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发扬人文精神，建设人间哲学（下）

问：这似乎是有利于求道的养生的学问。

答：中国的文化就是讲究求道、悟道、证道、传道。道是需要悟的。我经常借用这句话，“下学可以言传,上达必由心悟”（《四书章句集注》）。“下学”与“上达”的关系相当于“艺”与“道”的关系。“下学”的内容主要是人伦日用、日常生活的礼仪规范等，“上达”的对象主要是天道、性命等抽象的道理。现代教育经常把“下学”与“上达”割裂开来。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专门研究“上达”的学问，走上极端就变成空中楼阁，成为缥缈空洞的学问。“上达”就是“达道”，道是没法言传的，谁也说不清楚这个道是什么。若要学道，最终只有自己去体会、自己去悟，谁也没有办法言传给你。中医最难学的就是这点，中国哲学也是如此。学习和实践固然重要，但没有体悟也不行，这三者要结合起来。要广泛地学、深入地学，不能只学医书就行了，还要学所有的文化，然后再去践行。不能光在书本中打转，学习、实践之后，还要能够领悟到相关道理。要达致知理明道，只有靠自己去领悟，谁也不能代替自己的颖悟，即便有人直接跟你说明也没用。我的悟是我的体会，你的悟是你的体会。中医是这样，其他的学问也是这样。拿绘画来说，我再教你技能——如何用笔，如何用心······但是怎样才能达到“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东坡养生集第六卷·翰墨·跋君谟飞白》卷六十九）的境界就只能靠自己了。知识和智慧不太一样，为学与为道也不一样。尤其是到了综合的实践层次，最难的就是这个体悟。下学人伦日用，可以请人来教；上达天道性命，就只能靠自己了。没有体悟就比较肤浅。整体来讲，“下学”必须通往“上达”，“上达”也要落实为“下学”，当然“下学”的最终目的还是“上达”。我经常讲：“读书学习所为何？通晓人道明事理，开启智慧增艺能，变化气质美其身。”（楼宇烈，2014年，第6页）变化气质，提升人的品质，才是读书学习的本来目的。

四、中国文化的思维特质

问：楼教授，您说中国哲学是做人做事的学问，那么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中国智慧之说呢？ 

答：有啊。我曾经作过概括和总结，即“整体关联”“动态平衡”“自然合理”。（参见楼宇烈，2016年，第10版）这三点就是典型的中国智慧，或者说是中国文化最主要的智慧。我们平时讲“中和”，“中和”就是中国智慧的特点。“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中庸可以说是最高的德性。那么，中庸是什么？中庸就是致中和，达到中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这种中道的智慧不过度、不越界、不走极端，既是境界也是方法。从某种角度来讲，整体关联、动态平衡、自然合理都是在阐释“中和”这样古老的道理。

这其中，“自然合理”尤其重要。所谓自然合理，就是说合乎自然的就是合理的。第一，自然就是每个事物都有每个事物的特点和本性，也就是《礼记·中庸》中所讲的“天命之谓性”。宋明性理学的宗旨就是探讨事物的本性。“性”在古代有时也被称为“道”或“理”。人们常用的“道”“德”二字，其实也是在探讨事物的性理。“道”“德”二字，一是讲整体，一是讲个体。民国时期的段正元有过解释：“道犹路也，天地人物所共由。德者得也，天地人物所各具。”（《道德学志》）“道”是什么意思呢？道者路也，道是指共同的路径。什么叫“德”？德者得也，就是指各个事物的本性。第二，“自然合理”是和讲究普遍适用的标准化思维相对的。只要符合存在的本性，那应该就是对的，就是合理的。换言之，不要用统一的、量化的标准去规定事物的发展趋势。事物本性也不是不变的，自然合理就是要顺应事物自然本性的变化。第三，自然合理与整体关联、动态平衡也是一体的，是从三个角度来说“中和”这件事情。反复体会就可以知道，自然而然就是动态平衡，动态平衡也就是整体关联。这一切都是立足于现实世界的真实逻辑。所以，既要结合现实生活来体会中国的智慧，也要将其落实在现实生活中。中国的先哲都是基于现实的生活世界来思考问题的。比如，荀子曾提出“维齐非齐”（《荀子·王制》）来诠释类似平等这样的观念，认为想要达到“齐”，必须“非齐”。“维齐非齐”出自《尚书·周书·吕刑》,可见中国文化里早就有这种自然合理的思维方式了。后来孟子也讲“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这意味着不应该按照同一个标准去对待不同的事物。另外，宋明性理学也有“理一分殊”的说法。总之，这些经典的论述都蕴含了自然合理的思维方式。 

问：那么，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具有怎样的特点呢？或者说，在根本上，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有什么具体表现？

答：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以略微谈一点。中国文化在思维和做事上讲究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这点从汉字的构造就可以深入了解。第一，天地万物，在汉字的偏旁部首上多有体现。譬如，与人相关的偏旁部首，如口、耳、眼、鼻、舌、四肢都有——口字旁的字、耳东旁的字、目字旁的字、鼻子旁的字、提手旁的字、走之旁的字、身字旁的字、肉字旁的字、骨字旁的字······尽管语言和文字是两回事，但两者都是文化的载体。第二，常见的文字系统有两种：一种表音，以音来表意；一种表形，以形来表意。而汉字造字法有六种，即所谓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从某种角度来讲打破了表音表意的局限。因此，这个文字就是不一般的文字。理解中国文化时，首先遇到的是语言的问题。事实上，中国的语言与西方的语言确实不一样。西方的语言讲究语法，有动词、名词、主词、副词等，甚至字词本身也要定性。中国的语言是不能完全固定的，否则就无法展现其丰富的内涵。观察中国人说话的过程就可以发现，同样一个字在这个位置上是这个意思，在那个位置上是那个意思。汉语没有将字词绝对定性，也没有动词、形容词、主词、谓词等这些概念的固定区别。但是，现在我们的语文教育一天到晚特别强调语法，这确实不太适合汉语的实际特点，有可能遮蔽甚至消灭了汉语的特征。我经常讲一个简单的例句，就是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的话：“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里的“饭”是名词还是动词？按原句本来的意思，是说廉颇年纪这么大了，还能吃饭吗？因此这里的“饭”不是名词而是动词。好多时候，汉语表达颠来倒去也没有问题，大家使用汉语时都明白。如果机械地运用那些所谓的语法来限制中国传统的语言，就会对中国的语言造成很大的破坏。刚才说了，汉语冲破了音形的局限，包含了丰富的含义，一看就容易让人明白。耳东旁用耳朵，提手旁用手，走之旁用脚······一看某个字就知道或者表示用脑子想的，或者表示用手做的，或者表示用耳朵听的，或者表示用鼻子闻的······第三，汉字过度简化也会造成一定的问题。譬如，原来的“聽”字是用“耳朵”的，现在的“听”字是用“口”来听的。过去一看就知道是用什么在听，听声音，听人讲话，是用耳朵。除了很多用人体的器官来作偏旁部首的汉字，还有很多是用物来作偏旁部首的汉字，如草字头、木字旁、日字旁······另外，看与写是两回事。写是一笔一画的。看字要整体地看，不是数着笔画来看。不是说简化笔画了，学习汉字就会变得简便了。譬如，简化的“卫”字，还能看出什么含义吗？原来这个“衛”字是可以通过其造型讲出其含义的。总之，我觉得，中国文字有时是非常直观的，推崇直觉。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国文化就是这样致思的。

问：听您所言，我觉得不了解我们的语言文字，就很难理解我们的思维方式，当然也难以理解中国文化更为深层的特质。

答：是的。正因为仰观俯察，中国文化也是一种崇尚自然的文化。如果按本草来讲，传统中医用来治病的药物，不管是植物的或动物的，还是山水的或矿石的，都是天然的自然物，没有一样是用人工的化合物。这个里面就有点综合的智慧。从根本上来讲，中医不仅是用“药”来治病，还是用“方”来治病。方子里面就有君臣佐使的配合，配合在中医里也叫“配伍”，而“配伍”里边有些是推进的，有些是限制的。这些都不是简单地通过分析有效成分的思路就能够把握的。在很多情形下，我常讲中医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中医的思维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整体关联、动态平衡、自然合理这些思维特点在中医那里都有鲜明的体现。药方最终是归于方，不是归于药，只用药就容易产生副作用。药在方里可以相互配合，以期达到理想的效果。这些事说起来话长了，我们现在丢失的不是一点两点。从某种角度来讲，中医这套学问难学，中国哲学也难学，中国文化里有很多变化不测的因素。中西哲学的差别是类型上的差别，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差别——不如此把握中西哲学，做学问就容易雾里看花、隔靴搔痒。

问：那么相比西方哲学，中国文化的智慧有什么特点呢？ 

答：中西方哲学的差异是很多的。中西文化对宇宙、人生的观察角度和观察方法都有所不同，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各自有各自的特点。早在清末民初，章太炎先生就指出，西方哲学关注物质发生，而中国哲学则关注动态的人事发生。更细而言之，西方人习惯于将“心”和“物”分开，而中国人则习惯于关联思考，心物不离；西方人注重逻辑推理、体系建构；中国人则注重实践经验、现实应用。当然，尤其重要的是中西方在语言上的差异。从某种角度可以说，西方人追求“言尽意”，中国人追求“言不尽意”。 

语言的问题，是文化、哲学上的关键问题。中国文化认为语言是有局限性的。再说，有时某个表达只是针对某个问题，不可能普遍适用于一切问题。更何况没有谁说的话是绝对的最后的真理。若把某一个表达予以绝对化，那么这一表达就离错误不远了。正所谓若执着于“有”则讲“空”，若执着于“空”则谈“有”。那么，到底是主张“有”还是主张“空”？我既主张“有”也主张“空”，既不主张“有”也不主张“空”。这种做法不是诡辩，而是意在破除人们对于语言的执着。在魏晋玄学时期，王弼、郭象就广泛讨论了“言意之辨”这个话题，并逐渐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忘言得意论”。魏晋玄学时期所形成的“忘言得意论”为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论乃至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创作论和欣赏论均提供了基础性方法。事实上，无论是因言象而得意，还是超言象而会意，关键都在于充分发挥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后来的宋明性理学家也充分运用了这套理论。比如，朱熹即言“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四书章句集注》）。我认为，朱熹的这番言论乃是对于王弼、郭象的“忘言得意论”思维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若是追溯“忘言得意论”的源头，早在先秦时期就谈论这些问题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任何人都可能随时随地被遮蔽，看到近的就容易看不到远的，看到古的就容易看不到今的。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了人的局限性以及语言的局限性。当然，“言不尽意”里面也有“言尽意”的一面。孔子讲“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传上》），又讲“圣人立象以尽意”（同上）。当然，“言不尽意”并不是说事物的存在是不稳定的。但事物的构成都不是仅仅仰赖某一方面就可以被描述的，任一事物都至少有两方面。往往说清楚了这方面，有人就会质疑那方面。要想把事物的方方面面都说得清清楚楚，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言不尽意”其实是针对人的有限性来讲的。在一个人这里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在另外一个人那里就不一定了。即使讲得清楚明白了，也不等于揭示了事物存在的奥秘，更不保证这种表达能够完全贴合事情的本来面目。更何况，为什么要把任何事情都要搞得那么清楚呢？庄子讲“莫若以明”（《庄子·齐物论》），意思是说，是非混淆，众说纷纭，很多时候不如不用认识活动。这是一种知止的智慧。庄子又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同上）即是说，诸如鸡生蛋、蛋生鸡这样的问题，知道有这么个现象就行了，不一定要问个先后。明了、悟道以后就不要再去追究了。不可能事事物物都能搞得清清楚楚。 

五、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 

问：人们常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来概括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构架，并从不同视角讨论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您怎么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 

答：这是一个涉及古今中西的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起，就开始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中国最早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就有精深的研究。再往后，类似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已经注意到应该正确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问题。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系统总结说:“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同上，第707页）“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同上，第707—708页）“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同上，第708页）《新民主主义论》原是毛泽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稿。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继续强调说:“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3页）这些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论述，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新文化时期，也实际地吸收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举例来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引用了不少儒家修养论的内容，比如“内省”“慎独”“知行合一”等，由此可见古代某些修身的工夫在新的时代也有不可磨灭的价值。第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过程充满了各种曲折。事实上，自近代以来，“如何看待中西文化”这一问题引起了很多的争论。有人面对西方的学问，对中国文化失去了自信心；有人则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不管什么样的主张，都应该坚持文化的主体性。譬如，日本就曾提出了“和魂洋才”的现代化改造主张，即以本土文化为载体，在此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坚守“大和魂”。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主性，就很难吸纳其他民族的文明，反而会被其他的文化所征服。文化凝聚着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内核。归根结底，中国人最终还是由中国文化来定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第三，马克思主义也有中国化的问题，经过长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会让中国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当然，这个结合的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或者一帆风顺的。结合的时候，最好是能够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要面向新时代、新问题，面向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实际，有意识地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人类历史的发展早就证明，多元共存才能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态。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和而不同”，极具包容性、开放性。中华文明里面有很多的内容都是吸收外国文化发展起来的，比如琵琶、胡琴这些耳熟能详的乐器都是从西域来的。总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艰苦的努力。在过去的历史长河里，中华文明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特点。在未来的时代里，我们也应该坚守文化主体性，以宽广的胸怀，汲取不同国家地区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积极同世界其他文化展开交流和合作。如今，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两个结合”，这有助于巩固文化主体性，也有助于形成新的文化。 

问：从您所讲的可知，文化问题是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大问题。那么，在21世纪，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建设中国文化呢？ 

答：除了刚才所讲的，我认为文化问题还应该结合全球时代大势来思考。我曾在《对于21世纪中国文化建构的思考》一文中进行了相关讨论。在21世纪，中国的文化建构必需注意两大问题。一是调整好中西文化的“比例”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尤其需要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树立对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的自尊和自信。二是要注重调整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比例”，充分认识人文文化在社会发展和进步中的重要意义，积极扶植和发展人文学科。这其中，第二个调整不仅对中国21世纪的文化建构有意义，而且也对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科技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尤其强势。只有科技而没有人文精神的社会是非常危险的。很可惜，人类在20世纪对人文领域的探求和建设尚未取得可以与科技发展等量齐观的成就。整个20世纪的文化发展总趋势，仍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乃是对于科技的崇拜。那么，在21世纪，情况应该有点改观，人类应该懂得用人文来调节科技，尤其是用人文精神来自我节制，否则人类既难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也难以实现整体的可持续生存。当然，科学技术也是人类的发明创造。对于科技与人文的关系，我曾经提过两句话：“人文立本，成人之道；科技利用，强国之器。”（楼宇烈，2007年，第11版）这两句话到现在我也是坚持的。没有科技，国家是不会强大起来的；但没有人文，科技再强也没有用。人文为本、为道，科技为用、为器。不要把本和用、道和器搞颠倒，本末不要倒置。《淮南子·修务训》里有句话值得大家记住：“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这告诫我们，私人的意志不能进入公共的发展规律中。人们要想有所成就，既要根据事物自身的规律，还要观察条件是否合适。“资”就是依靠的条件，光循理，如果条件不成熟，事情也是做不成的，甚至好心做坏事。道家的无为观念不是消极的思想，而是高明的智慧。西方人也很注重这种智慧，《道德经》在西方社会算是畅销书。

人类的科技成就本来是要服务于人的发展，但非常可惜的是，现代社会的人类反而越来越依赖科技。于是就产生这样一个悖论：人类征服自然的手段和力量越强，人们对于这些手段以及人为环境的依赖也就越强。有时甚至只要这种人为环境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一点小问题，都有可能使社会生活陷于瘫痪。换句话说，人类正在不断地沦为自己所创造出来的高新科技的奴隶，以致不断地丧失自我和个性。由此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最为严重的危机之一。由此可见，单纯发展科技并不能真正地、完全地解放人类。对于这种危险，瞿秋白先生早在20世纪初发表的《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一文中即有反思：“技术和机器，说是能解放人类于自然威权之下。这话不错，然而他不能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瞿秋白选集》，第100页）“文明人不但没有从物质生活解放出来，反而更受物质需要各方面的束缚锁系。以全社会而论，技术文明始终只能解放一部分的人。”（同上，第103页）这些分析，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极具启发意义。瞿秋白在这篇文章中甚至畅想，社会主义文明应该是艺术的技术文明，“那时科学的技术文明便能进于艺术的技术文明”（同上，第109页），“那不但是自由的世界，而且还是正义的世界；不但是正义的世界，而且还是真美的世界”（同上，第109页）。如果从文化建设来讲，当今世界由于科技发展带来的种种问题，其责任并不在科技发展本身，归根结底在于发展科技的人，尤其是现代人的价值取向。一言以蔽之，应当大力加强人文学科建设的力度，充实人们的精神生活，健全社会的文化结构，这样庶几可恢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健康和乐关系。

问：好的，谢谢您。快到采访的结尾了，我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正好请教您。您经常讲中国文化的特点是生命的文化、求道的文化。那么，这种文化在今天来讲还有意义和价值吗？

答：整体来讲，中国文化是生命的文化，而且是以人类生命的文化为主。现在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玩物丧志。玩物丧志，有可能让人丧失主体性，失去自由。因此，就人文精神来讲，当前尤其要克服物欲的控制。荀子记载了当时的一条谚语：“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荀子·修身》）这句话大概意思是说，君子能够管理物，而小人就容易被物控制住。对此荀子还作出了系统论证，认为人的欲求是不能“无”和“去”的，但是也不应“寡”和“纵”，那么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导欲”“节欲”了。这启发人们既不做禁欲主义者，也反对纵欲主义，应该合理安排自己的欲求。我认为，荀子的学说恰当地调节了人类欲求，即使在当今世界也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能够让人类从那无尽欲求的桎梏中摆脱出来，把个体生活的格调和情趣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但非常可惜的是，不少时候，人们宁愿耗费精力、挖空心思地追求具体的物，却不去追求超越的道。历史上文化的发展也是这样。有些人是一步步地向物欲退化的。譬如，本来是为了安身立命学佛，但是沦为祈福，保佑自己；本来是为了安身立命求道，后来就只是为了长生，陷入导引术里去了。如果求道是为了长生，那长生又是为了什么？我们不能够一天到晚光是空想，要通过自己生活的践行去悟道。中国哲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哲理必须要与人生相结合，“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二十“别诸生”）。即是说，不是单纯地做逻辑推理的功夫，还要体现在生活践行中间，这就是王阳明讲的“知行合一”。

问：您曾经讲，西方有西方的哲学，中国有中国的哲学，西方有西方的文化，中国有中国的文化，中西方哲学及文化都有类型的差异。那么，未来中西方文化有没有可能达成一致？

答：不需要刻意达成一致。愿意吸收对方的优点就吸收，不愿意也不必强求。不是谁比谁好，或者谁代替谁。文化之间重要的是相互理解，彼此交流。中西方文化有如此种种的不同，是可以通过交流和比较来达到相互理解的，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也有望达到互补互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如果通过互相吸收彼此的长处，进而实现取长补短、交流互鉴就更好了。

问：中国文化是能够让诸多文明共存的文化，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答：就是“和”的思想。“以他平他谓之和。”（《国语·郑语》）这个世界本来就有那么多事物存在，谁也不可能让它们完全一致。如果一味求大，就会消泯其他的差异性、多样性，就会导致“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同上）不能用追求“同”的方式追求“大”。中国人讲“同”，也是注重差异性的。庄子说“不同同之之谓大”（《庄子·天地》），差异性、多样性是这个世界的活力。有上才可以讲有下，没有上怎么可以讲有下？这些都是在对比中显现出来的。上下、前后、左右都是相对的。道家讲“反者道之动”（《道德经》第四十章），没有这个，哪有那个。没有“对待”根本是不可能的，都是幻想。没有东哪来的西，没有西哪来的东。

参考文献：

古籍：《道德经》《道德学志》《东坡养生集》《国语》《汉书》《汉书辨疑》《淮南子》《嵇中散集》《礼记》《论语》《孟子》《尚书》《思辨录辑要》《四书章句集注》《素问经注节解》《王文成公全书》《玄谭》《荀子》《曾文正公全集》《周易》《庄子》等。 

卡普拉，1999年：《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朱润生译，北京出版社。

楼宇烈，1986年：《漫谈儒释道“三教”的融合》，载《文史知识》第8期。

1995年：《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载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对于21世纪中国文化建构的思考》，载李玉、汤重南主编《21世纪中国与日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发扬人文精神，建设人间哲学——21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载王博编《薪火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国学百年争论的实质》，《光明日报》1月11日。

2014年：《中国文化的道与艺——由艺臻道，以道统艺》，载《学术交流》第10期。

2016年：《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底蕴》，载《人民日报（海外版）》6月14日。

《毛泽东选集》，1991年，人民出版社。

《瞿秋白选集》，1985年，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