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哲学百年：从模仿走向原创（上）

作者简介丨方松华

摘要

尽管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举世瞩目，但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并没有荣膺引领时代的先声。当代中国哲学不仅与先秦中国哲学的原创时期思潮蜂拥、学派纷呈的子学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就是与近代“五四”古今中西各种思想激荡、精神高昂的时期也相去甚远。结束“五四”以来对西方哲学的“依傍” ，深刻反思中国现代哲学的创体系时期，进而告别模仿的时代，开启繁盛的中国原创的哲学新时代，乃是当代中国哲学学术、学科和话语体系建构的紧迫任务与未来图景。

一、告别中国哲学模仿的时代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与方式开启的现代化道路以及人类新文明的探索为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契机。学术思想重构特别是中国现代哲学如何出场即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一大议题。近百年来，中国的各种思潮迭起，但是大多在历史中惊鸿一瞥，匆匆而过。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代表“现代”的学术思想资源大多是西方的舶来品，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思想界始终没有很好地建立起立足于中国传统、中国实际的话语系统，更遑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思想。究其原因，“哲学”这一学科从名称到范畴再到体系，无不烙有西方学术的印记。

之所以说近百年来是一个“模仿的时代” ，是因为中国近现代的哲学家开始编写中国哲学史或者说中国近现代的哲学家试图构建中国现代哲学新体系时大都“依傍”西方哲学，因为从形式上来说中国学术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都是一些学案类的平行的记述，所以蔡元培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序中说：“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1胡适编撰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既是他的成名之作，也是中国哲学史作为学科的开山之作。胡适致力于用现代学术方法特别是借鉴了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在《导言》中他根据西 方哲学史的写法，不仅定义了“哲学”的概念，还阐述了哲学的门类，哲学史的种类，哲学史的目的以及研究方法；特别是他系统地比较了东西两支哲学，论述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位置”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站在中西哲学两大学术背景下展开的，不难看出，当时的这种中国哲学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主张也相当强烈。但是，基于“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高呼“德先生”和“赛先生”，中国哲学和哲学史体系明显带有模仿西方的特点，所以金岳霖评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这本书乍看上去像是一位外国学者写的。2

胡适以后，比较著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是冯友兰的那部“神游冥想与立说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 (陈寅恪语)的《中国哲学史》(上下篇)，在书中，冯友兰将中国以往的哲学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两大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冯友兰又开始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的写作，在该书中，冯先生将哲学定义为“人类精神的反思”，这和其早年的“哲学之目的即在确定理想人生”有着很大的区别，标志着他对西方哲学理解的深入。按照西方对于一般哲学学科的分类，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开篇中曾经将哲学分为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而其中每一大部分又复分两部。宇宙论的两部是：一研究“存在”之本体，及“真实”之要素者，此是所谓本体论(ontology);一研究世界之发生及其历史，其归宿者，此是所谓宇宙论(cosmology)。冯友兰按照他建构的“新理学”体系，将共相与殊相、一般与特殊这样真正的哲学问题作为基本线索，贯穿他的整个哲学史研究。“共相与殊相，即普遍与特殊，是结合普遍概念中的重要问题之一，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建立在普遍概念基础上的。冯友兰正是试图在这个层面上去写《新编》的。他试图在中国哲学中找出普遍概念，又以共相与殊相为重要问题写他的《新编》。 这说明，他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在不断加深。他的《新编》这种写法也说明，他‘依傍’西方哲学更紧密了。那么，这样写出来的中国哲学史的‘哲学’性质是否得到展示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哲学，中国哲学史是不能依傍西方哲学去建设的。越是依傍得紧，就越是揭示依傍是行不通的。冯友兰的这部《新编》恰恰提供了一个样本。”3尽管冯友兰自述继续写《新编》的时候，“不依傍别人”。为什么不能依傍西方哲学来写中国哲学史，我们将在反思创体系时期的中国哲学中重点论述，但是，我们告别模仿的时代，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引进西方哲学，因为无论是“依傍”还是“模仿” ，我们的根本目标是致力于确立和建构中国哲学。历史上，佛学自东汉传入中国后，经过数个朝代，才使中国化的佛学从创建到成熟。这一点陈寅恪看得很清楚：“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4中国佛教中的禅宗便是中国本土化最好的例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是如此。中国哲学本土意识的重塑，当务之急仍然是一方面要真正吸收、融合西学，另一方面则要致力于原创的中国现代哲学的创作。

二、反思中国现代哲学的创体系时期

五四以降，中国现代哲学界经历了现代西方各种哲学思潮的洗礼：如实证主义、唯意志论、生命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等。各种西方的哲学思潮纷纷涌入中国的思想界，“五四”思想界这种空前规模的“学理输入”就如冯友兰先生当时所说：“自从本世纪以来，他们重新审查、估价的对象……欧洲、亚洲各个伟大的心灵所曾提出的体系，现在都从新的角度，在新的光辉照耀下，加以观察和理解。”5

近代以来，以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为核心的西学东渐，给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来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冲击。中国学术的传统分类，是根据目录学来标注的，主要有“经”“史”“子”“集”四个“部” ，“部”下有“类”，“类”下有“属”。在西学进入中国之前，中国并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体系与门类，一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仍然是主流的意识形态。而西方理论界根据研究对象的内容及性质将知识分为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三大类，大类下面又有各分类，层次分明，其细致度是中国无法比拟的。西方的学科体系大规模进入中国大约是在十九世纪中期 开始的，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世界通过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的国门，除了将西方的商品带来中国外，也通过各种媒介带来西方的新知识。而古老的传统中国在屡战屡败以后，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 ，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推行洋务运动，希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近代工业和军事装备以达到强国的目的。但是这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式过度拘泥于器物的层面，而忽视了在现代思想上的建设，即使有一些思想层面的知识进入中国，亦未受到重视。“五四”以后，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为标志，不断完善学术规范，传世的经典著作也一一面世，一批大师级的学 者享誉国内外，共同铸就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段思想复兴的璀璨历史。经历了“五四”思想激荡之后成长起来的现代中国哲学家们大多贯通古今、融会中西，这就铸成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创体系时代，产生了“多元认识论” (张东荪)、“新理学”(冯友兰)、“新心学”(贺麟)、“新唯识论”(熊十力)等等这样融合中西哲学的新哲学体系，而且还有浓厚西学意味却是中国哲学名称的《论道》(金岳霖著)的问世。

中国现代第一个试图建构自己哲学新体系的哲学家张东荪，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即已经开始深入研究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他对柏格森、怀德海、胡塞尔、弗洛伊德、皮亚杰等现代西方哲学当时的热门均有所涉猎，并且能够对这些哲学思想提出自己独特的批评性见解。张东荪融合了中西哲学和现代自然科学的诸多元素，形成了“泛架构主义”的宇宙观。在创体系初期，张东荪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当时哲学尤其是宇宙论的新潮流已经由质料主义走向架构主义，由宇宙观进而到认识论，“多元认识论”则是张东荪哲学新体系的主体部分。张东荪虽然开启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创体系时代，但是仔细考察，张东荪创建的哲学新体系大体上还只是对于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模仿，也正因此，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张东荪自己就将其抛弃并重新建构一个独立的知识论体系。但是，张东荪对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方法的强调以及对纯粹哲学的重视在创体系时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他从语言、逻辑、范畴等方面开展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至今仍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些开创性的研究工作，获得了当时哲学界广泛的好评：“中国哲学在五四时代才开始其古代哲学地否定，现在固然没有坚强的近代体系，然而已在建设之中了。” 6处于世纪之初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试图重建中国的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有着反传统的明显特征，但又不是完全的西方化。

如果说张东荪的新哲学体系是从模仿和“依傍”西方哲学体系入手，特别是深入到西方哲学的核心部分，那么，冯友兰的“新理学”则更多的是形成于中国的传统哲学。其实，冯友兰才是创体系时期或者说模仿的时代的典型代表。从 1939年到1946年，冯友兰出版了“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事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可以看到，冯友兰的思想也带有同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一方面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程朱一派的宋明理学);另一方面也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从而构建了融贯中西的新的哲学体系。冯先生断言“新理学”乃“最哲学底哲学” ，如在《新理学》中详细叙述了中国哲学中的直觉主义和西方哲学中的逻辑与语言分析；在《新原道》里则强调对中国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在《新事论》中又论述了当时的社会实际和文化问题；《新事训》《新原人》则更多地注重人生观和伦理学；而《新知言》则阐述了方法论问题以及“新理学”与现代世界哲学的关系问题。

冯友兰的“新理学”是中国现代创体系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但是它实际上是借鉴了西方哲学本体论的思路和方法建构起来的，并不符合中国哲学精神，因此洪谦曾批评说冯友兰的玄学与西方的“维也纳学派”有重合之处。 7冯友兰这一套融合“中外”的做法，不仅没有超越“维也纳学派”的研究视野，并且也没有超过传统的中国玄学，其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次有中国学者试图用西方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解释中国的玄学。但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关于玄学的方法问题”，若“应用冯先生所谓形式主义的方法，则似乎有失去玄学这个伟大意义的危险了”。8

在创体系时代，金岳霖堪称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他的《论道》《知识论》和《逻辑》这些“体大思精” (冯友兰语)的著作，铸成中国近现代哲学的经典之作。创体系时代中国哲学家对形而上学和纯粹哲学的追求，从张东荪开始，经冯友兰到金岳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在金岳霖的哲学体系中，已经不仅仅只是试图模仿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而是旨在创立中国哲学的本体论。

金岳霖自述《论道》谈的是“超现实的思想” ，属于纯粹哲学(元学)的范围，它试图构造的是形而上学的体系，“这所谓思想不是历程而是所思的结构”。9金岳霖很早就深刻地指出了西方传统哲学“本体论”的特质，即“普遍哲学”是一种“空架子”的说法，“我们的问题是把实质除开外，表现于这种思想之中的是否能代表一种空架子的论理。如果有一种空架子的论理，我们可以接下去问这种论理是否与欧洲的空架子的论理相似。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论理当作普遍的论理”。10金岳霖先生在这里所讲的“元学”“普遍哲学”是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或者本体论部分， 而《论道》也正是根据这种哲学形态所建立起来的纯粹概念与思辨的哲学体系。

《论道》是纯粹概念与思辨的哲学体系，金岳霖自述：“它的任务是把基本的概念整理出来，调和起来……使所有的基本概念成为一套形而上的思想体系。” 11这无疑铸成了金岳霖哲学体系的特征之一，它是绝对概念的建构和推演，在纯粹思想的领域，“我们底范畴都是概念，而我们底概念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形容作用，另一方面是范畴作用”，“概念不仅形容所与而且范畴所与”。我们不妨进一步追问，论道的体系是如何把基本的概念整理出来，调和起来，并建构起一套形而上的思想体系?金岳霖这里所使用的方法是逻辑的方法，金岳霖认为：“近来受奥人维特根斯坦与英人袁梦西底分析才知道，逻辑命题都是穷尽可能的必然命题。这样的命题对于一件一件的事实毫无表示，而对于所有的可能都分别承认之。对于事实毫无表示，所以它不能假；对于所有的可能都分别承认之，所以它必真。” 12显然，金岳霖的《论道》已经进入了纯粹概念和思辨的领域，而“从逻辑这一方面着想，任何世界，即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只要是我们能够想象与思议的，都不能不遵守逻辑”。13(《论道·绪论》)这里，金岳霖建构哲学体系所使用的逻辑的方法，即是“本体论”哲学这一西方传统主流哲学的基本方法，这种纯粹概念与思辨的哲学体系以及绝对概念的推演与逻辑的运用在传统中国哲学中比较少见。诚如冯友兰所说：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并不是凭空创造一个新的中国哲学，那是不可能的，“新的中国哲学，只能是用近代逻辑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使那些似乎含糊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14

冯友兰、金岳霖等先生用西方哲学的范式与方法建构新的中国哲学，在创体系时代，成为一时的风尚，就连熊十力这样的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也按西方哲学的分类方法将哲学划分为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和认识论四大类，熊十力也坦承，这种西方哲学的分类方法“在中国哲学上向无此等分立之名目。但就哲学家用力言，实应依上述四类，分别去参究”。 15而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体系就是按照上述四类，“融贯华梵之形而上学思想，而自成一体系”。16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运用辩证法将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认识论等熔于一炉，而且内容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因此，新唯识论体系也是一个文化问题，代表着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看待以及如何继承传统文化，也因此，熊十力被视为现代新儒学的精神象征。相较熊十力和冯友兰而言，贺麟先生的“新心学”是“新儒家”思潮第一代中较晚出现的学者，以 1941年《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为标志。虽然贺麟先生出版了《文化与人生》《近代唯心论简释》等著述，但是相对新理学、新唯识论来说，“新心学”并没有建构一个完整、宏大的哲学体系，所以，在创体系时代影响也比较有限。同样，那个时代以后还有许多的学者提出了各种颇具原创性的哲学思想和观念，比如李达先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开始了马克思“实践的唯物论”的深入研究，二十世纪末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以及晚近的冯契先生的“智慧说三篇” ，都堪称在中西马的对话中自成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