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共领导似乎特别头大 - 自2017年以来北京与西方的关系一直紧张，新冠疫情解禁后的经济复苏步履蹒跚，消费者信心低迷，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一些最大的房地产公司违约（下图 thejapantimes/ tradersdna）。而2024年7月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GDP增长低于政府预定的5%目标。导致中国大陆目前不那么积极的经济景象，有持续的房地产危机、人口迅速老龄化，以及前几年政府对经济加强控制和对疫情的极端应对等原因。但目前经济停滞不前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持久的驱动因素：那就是其数十年来工业生产优先于其他一切的经济战略，导致了巨大的结构性产能过剩。


简而言之，在许多关键的经济部门，中国大陆的产出远远超过本国或外国市场可持续吸收的数量。因此，大陆经济有可能陷入价格下跌、破产、工厂倒闭以及最终失业的恶性循环的风险。利润缩水迫使生产商增加产量，大幅打折，以便获得现金来偿还债务。此外，随着工厂被迫关闭和行业整合，剩下的企业不一定是最有效率或最赚钱的，反倒是那些最容易获得政府补贴和廉价融资的企业。

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和工业制造国，中国大陆的产能过剩正变成中国的产能，其它国家的问题，就像“美元是我们（美国）的货币，但是你们（别国）的问题”一样。大陆企业许多商品的价格已经低于其他国家生产商的盈亏平衡点以下，因而冲击了这些国家的市场。但是，大陆的厂家依然赚钱。于是，欧盟主席冯德莱恩2023年12月警告称，大陆过剩的生产正在造成“不可持续的”贸易失衡，并指责北京从事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将越来越多的中国产品倾销到欧洲市场（下图 Reuters/FINANCIAL TIMES）。今年4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警告称，大陆对钢铁、电动汽车和许多其他商品的过度投资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经济混乱”，“中国现在太大了，世界其他国家无法吸收这种巨大的产能。”


尽管北京方面极力否认，但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就非常重视工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却忽视了家庭消费。在中共看来，消费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干扰，有可能将资源从中国的核心经济实力 - 工业基础 - 转移出去。根据党的正统观点，中国的经济优势源于其低消费和高储蓄率，这产生了资本，国家银行系统可以将这些资本注入工业企业。由于中国庞大的工业基础依赖廉价融资才能生存，而中共领导层可以随时限制这种融资，因此商界精英与党的利益紧密相连，甚至屈从于党的利益。在西方，金钱影响政治，但在中国则相反：政治影响金钱。

如何化解这样的矛盾呢？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莫里斯·格林伯格中国问题研究员刘宗媛（Zongyuan Zoe Liu）认为，中国大陆产能过剩问题将是一个长期挑战，而非仅靠新的贸易壁垒就能解决的。因为即使美国和欧洲大幅限制中国商品进入西方市场的数量，也无法消除大陆几十年来在工业投资和生产目标上积累的结构性低效率。其次，北京越来越强调在经济上自给自足，这会增加而不是减少生产过剩的压力。此外，华盛顿为阻止北京向美国大量出口关键行业的廉价商品而做出的努力，将造成美国经济中新的低效率。中国大陆的生产过剩问题将冲击美国之外的其他国际市场。

因此，西方不应寻求进一步孤立中国大陆，而应采取措施让北京牢牢地留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利用全球市场的激励机制引导大陆实现更平衡的增长和不那么严厉的产业政策。否则，北京将越来越不受国际经济联系约束，将会加倍推行其国家主导的生产战略，即使损害全球经济和阻碍自身繁荣也在所不惜。以下为刘宗媛发表于《外交事务》的China’s Real Economic Crisis一文的主要内容。

产能过剩与消费
中国大陆经济停滞背后的结构性问题，直接源于四十年前大陆改革时代初期形成的不平衡的产业战略（下图 The Economist）。中国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几乎全部内容都用于发展大陆的工业部门、扩大国际贸易和推进技术；只有一页是关于增加收入和消费的主题。在技术已发生巨大变化，全球市场翻天覆地的今天，中共一如既往地重视大陆工业基础。如在最新的第十四个五年计划（2021-25 年）中，经济增长、研发投资、专利成就以及食品和能源生产都详细的目标，但家庭消费只占了一段。

中国的经济规划者认为，大陆生产商将在全球市场上卸载过剩供应，并从海外销售中获利。然而，客观现实是大陆的国内市场已经饱和、外国政府对中国供应链主导地位心存警惕以及北京存在巨大的生产过度投资。21世纪初期是钢铁过剩，现在大陆在煤炭、铝、玻璃、水泥、机器人设备、电动汽车电池和其他材料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过剩。大陆现在每年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数量是世界可用量的两倍。

中国大陆长期的产能过剩，对于全球经济具有深远影响。例如，在电动汽车领域，欧洲汽车制造商已经面临着来自中国廉价进口产品的激烈竞争。西方的电动汽车和其他新兴技术领域的工厂可能会关闭。产能过剩问题引发了大陆一些行业的残酷价格战，阻碍了利润并吞噬了资本。根据政府统计数据，5月份中国大陆有27%的汽车制造商亏损；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也普遍压低了价格，导致通胀徘徊在接近零的水平，私营非金融部门的债务偿还率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这些趋势削弱了消费者信心，导致国内消费进一步下降，中国陷入通货紧缩陷阱的风险在增加（下图 INVENTIVA/The Guardian）。


现行的五年计划指出，消费应专门转向符合北京工业重点的商品：汽车、电子产品、数码产品和智能家电。尽管大陆充满活力的电子商务行业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但阿里巴巴、拼多多和 Shein 等主要平台在激烈竞争以销售相同的商品化产品。换句话说，消费者选择的是由国家的工业重点而不是个人偏好决定。如政府最近推动​​商品更新的一项行动计划，为用旧汽车、家电和换新车型的消费者提供补贴。该计划与华盛顿于2008年推出的“旧车换现金”计划大致相似。但该计划依赖地方当局实施，因此基本上无效。政府的确可以影响大陆消费市场的供需动态，但它无法强迫人们消费。当收入增长放缓时，人们自然会收紧钱包，推迟大件商品的购买，延长旧设备使用时间。产能过剩对整体经济造成的拖累，意味着政府引导消费的努力反可能使人们更不可能消费。

国内竞争的恶果
大陆政府长期以来的工业计划旨在奖励那些能够实现最高GDP增长的城市和地区，北京利用“共同富裕”等社会运动来刺激地方工业发展。“共同富裕”的规划指令和运动给地方党委书记带来了压力和机会 – 产值上不去就走人的压力，和GDP增长后获得到晋升的机会。因此，地方官员有强烈的动机在特定领域进行高杠杆投资，而不管这些投资是否可能有利可图。

这一现象助长了大陆各地地方政府的风险融资行为。地方政府借助本地银行，为重点行业的项目提供资金。于是，中国大约30%的基础设施支出来自这些投资工具。，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巨大的工业产能过剩，和巨额地方政府债务。据《华尔街日报》7月份的一项调查，大陆地方政府持有的表外债务总额目前在7万亿至11万亿美元之间，其中高达8000亿美元面临违约风险（下图 NIKKEIAsia）。

自1994年实施财政改革以来，大陆地方政府一直处于长期的财政压力之下。中央政府依赖地方政府实施产业政策，导致大陆各地的城市和地区在同一领域竞争，而不是优势互补。因此，从西部的新疆到东部的上海，从北部的黑龙江到南部的海南，各地都在相同重点行业建工厂增产值。不可避免地，这种国内的重复生产恶性竞争导致了产能过剩和高额债务，即使是在大陆已经占据全球市场主导地位的行业也是如此。

以太阳能电池板为例。2010年，大陆国务院宣布，包括太阳能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到2020年时应占到全国GDP的15%。两年内，大陆31个省将太阳能光伏产业列为重点发展领域，100多个大陆城市建立了太阳能光伏工业园区。光伏产量几乎立刻就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供应被出口到欧洲和世界其他政府为太阳能电池板购买提供补贴的地区。到 2013年，美国和欧盟都对大陆光伏制造商征收了反倾销关税。到2022年，虽然大陆自身安装的太阳能光伏容量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其国内市场无法支持额外的太阳能容量（下图 THE BUSINESS STANDARD/EcoWatch）。太阳能制造商只好将尽可能多的产品转运往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进行简单加工后再出口至美国等地，以规避反倾销关税。这时大陆的光伏产能已经是全球需求的两倍，预计到2025年将再增长50%。2024年初大陆成品太阳能行业的利用率已暴跌至仅23%。尽管如此，这些工厂仍在继续运营，因为它们需要筹集资金来偿还债务并支付固定成本。


另一个例子是工业机器人，北京从 2015 年开始将其作为“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一部分。到 2017 年，中国至少20个省份有800多家机器人公司和40个以机器人为重点的工业园区。然而，如今大陆在成熟技术低端机器人方面拥有大量过剩产能，但在需要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自主机器人方面仍然缺乏足够的产能。

此外的例子是人工智能， 2019年8月，政府呼吁建立约20个人工智能“试点区”。北京旨在利用中国在该领域的两大优势：快速建设物理基础设施的能力，从而支持人工智能公司和人才的集聚，以及政府对收集和共享个人数据的约束较少。两年内，已有17个中国城市建立了此类试点区。这些城市还制定了行动计划，以吸引进一步的投资和数据共享。从纸面上看，大陆目前在人工智能投资方面仅次于美国。但实际人工智能研究的质量，尤其是在生成人工智能领域，可以说是乏善可陈。事实上，许多利用政府大力支持的大陆人工智能初创公司生产的产品仍然主要依赖于西方开发的模型和硬件。

创新，而非扩大再生产
大陆“内卷”严重 - 企业和工厂竞相生产相同的产品，却几乎不赚钱。企业不会努力使产品与众不同，不是通过改善企业管理或投资研发来获得竞争优势，而是试图通过尽可能快地扩大生产和展开激烈的价格战来超越竞争对手（下图 Doo Prime）。与此同时，有限的国内需求迫使企业将过剩库存出口到海外，但海外销售又受地缘政治和全球市场波动的影响。出口目的地的经济衰退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可能会阻碍出口增长，从而加剧国内产能过剩。

这些动态都导致了恶性循环：靠银行贷款和地方政府支持的企业必须不停地生产才能维持现金流。但随着企业生产增加，过剩库存增加，消费价格进一步下跌，企业亏损更多，需要地方政府和银行提供更多资金支持。随着企业负债累累，还债难度加大，可能成为“僵尸企业” - 这些企业实际上已经破产，但能够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来履行其信贷义务。随着中国经济停滞不前，政府降低了对企业的税费，以刺激增长 - 但这减少了地方政府的收入，而社会服务支出和债务支付却在增加。换句话说，地方政府与其支持的企业之间密切的财务关系催生了一波由债务推动的地方GDP增长，并使经济陷入难以逆转的产能过剩陷阱。

然而，与美国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迫使北京加倍努力推动大陆实现技术自给自足。因此，政府正集中精力资助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技术，以保护自己免遭西方孤立或潜在的经济制裁。为了推动更多本土高端技术，大陆动员了整个银行系统，设立专门的贷款计划，来支持优先领域的研究和创新。结果，导致投资和生产过剩的结构性问题趋于严重，而不是得到纠正。如大陆国家开发银行设立的一项针对科技创新和基础研究的专项贷款计划，到2024年5月时已发放了价值超过38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支持半导体、清洁能源技术、生物技术和制药等关键的尖端行业。中国人民银行与多个政府部委共同启动的690亿美元的再融资基金（下图 BusinessCameroon），启动后仅两个月，全国约有421家工业设施被指定为“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 这是给计划将人工智能融入其制造流程的工厂的一个模糊标签。该计划还宣布投资10,000多个省级数字车间和4,500多家专注于人工智能的公司。


问题是，除了投资数字外，这项活动几乎没有衡量实际成功的标准。多年来，大陆的产业政策倾向于将资源投入已经成熟的企业；相比之下，大陆政府在大力开发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方面投入的资金与美国的风险投资方式相当。然而，大陆的经济规划者未能认识到，要真正培育这种创造力，企业家需要不受限制地进入国内资本市场和私人资本。如果没有颠覆市场的可能性，这些巨额投资只会加剧大陆的产能过剩问题。资金被投入到那些能够最快扩大规模的产品中，迫使制造商过度生产，然后靠向国际市场倾销获得的微薄利润生存。

过剩的痛苦
美国和西方西方官员加大了对北京经济政策的批评力度，警告中国大陆“政策驱动的工业产能过剩”，正在损害全球经济。美国和西方西方官员指责中国大陆的电动汽车、电池、半导体和其他行业优势，是通过实施“不公平地压低资本、劳动力和能源成本”并允许大陆企业“以成本价或低于成本价”销售的政策实现的。由此，北京正在阻碍全球市场的创新和竞争，威胁美国和其他地区的就业，并限制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建立供应链弹性的能力。对大陆“产能过剩”的抵制，已经从西方国家扩散至包括越南和巴西在内的多个国家。如已巴西、墨西哥、土耳其、美国和欧盟已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各种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包括但不限于电动汽车。
大陆官方媒体一直否认中国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他们坚称，这些批评是由美国毫无根据的“焦虑”驱动的，以夸大产能过剩为借口，引入有害的贸易壁垒，旨在遏制中国，抑制中国战略产业的发展。大陆政府指出，中国的成本优势不是补贴的产物，而是“充分市场竞争形成的企业努力” （下图 MERICCS）。事实上，大陆外交官一直坚持认为，在许多新兴技术行业，全球经济面临的是严重的产能短缺，而不是供应过剩。

当然，也有大陆学者警告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如北京大学的陆锋在2024年3月的一项分析中指出，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电池和传统微芯片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他预料这些行业的过度发展将迫使大陆企业向国际市场倾销产品，并加剧中国与西方本已紧张的贸易关系。他也提出了解决过剩的一系列措施，比如刺激国内支出（投资和家庭消费），以及将政府与企业分开，改革再分配机制以造福家庭。然而，这些提议的解决方案未能解决困扰中国经济的根本协调问题：地方政府在国家指定的重点行业重复投资。

降低围栏，收紧束缚
美国已对中国大陆的清洁能源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如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和电池（下图 CARBON CREDITS）。与此同时，拜登政府通过2022年《降低通胀法案》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建设美国许多相同行业的国内产能。但通过向在美国关键领域投资的公司提供巨额奖励，华盛顿可能会复制困扰中国大陆经济的一些问题：依赖债务驱动的投资、非生产性资源配置，以及科技公司股票可能出现的投机泡沫。如果目标是超越北京，华盛顿应该专注于美国体系已经擅长的领域：创新、市场颠覆和私人资本的密集使用，投资者选择最有前景的领域进行支持，并在获得回报的同时承担风险。如果专注于限制孤立中国经济优势的战略，美国可能会忽视自己的优势。


美国决策者还需要认识到，北京方面追求自给自足的做法加剧了中国大陆的产能过剩问题。这方面的努力反映出大陆政府的不安全感，以及希望在与美国和西方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减少中国的战略弱点。事实上，一个日益与西方市场隔绝的中国，在与西方的潜在对抗中损失较小，因此也没有动力降级。要更有效地让北京与西方国家合作，或者至少不采取破坏稳定的行动，就应与中国进行难以替代的高价值商品贸易，使其与美国和欧洲紧密联系在一起。要记住，中美是战略竞争对手，不是敌人。

美国政府应该阻止北京修建可以防止中国经济受到制裁的围墙。为此，下一届政府应该建立联盟，恢复受损的多边机构，建立新的相互依存结构，使孤立和自给自足不仅对中国没有吸引力，而且无法实现。一个好的起点是在谈判桌上制定更多政策，而不仅仅是征收关税。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发动贸易战将恶化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导致人民币贬值，并部分抵消关税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对中国采取了“分区”策略，一次解决一个问题，并将谈判重点放在单个议题上。相比之下，中国政府更喜欢另一种方法，即不排除任何问题，一个领域的让步可能会换取另一个领域的收益，即使这些问题无关紧要。因此，尽管北京在单项谈判中似乎坚持原则，但它可能对一项更全面、同时解决中美关系的多个方面的协议持开放态度（下图 CNBC/cna）。华盛顿应该对这种大交易的可能性保持灵活，并认识到如果激励措施发生变化，中国领导层可能会突然改变策略，就像它突然结束零新冠政策时一样。


华盛顿还应考虑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来促进与北京的谈判。例如，中国可能会同意自愿放弃其在世贸组织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中国也可能被说服支持修订后的WTO框架，以确定一个国家是否属于非市场经济国家，该框架以行业为基础，而不是以整个经济为基础。这些举措将承认中国的经济成功，尽管中国将其置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更高贸易标准之下。

中共领导人认为，作为一个大国，他的国家不应受到谈判或外部压力的束缚，但他可能愿意在更广泛协议的框架下自愿调整贸易问题。许多中国专业和商业精英对与美国的关系现状感到绝望。他们知道，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比被排除在外更有利。但如果华盛顿坚持当前的做法，继续走向贸易战，可能会无意中导致北京加倍推行导致产能过剩的产业政策。从长远来看，这对西方和中国来说是同样糟糕。

* 刘宗媛（Zongyuan Zoe Liu）现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莫里斯·格林伯格中国问题研究员，著有《主权基金：中国共产党如何为其全球野心提供资金》（Sovereign Funds: How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inances Its Global Ambitions）一书。

参考资料
Liu, Z. Z. (2024). China’s Real Economic Crisis. FOREIGN AFFAIRS. 链接 ource=twofa&utm_campaign=China’s%20Real%20Economic%20Crisis&utm_content=20240809&utm_term=FA%20This%20Week%20-%20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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