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资讯 | 重庆两项考古发现入选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

在《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中，专家这样评价着在重庆大地上出土的这两个考古遗址：南宋后期为了抵御元军南下，宋元山城防御体系被构筑起来，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重庆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揭示了这一体系的中枢神经。蒙古三次西征，横扫欧亚大陆，但是在川渝地区却多年受阻，也可以说，宋元山城的防御体系，延长了南宋国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一座座建于山峦之上、江心之中的宋元山城，用自己残存的“躯体”记录了怎样的辉煌历史？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袁东山说，宋元山城兴起的背景是源自蒙古帝国的崛起与对外扩张。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接连发动三次西征，南宋王朝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在守江、守淮、守河三种战略选项中，南宋最终选择了守江。而川渝地区的宋元山城，正是这一战略决策的具体实践。

川渝宋元山城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丁亥之变”“阔端入蜀”“余玠主政”“蒙哥亲征”及“降元毁城”五个关键阶段。

该防御体系以长江、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六大水系为天然屏障，以重庆为核心据点，构筑起四川盆地的坚固防线。钓鱼城在元军的猛烈攻势下屹立不倒，直至1282年才无奈投降。

目前，已发现的113座宋元山城中，约80座为南宋所建，这些要塞巧妙利用地形优势，扼守水陆交通要道，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形胜思想的智慧与魅力。

宋元山城，作为南宋为抵御元军南下而在川渝地区精心构建的军事防御体系，不仅深刻体现了元军“以山制山”的战略意图，其影响力更跨越川渝，延伸至陕南、甘南、贵州乃至福建等地。

说起合川钓鱼城范家堰衙署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袁东山说，一切都要追溯到20多年前。

自2004年起，钓鱼城遗址便开启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历经20多年的不懈努力，截至目前，考古专家们已经在钓鱼城发掘出古地道、石照县衙、南一字城等14处重要遗址点，总面积近4万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万余件，为深入理解钓鱼城的选址、布局及营建智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近千年前的钓鱼城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个个破土而出的遗址到底讲述着怎样的历史？

袁东山说，合川钓鱼城范家堰遗址地处弧形山坳地带，背山面江，地势西北低、东南高，呈四级阶梯状分布。2017年8月至2018年4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范家堰遗址开展了第四次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新发掘清理各类遗迹59处，补充清理前三次考古发掘揭露的遗迹46处，出土器物标本644件。

▲钓鱼城范家堰衙署遗址出土铁雷。

当范家堰神秘的领域显示出它原本的恢宏，人们才真正能够得见，它对于重庆人不屈精神的展现，以及那在岁月长河中闪现的熠熠光辉。

根据资料显示与复原，整个范家堰衙署都按照典型的庭院式设计修建而成，东部是依山而建、呈阶梯式的前院、中院、后院……从出土文物分析，其间还精心布置着景德镇的精美瓷器；西部则是淙淙流水，亭台水榭，水池、浮雕、石灯随处可见，园中还有一座在当时规格极高的乌头门。

“范家堰遗址分为办公区和园林区，园林区是半开放的，可以对民众开放的，这反映了宋朝执政理念中人本思想的兴起。遗址出土的铜质象棋子也说明，在紧张的战争期间钓鱼城内并不缺乏娱乐活动，体现了钓鱼城军民无畏的英雄气概。”袁东山说。

除了美观外，作为战时指挥中心，范家堰衙署凝聚着整个钓鱼城的人心，以守将王坚、张珏为首的精兵强将在此运筹帷幄，安定居民。从衙署位置来看，这里的高处也极有可能设置有观测台，以供随时掌握城外蒙古军队的动态。

袁东山说，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是钓鱼城的政治军事中心，符合中国传统衙署建筑规制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山地城池特色，丰富了中国宋元时期都城以外的城市考古资料，为我国宋代城址与衙署建筑、古代园林及宋元战争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遗存。

园林区的大水池规划科学、设计精妙，引、蓄、灌、排有机一体，填补了宋代山地大型水利工程考古发现的空白，是宋代城市规划思想、水利营造技术的真实反映。

范家堰遗址与既往发掘的水军码头、南一字城、九口锅、山顶环城等遗址共同构成了钓鱼城山、水、城合一的城防系统，作为宋元山城防御体系“皇冠上的明珠”，为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在历史上留下赫赫威名的川渝宋元山城防御体系，是以哪里为中心营建起来的呢？

袁东山说，答案就是位于重庆渝中区的老鼓楼衙署遗址。

▲老鼓楼衙署遗址。

老鼓楼衙署遗址位于重庆市主城核心位置——渝中区解放东路望龙门街道巴县衙门片区，地处金碧山下、长江左岸的台地之上，临近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

2010年4月至2012年12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收获。

袁东山说，老鼓楼衙署遗址兴建于宋元战争的历史背景之下，是南宋川渝地区的军政中心——四川置制司及重庆府治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

老鼓楼遗址出土遗存中，最为出名的无疑是遗址中的高台建筑，它是当时衙署建筑前部的谯楼，这座谯楼横跨解放东路，形制独特。始建时期，城楼面阔38米，进深15米左右，七开间，三进深，其下还有一个面阔71米的高台基础，这大大超出了现存所有州府级衙署的谯楼规制，连当时南宋都城临安的谯楼都不及它伟岸。

▲老鼓楼衙署遗址。

从始建至今，老鼓楼衙署遗址已经度过了800年岁月，作为重庆这座城市历史上的重要建筑之一，它也见证了其所守护的这片土地800年间的沧桑巨变，见证了这片热土之上所生活的人民世世代代骨子里所凝聚的精气神。

袁东山说，老鼓楼衙署遗址的发现填补了重庆城市发展史考古上的空白。从南宋置司到抗战时期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再到直辖，是重庆城市发展史上的三次大飞跃。而宋淳祐二年（1242年）四川制置司移驻重庆，无疑是重庆城市大发展的开端。

此时的重庆城，从普通州府成为西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而老鼓楼衙署遗址作为四川制置司衙署治所，是南宋时期川渝地区抗蒙战争的指挥中心，和当时的钓鱼城、白帝城、成都云顶山城等共同组成了山城防御体系。

这个防御体系成功粉碎了当时元军“顺江而下，直取临安”的战略意图，并导致了蒙哥汗败亡钓鱼城下，客观上对缓解欧亚战祸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了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

▲老鼓楼衙署遗址出土墙砖。

修筑城楼是为了防御外辱，但真正能让其发挥作用的，还是它所守卫的这座城市中的人。

袁东山说，老鼓楼衙署遗址高度凝炼了重庆先民坚韧豪毅的民族性格，是巴渝儿女前赴后继、不屈不挠斗争精神的典范和象征，是重庆人文精神的珍贵载体。

“宋元战争后，整个川渝地区人口只剩下4%。消失的96%人口中有大家族、大文豪、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这些人或死亡或迁移到别的地方，剩下的人几乎没有记录和文字能力。但重庆这个城市的文脉却没有中断，几千年来一脉相承。”袁东山说，无论是重庆的原住民还是后来的移民，都传承了在山地生存的智慧和技术，尊重自然、敬天法地，同时，也形成了重庆人性格中的坚韧和乐观。

除此之外，老鼓楼衙署遗址的发现还对重庆这座城市进行了重新梳理和定位。

袁东山说，唐宋期间，中国一共出现了63个府，经过考古工作者们的研究和统计，重庆是如今唯一一个成为直辖市的府。

作者：李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