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人类究竟需要些什么?
——随笔·五千一百五十四
有些日子没写文章了。
前时,写了篇短篇小说〈深深地埋进历史里〉;写时,电脑不停跟我捣乱。
于小说,除赵大夫话室的跟帖「先生的小说意境深远,很感人」之外,还有一位顾粉团朋友给我发来私信,「先生好!……我看文学奖评委那个水平,不一定能看懂先生的那篇小说。我也看不懂,不知道《一九四六年的早春》这幅画的特别意义……我还要多读几次,看能不能多懂一点……在这个时代被『深深地埋进历史里』是平常事,先生那么优秀的思想家都不断被……把先生『深深地埋进历史里』吗……」
哎,于那些个时不时惦记着性侵、总不忘了中国古墓……窝在冰天雪地里的北欧老头,指望他们啥都懂、且公允,不现实;然,若过于看低他们,也是不客观的。他们,都是些半睡半醒的人;同时,也选择性地懂或不懂……如此,就不是个别人的问题。
因此,我一直在思考、也一直在不断琢磨——我们人类究竟需要什么?什么才是人类需要的。
从文学的角度讲,你会发现——人类在不知不觉中自我培养一种反的文化。
什么都反,尤其是反时代、反社会、反政策……不反,好像就不优秀;不反,好像就不高明。只有反,才是好作品,才是伟大的。
比如,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就是反工业革命时代。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于人类来说、原本是好事,然,有的人适应不了;适应不了,本该鼓励人们去适应,然,文学却在挖掘「孤独」与「异化」,如是卡夫卡就写出了小说主人公变成了只甲虫。
其实,即使是面对工业革命这样一个伟大时代,有的人适应不了、变成了一只甲虫,也没什么。这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是这个变成了只甲虫的人的自己的问题。
同样,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也是片面的,所反映的问题是小众化的。
然而,全世界的文学界在做什么?在鼓吹卡夫卡、鼓吹《变形记》、鼓吹「异化」,以致多年后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都在一路模仿。
如是,在潜移默化之中,反、尤其是反时代,成了一种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很高明的文学作品、的文学标配。如果谁不愿意这么做、或做不到,就仿佛那作品的文化层次很低似的。
如果仅仅只是反对社会的某个大时代,我也可假装没看见;然而,这种所谓文学层次的鼓励,如今已实实在在来到了——鼓励作家们写反社会的文学作品的层面了。
我非危言耸听。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褒奖的韩江的获奖作品,即反社会的。
韩江在她的获奖作品《素食者》中,鼓励女主人公逃避家庭责任、社会责任等,而变成一棵树,用冷暴力对待丈夫、家庭与社会。
连作者韩江自己都不否认,其作品《素食者》中表现出的是女主人公的、人性的恶。然而,这样的类似于写老鼠、蟑螂的作品,却得到了诺奖的青睐,成今后文学作品的努力的方向。
这仅仅是这届诺奖评委们的失准吗?不,不是。与卡夫卡及其《变形记》受到全世界自以为高深的作家与文学人的追捧联系在一起看,这难道不是——人类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么,而在培养自己反时代、反社会,甚至反人类自己吗?
若韩江的《素食者》获奖是个别现象,那么,十多年前莫言获奖又咋解释?
我清楚记得,2012年10月初,传来莫言的长篇小说《蛙》有可能获诺奖的消息,顾粉团的朋友波心投影随即写了篇〈致文学诺奖委的第一封公开信〉(直至第四封),批评《蛙》,并推荐我顾晓军获奖。
那么,《蛙》写什么呢?写蛙这种生物,特能繁殖等;换言之,《蛙》在隐晦地攻击当时的计生政策,所以获奖了。
计生政策当不当,可另讨论。然,从卡夫卡被推崇与韩江、莫言的获奖,岂不已构成了——只要是反时代、反社会、反政策的,就是好作品、的直观的视觉现象吗?
如此鼓励作家们反时代、反社会、反政策等等,是人类的文学应该做的吗?
若人类不该鼓励作家们反人类自己,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我以为,是思想问题。我们一面按优胜劣汰维持着社会秩序,一面又假惺惺地同情那些变成甲虫或树的低能人。
甚至,连流浪狗、病猫之类,也要假门假事地流几滴眼泪(人类自己都顾不上,还管它们)。
可,诸如水稻、小麦等农作物的优选优育之类,不早成了人类的既定政策?
连花卉以及狗、猫等品种的培育,不亦属优胜劣汰之列吗?
而优胜劣汰,与同情卡夫卡《变形记》中的甲虫和韩江《素食者》中的树、之逻辑,难道不是一对巨大的矛盾?
人类,就这么忽悠着自己,把思想、逻辑、文学、认知等等,全都搞得一塌糊涂、一团乱麻。
我不知,鼓励反时代、反社会、反政策……的文学,弄不清优胜劣汰究竟对不对的思想、的这样的现实社会,有没有未来?或,未来究竟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弄清人类究竟需要些什么,是当务之急。
顾晓军 202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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