袭日本学人，他在研究时没有足够的条件，“性朴说”是周炽成独立的发现和创说。
3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4，第50—51页。
4蔡元培：《蔡元培日记》，王世儒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45—46页。
5刘念亲：《荀子人性的见解》，《晨报副刊》1923年1月16日。以上蔡元培、刘念亲之论的详细情况，参见林桂榛：《天道天行与人性人情——先秦儒家“性与天道”论考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261—262页。
6参见林桂榛：《天道天行与人性人情——先秦儒家“性与天道”论考原》，第262页。
7林桂榛：《宋本〈荀子·性恶〉全文校注》，《临沂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第44页。
8林桂榛：《天道天行与人性人情——先秦儒家“性与天道”论考原》，第276页。
9近年来这方面的文章较多，据林桂榛统计，较重要的有：孙旭鹏：《荀子人性论：从“性朴”到“性恶”的内在逻辑》，《泰山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54—57页;王军：《性朴、性恶与向善：荀子人性学说的三个层次》，《现代哲学》2016年第1期，第106—111页;陆建华：《性朴、情欲与性恶：荀子人性论的三个层面——兼及先秦儒家人性论》，《学术界》2017年第10期，第199—205页;刘亮：《〈荀子〉“性朴”“性恶”续辨》，《道德与文明》2018年第1期，第42—46页;曾暐杰：《“性朴”即是“性恶”——儒家视域下的荀子人性论之衡定与重构》 ，《邯郸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14—24页。
10林桂榛的看法与笔者的理解非常不同，他认为：“荀子《性恶》篇并非是要以性恶驳性善并立性恶论，而是以性无善驳性善并立性朴论、习伪论。”林桂榛：《“材朴”之性又谓“性恶?——驳为〈荀子〉“性恶”曲辩者》，《临沂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第43页。
1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101—102页。
12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396、399页。
13廖名春：《〈荀子〉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第92页。
14周炽成：《荀韩：人性论与社会历史哲学》，第179页。
15林桂榛：《天道天行与人性人情——先秦儒家“性与天道”论考原》，第300页。
16林桂榛：《天道天行与人性人情——先秦儒家“性与天道”论考原》，“摘要”第6页。林桂榛明确提出：“我不赞同性善论，非因荀子或荀子的思想体系，而是因为我自己首先就认为它不符合事实，它是一种‘附会’或‘强言’，这是我的学理观察、学术叙述。”(林桂榛：《天道天行与人性人情——先秦儒家“性与天道”论考原》，第332页)
17东方朔似乎也赞成这种观点。他说：“就理论的历史事实而论，我们马上可以指出，在先秦儒家中，除孟子主性善说之外，其他儒者并不以性善说立论，亦并无以性善说为正宗，若非要说一个‘正宗’，即告子近之。”“孟子是从道德价值的意义上或者说是从‘人之所以为人’的角度对人性问题的理解提出了一个新的范式(paradigm)，相对于当时一般流行的看法，孟子的观念倒表现出‘截断众流’的性格，‘是一处创见和新说，是一个转进’。极言之，孟子的性善说倒表现出有悖于当时人们对性的一般的了解，此即断无可疑者。”在相应的注释中，他进一步指明 ：“若以先秦乃至秦汉为一时段，即孟子的性善论倒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歧出’。”参见东方朔：《合理性之寻求：荀子思想研究论集》，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第137—139页。
18从伦理心境和生长倾向两个方面解读孔子之仁、孟子之良心，凸显道德根据先在性之重要，是儒家生生伦理学的重要特点。参见杨泽波：《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第二十三节“儒家生生伦理学对仁性的解读”，商务印书馆，2020，第97—120页。
19林桂榛：《天道天行与人性人情——先秦儒家“性与天道”论考原》，第270页;第310页。
20路德斌：《荀子：“心伪”与“大本”——从清儒荀学研究的不足看当下荀学复兴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邯郸学院学报》2017年第9期，第14—15页。
21朱子曾以此为由对象山提出过批评，指出：“伏羲作《易》，自一画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尝言太极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赞《易》，自太极以下，未尝言无极也，而周子言之。夫先圣后圣岂不同条而共贯哉！若于此有以灼然实见太极之真体，则知不言者不为少，而言之者不为多矣。何至若此之纷纷哉！”陆九渊：《陆九渊集》附录二《朱熹答陆九渊书》(五)，中华书局，1980，第552页。

贴主:wangguotong于2025_02_06 0:48:25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