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太极巷的火光（下）

  发现了叫花子郭鼎

5月9日，距离“四九纵火案”发生已有整整一个月了，侦查员却还没有查摸到有效的线索。这天，专案组民警个个心情沉重，大家聚在一起重新分析案情，年龄最大的侦查员老裴提出是否可以改变侦查方向，放弃对煤油的追查，改为对那个装煤油的“美孚”油桶的调查？

这个建议获得了赞同，于是立马行动。专案组五人分别下到各区，由派出所将管段内的保甲长和治安积极分子召来开会，侦查员当面向他们布置了调查任务以及如何调查。一张筛查“美孚”油桶的大网在福州全城撒开了。

筛查空油桶之法，在六十年后的今天看来可能令人匪夷所思，但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老百姓贫穷，凡是可以重新利用的东西，家家户户都会留作他用，这是那时的一种社会风尚，传统美德。像“美孚”空油桶这样的金属容器，更是会受到重视的。家里有一个空油桶，可以用来盛米，存笋干、鱼干、菜干之类的干货，也可以拿到白铁匠那里去改制成其他家用器皿。而那个时候，邻里各个家庭互相之间几乎没有私密可言，“家有金银邻有秤”，家里有些大大小小什么东西，通常是瞒不过邻居的。因此，哪家曾经有过一个“美孚”油桶，现在忽然不见了，那是很容易被发现的，想瞒都瞒不住。

专案组五位侦查员每人一个区，收集通过派出所陆续报上来的各保各甲的查摸情况，每发现一个疑点，就和派出所户籍警一起前往了解。这样一连工作了五天，每人都收集到了若干个疑点，但一查之后都排除了。通常都是邻居反映某家有过一个油桶，是用来盛米的，一直放在客堂里的，最近不见了，米就放在布袋子里在客堂原先那个位置搁着。于是就登门去了解，结果原来人家是把油桶送白铁匠那里在改制水桶了。

如此忙碌了一阵，都是白白折腾。直到8天之后，侦查员才获得一条被认为可能有价值的线索：台江区仓房街有一位姓胡的白铁匠反映：4月初，他的摊头上被偷窃了一个“美孚”空油桶，他怀疑是一个名叫郭鼎的男子偷窃的。

郭鼎是何许人？这是一个三十岁的二流子，福州人，以前在码头上给把头当差，已婚，无子女。抗战胜利后那个把头因其汉奸罪行被老百姓打死了。当时也殃及郭鼎，他在外面逃了一年多才回来。没有技术，又不肯卖力气，就只有当二流子的份了。两三年下来，郭鼎在福州、尤其是台江区以偷蒙拐骗、吃喝嫖赌而闻名，但却都不够蹲班房的份，因此，解放后公安局也就没去找他。福州解放半年多来，郭鼎偶尔干干临时工挣点小钱，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外游荡，只要有合适的捞钱机会，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下手。据胡师傅说，清明前，郭鼎曾去他的摊头上坐过两个钟头，闲磕牙瞎聊天，结果一转身的工夫就少了一个空桶。那是人家送来委托他加工畚箕的，无奈之下，只好用自己掏钱买来的白铁皮给人家加工了两只畚箕作为赔偿，还得说好话道歉。

侦查员老裴、刘大榜随即就去找郭鼎。这主儿正在自家院子里劈柴，见来了两个身穿制服的警察，脸上似乎一惊，马上放下斧子，说到屋里拿板凳请你们坐。老裴说你也坐下，我们有话要跟你谈谈。事后，老裴对于这种说法有些后悔，因为郭鼎点头称是之后就进屋里去拿凳子，哪知就此一去不出来了——原来这屋子有后门，他进去之后就打开后门溜了。

不过，这一溜也可以说明郭鼎心里确实有鬼。于是，专案组立即全体出动，四处查访郭鼎的社会关系。邢大建说再见到这主儿时，就不是谈话不谈话了，直接拘捕就是了，有话进了局子再谈。当时，不单是专案组，就是他们的领导，也都认为纵火案犯十有八九就是郭鼎了。估计只要找到此人，“四九纵火案”大致上也就破获了。

像郭鼎这样的家伙，社会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专案组用了好几天时间才大体上查清了跟其交往的几类人员。当时的福州还不算怎么大，但也够五个侦查员跑的了。之后足足查访了十来天，最后终于在小桥区的一个乞丐堆里发现了已经当了多日叫花子的郭鼎。

侦查员终于松了一口气，可是，讯问下来却是一场空欢喜：郭鼎承认他确实从白铁匠胡师傅那里偷了一个空油桶，但那油桶应该还在——他以两包香烟的代价换给了鼓楼区北江里开烟纸店的张歪嘴了。

侦查员找到张歪嘴一问，证实了此事。把那个已被张歪嘴作为保存货物的容器的油桶拿到胡师傅那里去，后者说正是他摊头上失窃的那个。

邢大建面对着这个结果，只有长叹一口气的份了。

当时，侦查员不知道，真正的线索，再过五天就要出现了。

大雨让“马牌”露了馅

1950年6月14日，一个名叫包冲的男子从厦门来到福州。包冲是福州郊区林森县人，以打拳卖伤药为生。他在台江区江中路太极巷有一个堂弟，两人关系很好，包冲只要到福州，必去太极巷堂弟那里坐坐。这次，他照例去太极巷，哪知走到江中路就发现这里已是一片废墟。一番打听后，包冲找到了被政府临时安排在一所祠堂里居住的堂弟一家。

堂兄弟见面自有一番感叹，堂弟是茶馆跑堂，职业的原因使他的消息非常灵通，跟堂兄交谈中他说到了太极巷是纵火案的起火点，公安局正在调查纵火案犯云云。包冲听着忽然说了一个情况：4月8日，他去厦门前一天的下午，曾到太极巷堂弟家去过，进巷子时跟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子劈面相遇。这个男子，包冲对其有点印象，因为解放前一次他在城隍庙前卖膏药时，曾经遭到过一伙流氓的捣乱，记得其中就有那人。包冲说此人肯定不是善辈，会不会纵火案跟其有关？

堂兄弟俩越说越觉得可疑，于是就去派出所反映了这一情况。

太极巷是一条断头巷子，如果那人去太极巷并非是走亲访友，那就真有可能是为纵火而踩点。

于是，专案组去了江中路，会同派出所走访了分散暂居于附近的原太极巷居民。走访了所有人家后，排除了那人去太极巷走亲访友的可能，于是，此人就成为一个值得怀疑的目标。

专案组跟包冲谈话，了解到一个细节：那人所骑的是一辆七成新的蓝色自行车，车前车后都有着一个电镀马头形铭牌。侦查员走访了车行修车师傅，得知那是英国“马牌”自行车，国内很少有人拥有，福州地面那就更少了。那个师傅修了十来年的自行车了，还没有接触过。

邢大建听了窃喜：越少，就越容易显眼，这应该是一条比较容易查摸的线索。

专案组去了市局，查了国民党警察局留下的自行车牌照档案，查到了三辆“马牌”自行车。随即按照档案里的住址又顺利找到了三个车主，前两位的自行车都已破旧，跟包冲看到的那辆不符，第三辆车侦查员却未能见到。怎么着？车主说自行车已经丢了。几时丢的？3月21日，当时向小桥公安分局报了案的。

小桥分局证实了车主的说法。但专案组对这一好不容易才查摸到的线索不肯轻易放弃，还是对车主4月8日夜间的行踪进行了调查，最后排除了其作案的可能。

线索又断了。这下，专案组人人都着急了，这个案子接手已经两个多月了，到现在竟然没有一点眉目！邢大建主持开了一个会，众人议下来，决定抓住“马牌”车不放，继续查下去。既然“马牌”车罕见，那就盯着这种车查！侦查员分头去了市区5个分局下辖的21个派出所，请求协助调查。

各派出所积极协助，立刻布置户籍警下到街道找保长、甲长进行布置，规定每日一报，不管是否查到情况，都必须去派出所报告。

如此如同过筛子样的全城各保各甲过了一遍，终于查摸到了七八条线索，都说是有什么什么人骑过蓝色自行车，至于是不是“马牌”车，那就不能肯定了，反正是外国车那是肯定的——那时国产车还没有问世呢。专案组于是就着手一一追查，但一个个对象接触下来，都使人失望：承认骑过蓝色车的，那车都找到了，但没有一辆是“马牌”；不承认骑过蓝色车的，查了案发那个时段的行踪，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下，邢大建感到头懵了，自己问自己：这案子往下该怎么弄？

就在这时，鼓楼公安分局报来了一条新的线索：该区斗池路有一个名叫吴宝轩的男子，有人反映曾经在大约4月上旬看到过他骑着一辆蓝色“马牌”自行车在马路上转悠过。

邢大建问：“确实是‘马牌’吗？”

“没错！反映人是修车师傅，识货。”

“那个吴宝轩是干什么职业的？”

“无业。解放前是个流氓，干过贩卖壮丁、诈骗钱财之类的歹事，去年11月曾被我们关押过，本来是要处理的，但他检举了几条线索于我们破案有用，根据政策就把他释放了。”

专案组讨论后，决定先对吴宝轩最近的情况进行一番秘密调查。一调查，有点吃惊：这人最近经济情况反常，本来一向寅吃卯粮捉襟见肘，现在忽然变得特别有钱似的到处胡花，不但购买了衣服、皮鞋，还隔三差五地去饭馆豪饮海吃，还跟数名暗娼有染。

这就可疑了，那就接触一下吧。专案组去鼓楼分局查了查去年拘留吴宝轩时的卷宗，决定以重新审查的名义将其拘留。拘人之后，随即对吴宝轩的住所进行搜查。吴宝轩有两处住所，都在鼓楼区，一处在孝义巷，那是跟妻子儿女一起住的地方；另一处在法海路，是其在武汉经商的舅舅的产业，委托其看守的。专案组对这两处住所都进行了搜查，没有发现什么。

对吴宝轩进行了几次讯问，他不承认自己骑过“马牌”自行车。对于案发时间的行踪，他说在其法海路的那处住所睡觉，还振振有词似的向侦查员“请教”：深更半夜不在家睡觉，我是有毛病吗？

这样，案件进入了僵持状态。但由于吴宝轩不能提供“不在现场”的证明，所以不能放人。

正当专案组通宵达旦开会讨论如何走下一步的路时，这天晚上下了一夜的大雨。这场大雨是吴宝轩的克星，他的末日来临了——

法海路那里吴宝轩舅舅的那份房产，是一幢有着五间平房、前后都有院子的住宅，四周围着竹篱笆。这天早晨，派出所户籍警小朱上班经过该宅院时，看见一群上学路过的孩子聚在后院竹篱笆边向院内观望，还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什么。小朱是知道吴宝轩已被拘留的，昨天还参加了对该宅院的搜查，此刻见状不禁感到奇怪，寻思一幢空宅里还会有什么值得观望议论的事儿？于是自然要驻步一看。

这一看，就是一个激灵：后院一处地面上，露出了一辆蓝色自行车的半截车身！

专案组闻讯赶到，起出车子一看，正是“马牌”！而且还另有收获：埋自行车的那个坑里，还发现了一个铁盒，打开，内有25两黄金！

在证据面前，吴宝轩不得不招供——

1950年2月18日，以前跟他熟识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郑海棠、郑秋桂找到他，以30两黄金的代价让他在福州市内纵火，并许愿事成后若有暴露危险时可接其撤往国民党统治的白犬岛任职。吴宝轩见利眼开，一口答应。根据“二郑”的指示，吴宝轩不必多操心，一切听他们的安排就是。“二郑”物色了纵火地点之后，在4月6日晚上给吴宝轩送来了那辆“马牌”自行车、一桶煤油和一件特务专用的点火仪，命吴宝轩于4月8日夜间到江中路一带棚户区下手纵火。吴宝轩受命后，于4月7日、8日两天连续去江中路踩点，最后选定了太极巷作为纵火点。

“二郑”交给吴宝轩作案工具时，关照过作案之后必须把自行车、点火仪都扔掉，但吴宝轩舍不得把自行车扔掉，就自作主张把车骑回法海路住所，连同25两赏金(5两作挥霍用)一起埋在后院。没想到心急慌忙之中埋得太浅，一场大雨就让“马牌”露了馅。

1950年9月29日，反革命纵火犯吴宝轩被福州市军管会判处死刑，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