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距離閱讀《詭畫連篇》太近了，在看《我在億萬豪宅當保姆》時，我不禁暗自期待（又有些擔憂）這些白富美雇主會不會藏有什麼陰謀，搖身一變成為誘拐殺人的瘋子。會有這樣的感覺，是因為這本看似社會觀察的經驗書寫，儘管筆觸風趣幽默，卻無法掩飾一位懷抱夢想的紐約上流社會保母所面臨的危機感。這份危機來自墜落的恐懼——每個月房租加學貸底價約八萬台幣，該如何不屈服於年薪兩三百萬的保母工作？
不是說保姆就是比較差的工作，我是指對一個願意背學貸拿到編劇學士，但影視作家夢連邊都還沒沾到的大學畢業生來說，保母所付出精氣神的代價，很難累積成編劇夢想的雛形。好在我們手中已經捧著這本書，顯然六七年的保母經驗不但沒有殺死這女孩的夢想，還確實成了一次漂亮的補籃得分（作者史蒂芬妮中學是打籃球的）。
曾聽友人與伴侶討論小孩的教育規劃。那段對話當時讓我最驚訝是，部分有錢人的思考模式除了裙帶關係沒有別的可能。伴侶覺得A小學比B小學好的原因，是因為A小學的學生來自「真正的有錢人家題」，這些同學將成為孩子一生的人脈資源。這種想法顯然源於此人成年後的生存方式——各種短暫的創業、投資都在這個「圈子」裡運作（並且成為他的主要工作。若這也能稱之為工作的話）。
當時我腦中想著，如果從小我被父母灌輸人生成敗取決於跟什麼朋友往來，而非教導我如何克服困難，學著自己去完成目標，那我此生最擅長的大概就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本事了。更可怕的是，我可能從小就習慣用財富地位分類他人，盲目崇拜權勢。雖然在《我在億萬豪宅當保姆》作者主要書寫社會貧富落差的殘酷現實，她與有錢人的接觸經驗甚至讓她逐漸減少想要生育的意願，但在經濟壓力與原生家庭問題的夾擊下，她仍不免羨慕那些天生握有一手好牌的人。
作為台灣的專職創作者，每年重複為了幾萬塊拼寫大小的企劃書，看著放榜名單找不到自己而焦慮時，難免也想著要是能有個強大的金庫後盾該有多好。但每次與富人們短暫相處後，我沒有一刻渴望誕生過（或嫁入）那些可以隨手梭哈的家庭。我覺得那更像一個實驗室會把身體許多神經完全抽掉——人與人之間一種本質的關懷與共情會慢慢消失，儘管他們也會關注選舉、政治、戰爭，也只是因為跟他們的股票資產有直接的關係。疫情期間最能體現這點：他們有能力讓孩子維持正常社交，或是逃往安全地帶。當史蒂芬妮決定辭去保母工作時適逢COVID-19爆發，她目睹了最赤裸的人性：富人指使年邁幫傭冒險搶購物資，解雇必須通勤的員工，只有極少數雇主願意讓員工待在家中卻持續支付薪水。
身為白人且擁有大學學歷的史蒂芬妮，在保母市場上極受歡迎。她幾乎是後知後覺到自己的種族優勢——不苟言笑的瑞典媽媽願意與她閒聊，隨團度假、開雇主的保時捷也成為白人保母的特權。這些細節雖然輕描淡寫，卻令人不禁深思非白人保母的處境。
撇開窺探紐約上層社會運作的獵奇心態，這本書裡有個幽微的東西最吸引我。史蒂芬妮其實最想寫的不是保姆經驗帶來的價值觀震撼，而是她如何在屈服中不斷校正。她在篇章中穿插著自己的童年回憶與教育環境，在一個需要領救濟金的家庭成長，啟智班讀了好幾年，智能發展比同齡慢了一大截。這樣不被看好的孩子卻因為愛上打籃球而拿到獎學金，之後進入私立女校（雖然重讀一年），交到富有但不歧視她的摯友，甚至意外發現自己寫作的慾望，最後貸款完成學士學位。相較於她把屎把尿的孩子們未來的模樣，「史蒂芬妮會變成什麼樣子」才是有故事性的可能。她不僅成為暢銷作家，更擺脫虛榮心搬到紐約較平價的區域，放棄高薪保姆工作，接受朝九晚五但能兼顧創作的生活，繼續追逐編劇夢想。妥協可以成為一場行為藝術，最終是學會在有錢人之間當一個有尊嚴的窮人。
我在億萬豪宅當保母：一個底層女孩在頂層社會的窺奇與學習 (電子書)
女兒房
鄧九雲
演員、作者。戲劇作品遍佈中港台，跨足電影、電視與劇場，近年致力將自己的小說結合戲劇呈現，創造新形式劇場。文字著作Little Notes系列：《Dear you, Dear me》《Dear dog, Dear cat》、《我的演員日記》、《用走的去跳舞》、《暫時無法安放的》、《最初看似新奇的東西》、《女兒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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