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经常感叹，他们单位的一把手独裁、自私，凡事都从一己私利出发，只要对他个人有利的，能捞到好处的，必优先抢占，每天上班就躲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什么正事也不做，把份内之事也都安排给其它人去做，稍有不顺从，必遭他的嫉恨，立竿见影要进行打击报复，作风之专横，态度之野蛮，而且那么肆无忌惮，都令这位正直的朋友有点忍受不了，认为在这样的领导下，自己是没有好日子过的，并常常将原因归结于这位领导的血型、性格。
    其实，天下乌鸦一般黑，每个单位，大大小小，都是大同小异，都是中国版专制的缩影，与个人的性格关系不是很大，根子还是在于我们的体制，完全是从上到下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控制型的结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上级任命的单位头头是容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反抗的。他代表的是一级权力，哪怕芝麻再小，也是自成一体。他只对上负责，对下就可以颐指气使了。
    在他掌握的权力范围内，他有资源分配权，他之所以尽最大可能地优先占有资源，这是他手中的权力所决定的。在这种权力机制下，即使他本性善良，也会被权力异化，逐渐变成一个冷血、自私、贪婪的人。
    有时候，我会劝这位朋友几句，说一切都会过去的，这种体制也总有改变的一天。他的回答让我一时无语，人的一生就那么些年，这样的权力体制一拖给你拖个几十年、上百年，这一辈子还有什么指望？是啊，从这种落伍的权力体制过渡到现代政治，起码现在还看不到一点痕迹。没有权力的人活在这个社会，是看不到什么出路的。
    谢韬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就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校长，晚年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在他85岁时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充满了悲凉和沉痛之感：“我们曾是真正忠心的毛派、左派、歌德派，挨整挨冤枉都仍然忠心不二的赶不走派。后来觉悟了，仍然是护党派、改革救党派，想方设法要救这个党，改善党，想党变好，但悲哀在于逐渐发现，这个党是很难救了，积重难返了，救不了了。怎么办？一个是转变，改弦更张，大气量，大手笔，大政策，开历史新局面，这可能性极小；一个是自我瓦解，自我毁灭，被人民抛弃。这是历史的悲剧，人民（包括我们这一代）付出了那么多的历史代价，却换来一个历史悲剧，这更是悲剧中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