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數以萬計的警察在新疆執行中國的國家壓迫政策，但張亞博是極少數站出來發聲的人之一。今年6月，站在德國議員和人權活動人士面前，他將新疆描述為一座被「鐵壁」包圍的巨大監獄。「那堵牆不僅囚禁了無數無辜的維吾爾人，」他說，「也囚禁了那些奉命執行者們的靈魂。」《紐約時報》本周發表的文章《參與鎮壓維吾爾人的前新疆警察：我也是受害者》中寫道。
在今年4月，德國之聲發表長篇報導，講述了這位逃離中國的前新疆警察親歷的中共在新疆的殘酷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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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警察等級制度中，他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消耗品
《紐約時報》記者袁莉在報導中寫道，張亞博參與了夜間突襲維吾爾人家庭沒收《古蘭經》和其他宗教物品的行動。「我通常是第一個沖進去的，」他回憶道。「我相信他們是壞人。那是當時灌輸給我們的思想，認為他們都是壞人。」
在2017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張亞博跟隨大巴車隊，將數百名、有時甚至數千名維吾爾人運送到新疆各地的監獄（新疆的面積幾乎是加利福尼亞州的四倍）。在旅途中，被拘禁者被戴上手銬、套上頭罩，並被命令使用塑料桶作為廁所。張亞博負責向他們分發麵包和水。
報導稱，警察工作給張亞博帶來了金錢、地位和特權：在醫院享受優先治療、免費停車。到2023年，他每月的稅後收入已升至約1250美元。但他說，在警察等級制度中，他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消耗品。張亞博說，上級經常侮辱警員，稱他們為需要被鞭打才會幹活的驢。
加班任務接踵而至，他長期與家人分離。自2017年以來，他就沒有和父母一起過過春節，請假參加姐妹婚禮的申請也被拒絕。平均下來，他每個月只能見妻兒一次。
此外，還有必須要完成的指標。從2023年開始，他被要求每周提供一條可以作為拘禁依據的線索。張亞博說，他經常不能完成指標，不得不提交檢討書，懲罰是24小時連軸工作。與村民的密切接觸開始挑戰他此前吸收的關於維吾爾人的刻板印象。他變得越來越不願意進入村民的家中或搜查他們的私人通信，儘管他仍在繼續執行其工作所要求的監控。
在2024年初正式辭職後，張亞博內心受創，急需慰藉與力量，於是轉向了宗教信仰。他在一本睡前給兒子讀的聖經故事書中找到了平靜。2025年4月，張先生在廣州受洗成為天主教徒。四個月後，他帶著14歲的兒子參加了一次歐洲旅行。
「那些呼號聲，至今縈繞在我耳邊"
在德國熱門景點新天鵝堡，旅行團開始移動了。大家沿著小路往上走，路過紀念品攤和飲料亭。張亞博走在隊伍最後。他後來說，他已把這一刻在心裡反復演練過無數次：在飯店裡，在大巴上，甚至在廁所裡。
走到第一個轉彎處前，他停下了腳步。其他人繼續往前走，沒有人注意到他。張轉身，往回跑。之後，他乘公共汽車前往菲森，再從那裡坐火車前往慕尼黑。導游給他發了好幾條消息，叫他立刻回來。
以上是德國《明鏡》周刊今年4月發表的報導《他在新天鵝堡脫逃，揭露中國的罪行》中描述的情節（報導作者署名：Christoph Giesen, Frederik Obermaier, Bastian Obermayer, Sophia Stahl 和Jessica Chen）。
該報導繼續寫道，出逃次日，張站在慕尼黑施瓦賓區一棟不起眼的大樓前。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總部就設在這裡——這是一個流亡海外的組織，被北京當局定性為分裂主義和恐怖主義團體。張通過中國官方宣傳瞭解過這個組織，而如今他站到了他們面前。他的出逃，就以此為終點。
當天上午，他請求飯店前台撥通了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辦公室電話。前台把聽筒遞給他，他自我介紹說是一名中國警察，急切地想與他們交談。
維吾爾人引領張進入一間會議室：一張長桌，幾把椅子，一台嗡嗡作響的空調。桌上擺著黑茶，旁邊是記事本和筆。幾名男子已經就座。他們不信任他。張入座時，他們架起一個裝有智慧型手機的三腳架，鏡頭對准了他——他們要完整錄下這次談話。他們邀請《明鏡》周刊在場旁聽。
慕尼黑的維吾爾人最想知道的，還是他為什麼決定開口說話。他再次伸手進雙肩包，取出一份綠色文件，上面印有兩座金色的教堂塔樓——那是一張受洗證書。"我是基督徒，當我死去，我必須向耶穌交賬，"他說。
當時他的工作職責是將在押嫌疑人押送至審訊。張講述了一個比他年輕的男子。一名獄警一次次踢他的下體。那個男子後來死了。張沉默片刻，隨後輕聲說："那些呼號聲，至今縈繞在我耳邊。我為此做噩夢。"幾乎每周都有人死在監獄裡，醫療救治幾乎為零。
張說，他每周都必須向上級警務部門報告訊息，逮捕行動隨即跟上。關於維吾爾習俗的蛛絲馬跡便已足夠：一首歌、一首詩、一段祈禱。
有時，警察甚至會捏造事實。例如聲稱村民在打籃球，張說。一個鍛煉身體、保持健康的人是可疑的——是潛在的恐怖分子。"任何人隨時都可能被帶走。"
他從這個機構離開前的最後一個官方舉動，是簽署一份保密協議——承諾為"所獲取的國家機密"保密，承諾沉默。而現在，他開口說話了。
"如果有一天有人問我，在那裡面對不公時我做了什麼，"他後來在德國庇護聽證會上說，"我至少想能夠說：我說出了真相。"
新疆的鎮壓並未隨著大規模關押的結束而終結
就在《明鏡》周刊發表報導的同一天，美國學術季刊《外交政策》發表了德國學者、新疆問題專家鄭國恩(Adrian Zenz)的文章《新疆對維吾爾人的鎮壓已經演變，但從未終止》。鄭國恩說，多年來，國際社會一直難以穿透北京在新疆筑起的保密之牆。在揭露大規模關押運動的新聞報導和調查性研究浪潮過後，準確瞭解這一地區的真實情況變得愈發困難。受害者無法離境，獨立報導遭到阻撓，北京展示的則是一幅維吾爾人安居樂業的表面圖景。
然而，新疆持續鎮壓的具體細節，正借助一個罕見的渠道逐漸浮出水面：一名前中國警務體制內部人士提供的第一手證詞。這位目擊者表示，北京並未拆除其在新疆的鎮壓機器，而是對其進行了重新校準。強制性政策主導著日常生活，但已變得更加隱蔽和分散，使外部世界更難察覺。
這套重新校準體系的設計者，是2021年12月接替臭名昭著的陳全國出任新疆區黨委書記的馬興瑞。陳全國執政期間，當局依賴高度可見的運動式動員，以法外拘留營的形式拘押了空前數量的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馬興瑞的執政，不過是將該地區的治理從高能見度的鎮壓轉變為高度隱蔽的脅迫。
鄭國恩在文章中寫道，馬興瑞任期內的文件記錄證實了這一強制性環境。2023年一份州級指令要求幹部對農民進行"思想轉化"，以確保其服從工作分配。來自一個維吾爾族聚居縣的最新地方規劃文件同樣印證了張亞博關於新疆激進人口工程手段的觀察，該文件勾勒出要求擴大向中國其他省份勞動力轉移規模的標準，同時強制推行"感恩教育"和"民族團結教育"，以將農民改造為工業工人。
鄭國恩說，正如張亞博的證詞所揭示的，新疆的鎮壓並未隨著大規模關押的結束而終結，它只是演變為一種反映中央政治偏執常態化邏輯的形式。在領導層對永久性無懈可擊的不可能追求的驅動下，這種對全面社會管控的無止境需求，正在製造大規模暴行生長的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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