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生命

　　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是二十世紀思想家中最重要的成員之一，其所撰寫的《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為二十世紀政治哲學以及政治學領域的經典之作
，而她諸多作品中的原創性思想更廣為引用。

　　《心智生命》（The Life of The Mind）是鄂蘭最後遺作，以更為哲學性的思維探討人類的三種心智活動：思考、意志與判斷，隱約呼應著大哲學家康德(Kantian)的三大批判理論：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以及判斷力批判。全書分為上卷〈思考〉及下卷〈意志〉兩個部分，上卷最初是1972年鄂蘭在英國亞伯丁大學(University of Aberdeen)的季佛講座 (Gifford Lectures)的演講，參加此講座的演講者皆是鼎鼎有名，如杜威、柏格森、維廉．詹姆斯、懷德海等人；下卷〈意志〉的開頭也是在同一場合所發表的演講，兩卷在作者漢娜‧鄂蘭過過世後，後由瑪莉．麥卡錫 (Mary McCarthy)以好友兼文學遺產執行者的身份，於1978年將手稿整理付梓。在這部著作中，鄂蘭不同於其他政治理論方面的著作，審視「思想」並再度回歸到哲學上的思考，探究思想在當代生活中的各種面貌—— 認為「思想」這件事，是人最基本的心智活動，亦即思考、意志與判斷。鄂蘭在「行動世界」的框架裡進行哲學探索，探討思想是否能夠增益人的行動、明辨真理、分別美醜的能力？

　　《心智生命》是鄂蘭一反過去關注外在事務，轉趨內在哲學的思考，是她留給後世少見的寶貴哲學遺產，不僅是鄂蘭的另一本重要著作，更可視為她對自身思想的最終結論。


 

作者簡介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

　　1906年出生於德國的政治哲學家，曾師從海德格與雅斯培，在納粹統治德國時移居美國，一生關注猶太民族的命運，積極支持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拯救猶太文化。鄂蘭著作豐富，當中《極權主義的起源》奠定了她政治哲學家地位，並一度成為左右美國學術潮流之思想家，是近代重要的女性哲學家之一，影響了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的政治理論和政治哲學研究。她的作品包括《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在過去和未來之間》（Between Past and Future）、《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論革命》（On Revolution）、《黑暗時代群像》（Men in Dark Times）、《論暴力》（On Violence）、《共和危機》（Crises of the Republic）、《康德哲學講座》（Lectures On Kant's）、《責任與判斷》（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政治的承諾》（The Promise of Politics）、《心智生命》（The Life of the Mind）等，當中最為世人熟知的部份是處理權力和邪惡的本質，以及有關政治、直接民主、權威和極權主義的著作。

譯者簡介

蘇友貞

　　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比較文學碩士，密蘇里大學聖路易校區管理資訊系統碩士。曾以映鐘筆名發表過小說， 詩及散文。譯作包括 《女哲學家和她的情人 – 漢娜.鄂蘭和馬丁.海德格》、小說選集《知更鳥的葬禮》。近作見於中國大陸 《萬象》 雜誌，《讀書》雜誌，《三聯生活周刊》，台灣《當代》雜誌，及美國 《聖路易新聞》， 英文小說發表於 《Other Voices》，《River Styx》 等美國文學期刊。

 

我為這個系列講座所訂的題目「心智生命」聽起來很浮誇，而要談論「思考」這樣的主題，對我而言又似乎有點僭越，因此我認為，與其在開頭一味地道歉，不如先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當然，這個題目本身並不需要任何辯解，尤其是放在季佛講座（Gifford Lectures）這樣聲譽卓著的框架內。使我不安的是，如今要演繹這個題目的竟然是我自己，因為我從無成為「哲學家」的野心，更無意自謂是康德所界定的「職業思想家」（Denker von Gewerbe）。所以我必先自問，是否該把這個題目交回到專家的手裡。要徹底地回答此一問題，我首先必須明白陳述，自己為何會從安全的政治哲學理論領域裡跳出，貿然進入這些令人生畏的議題裡。

從現實經驗的層面來講，我對心智活動的關懷有兩個不同的起源。最直接的刺激，是旁聽艾希曼（Eichmann）在耶路撒冷受審的經驗。在報導該事件時，我用了「邪惡的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這個詞。在這語彙的後，我其實並沒有任何足以支撐這語句的命題或信條，我只是隱隱地覺得這個詞與我們傳統中（不論是在語意、宗教或是哲學的層面上）對邪惡的思維是背道而馳的。在我們既有的認知裡，邪惡總沾帶著魔鬼性，它是撒旦的化身，「從天堂墜落的光明」（〈路加福音〉10:18）；或是墮落天使路西法（Lucifer）――正如詩人伍納慕羅（Unamuno）所說：「魔鬼也是天使。」它最大的罪過是驕狂（「和路西法一般的驕狂」），而「驕縱狂傲」卻是最優秀者才可能具備的特質：他們不願意侍奉神，他們要成為與神同等的存在。我們也一直認為邪惡的人是因嫉妒而生惡念，他們怨恨事不順遂並非出於己過（如理查三世），或如該隱之怨，該隱殺其弟亞伯，是因「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物，卻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邪惡也可能肇始自懦弱（如馬克白），或是出自對純粹良善的強烈恨意（如依雅各〔Iago〕所說：「我恨摩爾人。仇恨是我的座右鉻。」或如克拉賈特〔Claggart〕痛恨比利．巴德〔Billy Budd〕「野性」的天真，被梅爾維爾〔Melville〕形容成是「本質上的墮落」），邪惡還可能是來自萬惡之源的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