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尽管个别措辞不是很文雅，但道理讲得明白。眼前的苟且，可不是嘛，谁能离开吃喝拉撒和柴米油盐，如果要活着就离不开这些。就说柴吧，用来烧饭取暖，在东北的冬天，很难想象不取暖会是什么样子的。我小时候我们周围的山就已经没有多少树木了，我们就用树叶来取暖。每年的秋天，家家都去搂草准备过冬。草和树叶没有柴火耐烧，我们都是把树叶塞到炕洞里，点着后关上炕洞的门，没有门也要堵住炕洞口，这样由于氧气供应不足，树叶燃烧得慢，可持续更长时间，同时也要盖上烟筒的盖，可预防热气从烟筒流失，这样可以保持火炕热到天亮。这也只是保持火炕暖和，也就是被窝暖和，室内温度还是很低，很多人家室内的水缸晚上会冻成一层冰。从城里下放来的下放户一开始不懂得怎么取暖，家里往往冷的要命。前面提到过的杨宁杨康兄弟俩，冬天邀请当地村民晚上到他们家打扑克，结果玩了一小会儿就散摊子了，原因就是他们家太冷，因为不会取暖，大家感慨这些下放户细皮嫩肉的居然还这么抗冻。冬天学校教室也要取暖。每到秋天，各个班级就组织学生自己脱坯用来在教室砌火墙。学生们自己从家里带铁锹、水桶、水扁担和坯框。先和好烂泥，重要的是要烂泥烂得均匀，再将烂泥用铁锹端到坯框里压实，烂泥就压成坯胎，再将坯框轻轻拔掉用于下一个坯胎制作。对于低年级的小学生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劳动量很大。待坯胎晒干后就可用来砌火墙，也要和稀泥当水泥用。火墙有一米高，在教室正中间，前面连着炉子，后面连着一个烟筒，火炉的热气沿着火墙散发出来，教室温暖了许多。有的老师还会在火炉旁放几个砖头烤热，有些穿不起棉鞋的同学到校后可以先脱下鞋把脚直接放在烤热的砖上。

        有时听人讲，“人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可能还真是这样。如果无柴烧饭，生吃是可以的，只要有吃的就行，就怕没吃的。我亲眼见到我三哥的一个同学抓起一把生玉米面就往嘴里塞，噎住了，喝点水也就咽下了。吃“三两粮”的时候，我姐就见一个外号叫“老公鸡”，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大先生的大儿子，那个瞎眼二奶奶的大伯子，从咸菜缸里捞起一个咸萝卜就啃，结果第二天就全身水肿。这还算是人类的食物，可当时人们需要把很大一般分精力用于琢磨怎么把非人类食物吃下去。榆树皮已经没有了，我们村的老赵头拿谷糠来试，发现谷糠尽管粗糙，但也可以咽下去，可没想到拉不出来，最后是到卫生所用洗衣粉灌肠才通下来。人们这才认识到不能只考虑是否能咽下，还要考虑是否能排出，后来把能进能出的问题解决了，活下了一大批人。可还是有个别的死了，我妈说我们后街的一个老头就是饿死的，临死前就想吃一口玉米面饼子，可哪有啊，就这么遗憾地告别了家人。前面提到的我同学的父亲，那个喜欢喝酒吃饼干的“二两”，他的前妻生了一个儿子，跟爷爷一起相依为命，可这小子把仅有的一点吃的都据为己有，不让他爷爷吃，爷爷饿得实在是受不了，就上吊自杀了。如果当地政府统计饿死人数，像这种情况不知会不会被统计进来，他的死和饥饿脱不了干系，但也确实不是被直接饿死的。我的同年龄段的小伙伴们有的也经历过挨饿，我则没有挨饿的经历，回想自己的童年，尽管也有诸多不如意，比如有时候某些食物我不喜欢，没有选择只能吃下去，但和那些根本就没有吃的小伙伴相比较起来还是幸福的，所谓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仓廪实而知礼节”，吃饱了，还要穿得体面一些。当年布料是凭票供应的。布票论尺和寸，买一尺的布就要用一尺的布票外加这一尺布的价钱。买线也需要布票。当时的线轴是一个木质的小轮轴，两端是小轮，轴心是空的，可以直接插在缝纫机的一个立着的轴杆上，随着线的扯动，线轴自动旋转。一轴线需要一寸的布票。也许我记忆有误，但我记忆当中是只有买棉纺的布料才需要用布票，如果是化纤的布料像的确良和迪卡就不用布票。有一年我妈买了一些的确良布料给我三哥做了一身漂亮的的确良上衣。的确良是比棉布料更贵的，我妈舍得买是因为我三哥到了该相亲娶媳妇的年龄了。剩下了一些布料只够给我做一件另一种当时很不流行的款式 — 对襟衣服，这种做法比较省布料，一般是老婆婆老太太穿这种对劲宽松的上衣，我就因这件老婆婆衣服款式被一些同学起了个外号，“老婆婆”。有一年春节，我姐送给我一套新衣服，布料是迪卡，在当时的人们的眼里迪卡比的确良高了一个档次。考虑到我正在长身体，迪卡又结实耐穿，我的这套衣服就做得很宽大，可以让我穿上两年。但我长得实在太慢，这套衣服跟着我过了三个春节。

       我们老家大多数人基本上的温饱解决了，所以大家就有了资格去想诗的事情。老一辈人都喜欢看戏，就是舞台剧，是真人在你面前的台子上表演给你看。我也跟着喜欢舞台剧。老家主要是看评剧。当时复州湾盐场评剧团排演两出评剧，一部是《秦香莲》，这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另一部是《小女婿》，在广播喇叭里听过一句唱，“天喜哥你的对象找没找好”。这两部剧我都没有看过，因为都是在俱乐部里演，需要买票才能看。我们大队每年春节自己组织一个业余剧团排练，正月里在大队部搭露天剧台免费给大家表演。当时在我们这些小孩子眼里那就是专业水准，看那地主，那狗腿子，那讨饭的祖孙俩，演的都个顶个地好。舞台的剧务也很给力，演到下雪天时，舞台上空就碎纸片子满天飞舞，讨饭的祖孙俩就配合着冻得哆哆嗦嗦，恶霸地主则头戴棉皮帽子，身披裘皮大氅，脚踏翻毛皮鞋，手握文明手杖，对着这祖孙抡起手杖就打，这样鲜明的对比不由得使我们发自内心地生出阶级恨。后来村里曾邀请县里的剧团来露天搭台表演三天，发现县里的剧团演得也不比我们村里的好到哪儿去，只是演员的脸更白净一些，他们应该是真的比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民们更白净，再加上化妆的粉搽得更多。他们演的都是传统的古装剧，基本上没有现代剧，唱的比说的多，唱腔还拉的更长，一个字能唱上半天，别说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就是年轻一些的大人也耐不住性子认真地听下去。让人看不下去的剧在我们眼里就是不比我们大队的好。其实真正认真看戏的都是中老年人，年轻人都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地找机会泡妞。但是毕竟评剧在我们那儿比二人转还要受欢迎。前文提到的学校文艺汇演，有的班级排练的就是一部短小的评剧，内容大概就是孩子不好好学习，妈妈向爷爷数落，只记得一句妈妈的唱腔，“小明这孩子他不听话，一天到晚就知道去玩耍”。最火的是演爷爷的小同学，毕竟大家对于一个小男孩来演老爷爷充满好奇，只是我没记住他哪怕那么一句的台词。

       农村还有一项娱乐活动就是听大鼓书，我们那儿有名的艺人叫李瞎子，我看他不瞎，只是眼睛看起来像是有点毛病。他们是一个组合，李瞎子为主，敲鼓说书还带唱的，但以说为主，他的搭档也是个老头，弹的似乎是三弦，他似乎对故事记得更准更牢，因为他经常给李瞎子提词。他们擅长的是《薛礼征东》、《秦英征西》、《罗通扫北》。演出都是夏日晚上大家收工以后，我听了一小段《秦英征西》。大概的人物关系是秦琼的儿子是秦怀玉，孙子是秦英。罗章是罗成的后代。我听到的一小段好像是说洪月娥与罗章的一段爱恨情仇，但这洪月娥是谁我也没有搞清楚，好像是说洪月娥全家被杀，仇家就是罗章。罗家人都是长得一表人才，这罗章也不例外，尽管打不过洪月娥，但洪月娥一看见罗章，李瞎子就来了个人物心理剖析，整出一句，“这爱不爱死我了”，当时的老农民们立即爆发出一阵欢笑，我听起来却有定不好意思，这也太直白了。后来广播里开始有了评书，最早的是刘兰芳的《岳飞传》。不过最初我不是听刘兰芳亲口说的，而是从同学的嘴里听的，因为我家没有收音机，那时收音机是普通家庭的三大件之一，另外两个是自行车和缝纫机，我家只有一台二手的自行车，什么牌子也不记得了，反正不是永久牌。我开始听到刘兰芳的声音时，已经是二公子岳雷手持八宝托龙枪大战王大成、三公子岳霆打擂台手撕张国贤。而且我们生产大队的广播喇叭收听的居然不是旅大人民广播电台的，而是“秦皇岛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评书连续广播节目时间。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由刘兰芳说的评书《岳飞传》”，然后喇叭里就传来了刘兰芳那清脆的声音，“上回书说到”。后来评书大繁荣，基本上都是辽宁的评书艺术家，鞍山的刘兰芳和单田芳，营口的袁阔成，和本溪的田连元这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还有抚顺的刘林仙说“薛刚反唐”，锦州的陈青云和他的两个女儿说“三请樊梨花”。

      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外乡人来表演马戏杂技。我第一次看到的外乡人来表演的是耍猴。当时我在山上挖野菜，我妈让人到北山找我回家看猴。我回来的时候已经接近尾声了，耍猴人左手牵一条套在猴脖子上的绳子，右手摇晃着一条皮鞭，只是摇，并未打下去，猴子眼睛一直紧张地环视着人群，不时地看向主人，做着各种动作。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猴子。之前我听过一些猴子的故事，基本都是负面的，我们把猴子叫“翻眼猴”，类似于翻脸不认人。比如，传说猴子能把人的眼珠子抠出来，还说有户人家养了一只猴子，结果猴子把主人家的小婴儿给扔到煮开水的锅里了。我在儿童刊物《新少年》上看到一个故事是一个老人养了一个忠诚的猴子，当老人在树下乘凉午睡时，一只苍蝇落在老人的鼻子尖上，猴子就挥手给苍蝇赶走了，可苍蝇转了一圈又落到老人的鼻子尖上，猴子就再赶，苍蝇就再回来，如此几次三番，猴子大怒，搬起一块大石头就朝老人鼻子尖上的苍蝇砸去，结果苍蝇被砸死了，老人的鼻子也被砸塌了。这次猴子看着很机灵，但也没有更多好感。在猴子表演之前我没看到的还有小狗跳火圈的表演。第二天在小伙伴中流传着一段唱，“小巴狗你听明白，今天教你跳罗圈，跳得好了，有猪肉大米和白面，如果跳得不好了，就赏你七七四十九钢鞭”。

      后来我看到的真正的马戏是在我们大队，马戏团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只记得当时在舞台一侧立了两个很高的大柱子，中间搭一个粗壮的横杆，横杆上吊着一个小秋千，一个十多岁的小男孩顺着一根柱子爬到高空秋千上进行各种惊险表演，到最后他用嘴咬住一条从横杆上垂下来的红缨带在高空中快熟旋转，引来一片惊呼声。还有硬气功表演。舞台上放着两个长条木凳，表演者后脑勺和双脚搭放在这两条凳子上，仰面朝上，身体悬空，另两个人抬来一颗巨大石头压在平躺的表演者的腹部上，随后两人抡起大锤子轮流锤击大石头直至其碎裂从腹部掉下来。还有戏法，后来才听说这叫魔术。舞台中央放着一张小桌子，桌面上放着一个玻璃杯和一个小铁桶。表演者站在桌子后面，口中念叨，“玻璃杯一个，铁桶一个，把玻璃杯扣上，玻璃杯走，来瓶酒”，铁桶拿开，真就变成了一瓶酒。表演者下台休息，另一个人来了声称他也行，还真也就把玻璃杯变成酒瓶了，但他使坏，将酒瓶子藏起来了，待表演者回来后继续表演时，他就演砸了，玻璃杯没有变成酒瓶子。但表演者重新再来，这次他走到舞台一角，离桌子很远，再更大声地施法令，“玻璃杯走，来瓶酒”，这次他就有成功地把玻璃杯变成了酒瓶子。后来一段时间这次马戏团表演就成了我们放学后的谈资，有人说后来在别处表演时那个男孩从高空落下摔死了，还有人说那个硬气功表演锤砸大石头时气功师的肚子爆开了，肠子都流出来了。其实大家的潜意识里就是马戏表演是一项很危险的活动。后来在我大嫂娘家的村又来了一场表演，他们声称是来自河北吴桥县的马戏团，印象最深的是马术表演，在一匹绕圈奔跑的马背上一个女孩儿做各种惊险的高难度表演。后来在一本介绍中国各种“之乡”的书上，发现河北吴桥县是中国的杂技之乡。

        那时候家家都贴年画，每年的冬月到腊月，商店里就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年画来出售。我妈特别喜欢年画，每年到了买年画的季节都会给我几毛钱任我自己选年画。当我卖破烂有钱了的时候，我就买画不用我妈给钱了。在好吃的和年画之间，我妈买画不买吃的，她说，“买吃的吃完了就变成一抔粑粑，什么都没有，买一幅画贴在墙上可以看一年”。几年前去弗吉尼亚的一个小镇叫Abingdon 参观，发现一个戏院叫Barter Theatre，一个在百老汇的演员回到家乡建了这个小剧院，1933年首场演出，很多有名的演员在成名前曾在这个小剧院当过演员，只记得最熟悉的一个是《罗马假日》的男主角Gregory Peck。当年很多居民是用蔬菜、牛奶、鸡蛋或者鸡鸭鹅来换票看戏。看到这个介绍，我眼睛湿润了，我想起了我妈。如果我妈生活在这个小镇，我妈一定会是用农副产品换票看戏那些人中的一个。

        年画有单幅仅带有一个题目的，比如，粉碎 “四人帮” 时有一幅画题目叫 “十月花更红”，画中人都手持大红花欢欣鼓舞，可能十月是指粉碎“四人帮”那一年的十月吧。也有多幅的年画，不但带题目还有文字说明讲述一个完整故事的，比如“精忠报国”讲述的是岳飞从出生到风波亭就义的一个完整故事，就是一个巨幅连环画，共两大张，有12幅小画，每个小画下面都有文字说明，即使没有画面，只读这些说明也能了解故事梗概。连环画被装订成巴掌大的小册子，我们都叫“小人书”。当年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教我们班的孙老师带来了一箱子的小人书，分发给我们全班看。当时认得的字有限，我们大都只看图画不看文字，什么故事不是很明白，糊里糊涂的。后来有一次硬着头皮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不认得的字跳过，居然把故事梗概弄明白了，真是别有洞天的感觉。从此看小人书就都要阅读了。我家买的第一本小人书是我大哥带我去公社时在当地商店买的，书名忘了，反正是讲孔老二的，从那本小人书得知孔老二叫孔丘。当时是“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有一对穿军装的年轻人住在我家，都姓王，个高的我们叫大王，个矮的叫二王，他们成天用毛笔在灰黄的大张宣传纸上画一些林彪孔老二的画像，把人画得都非常丑陋。这本小人书也是把孔老二画得很猥琐的样子，好像文字说明也都是批判他当年的所作所为。后来我自己买的是一本最便宜的，只有8分钱，名叫“鸭绿江上友谊多”，好像是讲一个朝鲜船在鸭绿江上被困，中国人帮助解困的那么一个简单的故事。当时大多数的小人书绘画都非常精美，人物栩栩如生。记得在一本叫“怒杀西门庆”的小人书里，武松在楼上追杀西门庆，西门庆躲闪并抓起一个盘子向武松砸去，武松躲过去了，画面下面配的文字解释，“武松心想，西门庆不好对付，定要谨慎行事”，画面里武松的眼神就是他在心里这么想的一个神态，我的记忆非常深刻，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小人书之一。当时我们都相互交换小人书看，我就说我有一本“武松传”，他们就问书名，待我报上书名，大家都说看过，是破鞋的故事，很明显大家都对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印象深刻。至于三国、西游、隋唐、水浒、岳飞等系列，都是东家看一本，西家看一本，从来没有看全过。后来有些小人书的绘画质量下降不少，线条比较松散粗糙，人物神态根本看不出来。再后来还有的不是手绘的，而是电影画面的黑白照，我根本不喜欢。

       其实最吸引我们小孩儿的还是看电影，我想大人也是，但老人往往觉得还是看剧更过瘾。我妈就说过，“电影不好看，一晃一晃地”。“一晃一晃地”是说电影镜头切换太频繁，他们跟不上节奏，往往看不懂各个镜头之间的联系或者逻辑关系。舞台剧则不然，大幕拉开，舞台上人物会演很长时间大幕才会被拉下，这一段时间就像在看观众自己的家长里短。一般地放电影都是在大队，但有一回不知为何就在我们小队放电影。我们小孩子老早就去占位子，有的拿着个小板凳，但只能坐一个人，就有的带着长条板凳，可以坐三四个人，还有的用一个麻袋片往地上一铺，这块地方就归他了。那天晚上我本来是卯足了劲要挺到最后看一场电影，可看到我妈来了之后，我又犯欠跑到我妈面前去撒娇，我妈不明所以地问了一句“怎么了？冷啊？”，我就顺口应了一句“嗯呐”，“那就送你回家吧”，结果那天在自家门口的电影没看成。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撒娇了，我也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撒娇。

          往往在放学前我们就知道当天晚上有电影，有一天我们并不知道有电影，但我们看到了一辆邻村的马车来送放电影的家伙什。最最明显的是两个大竹竿，是用来立起来支撑银幕的，其中的一个大竹竿上还用来吊着一个大广播箱子。每当看到两根立着的大竹竿中间四四方方的带有黑边的银白色幕布，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后来又有了宽银幕，却觉得还是原来的四方银幕好。我自己往往老早地天还没黑就去大队等电影开演，也不带板凳，也不占位子，就喜欢电影开演前的那种期待和喜悦。除了大竹竿，其它的放电影物件都是装在大箱子里，往往有好几个大箱子，这些都是公社的财产。放映队往往只来一人，其它体力活都靠当地村民义务帮忙，大家都以能帮助支起电影放映摊子而自豪。公社的放映队到各个大队轮流放映同一部电影，放映结束的第二天，当地的大队有义务送放映队到下一个大队。我们经常就跟着放映队跑，把一部电影能连着看好几遍，记得《神秘的大佛》我看了四遍，很多台词都能跟着背下来。而有的小伙伴尽管也看了好多遍，但对电影的内容却并不了解，后来发现他们根本就不能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半个小时把电影看完。放映队只有一部放映机，一部片子要有3-4卷电影胶片，每放完一卷就需要半个小时左右，然后要停下来几分钟换下一卷。有一回放映《洪湖赤卫队》，放完一卷要换下一卷的时候出了状况，无法放映，很多人就跑去看怎么修理，我也跟着去看。其实《洪湖赤卫队》我在别的大队已经看过了，我特别喜欢里面的插曲，希望能快点修好可以继续看，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可放映机还没修好，等我出来时观众都走光了。我只能一个人摸着黑回家，大约三四里的路，好在一路上都有人家，只是有时深一脚浅一脚地。当时基本上我是家里唯一一个看电影的人，全家人都在熟睡中，我黑灯瞎火地一个人就上炕睡觉了。第二天起不来了，又发烧了，对我来说，发烧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没什么稀奇的，但不知为什么后来我妈告诉我说我是吓病的，可我明明没有感觉到害怕，尽管是我一个人走夜路。但我妈说我是被吓掉魂了，说是一个当地的老太太探测到的，方法是在我躺着的头顶前放置一个盛满水的碗，碗里放着一根针，一夜之后针尖生锈了，就意味着我的魂儿不在了，老太太就施法术把我的魂又召回来了。我病好后也没问这次招魂是不是免费的。

        我们放的电影都是前一天晚上在别的村放过，总是有人在前一天看过后知道剧情了，就喜欢剧透，一面看一面现场解说，惹得大家群起攻击，“闭嘴吧，谁不知道你看过了，那就了不起了？”其实就我们当时的认知水平来说，看懂一部电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我们也不喜欢被剧透太多。我们也经常在开演之前要了解一些电影的有关情况。小伙伴们问的第一句就是，“是不是带彩的？”那时候很多的老电影都是黑白的，我们还是喜欢彩色电影。第二个问题往往是“打不打仗？”那时我们最爱看的就是战斗片，好多电影到最后是解放军冲锋号响了，发动总攻了，电影也就很快结束了，人们就开始起身准备离开了。有一次一部战斗片在电影演出刚过半就吹冲锋号，人们又开始站起来了，看总也不结束，人们又坐下来继续看。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经常看不懂电影，所以当一个人物出场时就问，“好人还是坏人？”后来又有反特片，只要出来一个不是穿公安制服的就问这是不是特务。有时整部电影看完了也不知道谁是特务，一直争论到一个月后下一部电影开演。尽管电影没看懂，但一些台词却能流行一段时间。比如《傲蕾一兰》，有一句台词“归顺吧一兰姑娘”我们就经常使用。有一次我拿着一本小人书，一个高年级同学问我是什么书，我就递给他看封皮，结果他一把夺过书，来了一句，“归顺吧一兰姑娘”，就把我的书给抢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