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和：理性的结构：比较中西思维的根本异同（下）

中国史学是有逻辑的，但中国人没有将逻辑抽象地发展出一套有定律有系统的学科，而习惯于具体的形象思维。先秦诸子论证其观点时，都是引用具体的历史事件，司马迁引孔子语“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史记，太史公自序》)。“道不离器”的说法表明，“道”本身不能推演，必须依靠具体的事物“器”来解释。中国人所依靠的逻辑主要是归纳法。西方人则认为，归纳法是不可靠的，你可以举出一万个例子，但找出一条相反的例子，结论就不成立。 

史学离不开逻辑，材料的取舍和甄别等等，都要经过逻辑的推理。逻辑理性和历史理性又是相互联系的。逻辑理性直接影响到自然科学，历史理性影响到人文学科。而自然科学本身也是历史的。逻辑理性对历史理性来说，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没有逻辑理性，就没有历史理性；但是，有逻辑理性不见得就有历史理性。为什么如此？因为人作为一种动物，有非理性的方面：七情六欲。感性、情感是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提出的“体验”(erleben)是生命存在的方式。感情这东西，动物也具有，但动物没有逻辑理性。逻辑理性与历史理性，前者以推理为主，后者以感性为主。单靠逻辑，没有经验，是不行的；单靠经验，没有逻辑，也不行。英国从培根开始，二者结合，出现了工业革命。 

我们再看逻辑理性、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伦理学)的关系。伦理学也是一个专门的学科。欧洲有个学者，后来去了美国，叫麦金泰尔(A.Maclntyre)，写了《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研究道德理性。他不仅研究西方的，也研究中国的。道德理性自古就有两种。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认为，“知识即美德”。知识决定道德，知道什么是善，就会行善。在苏格拉底看来，道德是由逻辑理性决定的。亚里士多德不同意老师的观点，他的《伦理学》强调道德由风俗决定。风俗有时代的不同，地区的不同，道德观是不同的。所以，亚里士多德的道德观是历史的。康德认为，道德一定以理性原则为前提。“金律”(Golden Law)也是历史的，古今贯通的；也是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一些古人认为符合道德的东西，现代人则认为不符合。中国人认为符合道德的，外国人认为不符合。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和恐怖分子的道德观也与其他人不同。不同道德观的人，在历史舞台上都受到逻辑理性和历史理性之光的照耀。苏格拉底的道德观是逻辑理性，亚里士多德虽然强调逻辑理性，但他的伦理学却是历史理性。文艺复兴时期的拉斐尔在梵蒂冈教皇宫里创作的《雅典学院》，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二人放在画中央，柏拉图手指向天，亚里士多德手指着地，表现出师徒二人的理论不同。 

凡是认为古今道德是一律的，就是逻辑的；凡是认为道德可以继承可以变化的，就是历史的。我们可以说，道德理性既有逻辑理性的依据，也有历史理性的依据。在逻辑理性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道德理性受其支配；在历史理性主导的情况下，道德理性也必然受其影响。中国的伦理有古今相同的道德，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随时代变化，有逻辑理性的背景；中国伦理也讲前后变化的道德，这集中体现在“礼”的层面上。孟子认为，“男女授受不亲”，是符合道德的，但是，见嫂子落水而不去援手相救，“是豺狼也”，这种情况下，“男女授受不亲”的规矩可以不遵守，这叫做“权”，即权变。权变，就是以非正常的手段达到正常的目的。中国人现在认为男女跳交际舞，道德上没问题，已经放弃了“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可见，道德理性反映了逻辑理性和历史理性。 

在中国，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周人的天命论开始，古典文献中充满了统治者必须以德治国才能够长期执政的看法，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三皇五帝的憧憬，更是把三代由天命论决定王朝命运的历史推向乌托邦式的远古时代。《春秋》作为史书，也是为了经世致用而作。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下》)体现了历史理性和道德理性的结合，他所推崇的“王者”是实行“仁政”的君主。 

道德能不能继承？这个问题中国曾经讨论过，是以批判的态度对待的。无产阶级怎么能继承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道德？可是，以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对传统道德应该批判地继承，这也是黑格尔的否定中的继承。批判继承，既是逻辑的，又是历史的。逻辑在道德上有合理性，道德怎么能没有继承呢？刚出生的婴儿，无法以道德观去衡量，他一出生就在承受着历史的包袱。中国古代，男女如果没有媒人，怎么能结婚呢？现在则无所谓。可见，不同时代，道德标准不一样。男女授受不亲，当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国人对西方男女见面相互贴脸的行为，是看不惯的，认为不符合道德标准。大清王朝的使臣见到这样的行为，惊吓不已。现在则不同了。道德是由风俗决定的，一点不假。 

人必须有历史理性，也必须有逻辑理性。逻辑理性也好，历史理性也好，对人都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这一点在历史中得到了证明。这两种理性各自都可以在不同的文明中占据支配地位，其他理性占从属地位。 

(四)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的作用 

世界历史，在科学革命之前，中国一直处于优越的地位，而西方处于落后的地位。因此，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著名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科学革命？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说，原因是中国重人事的历史理性占有支配地位，而西方以逻辑理性占统治地位。可以说，西方人“醒来”早，而“起来”晚。古希腊以逻辑理性为基础的几何学、数学、自然学，在当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所以长时期内是学者为了纯学术而研究的对象。直到17世纪，逻辑理性才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决定性的方法。法国的笛卡尔将几何学和数学结合在一起，创立了解析几何，引入了坐标系和线段的计算方法。这一贡献的用途非常大，比如，可以计算抛物线。英国的经验主义者培根和其他几位哲学家兼科学家提倡科学研究应当是理论和实验相结合，这一方法在科学领域也有极大的贡献，开启了工业革命。培根的经验主义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之上的，除了分析判断以外，又加上综合判断，西方走到了前面。培根的书名《新工具》，就是针对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两人同等重要。一切科学学科，包括研究微观世界的量子力学，都是以严密的数学逻辑为基础的，每条定律都有相应的数学公式表示。没有逻辑就没有科学。 

历史理性的作用表现在社会层面。现在产生文明冲突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风俗不相容。如果依赖逻辑理性来解决文明冲突，必然产生更严重的冲突。历史理性是法宝，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何证明？罗马帝国时期的近东、中东，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教之间，甚至各个教本身内部，有着尖锐的矛盾冲突，甚至发生多次战争。任何一个温和的教派，在受到压制时，都有可能发展为原教旨主义。历史理性关注人的情感，强调“变”中有“常”，寻求历史所以然，因此能够引导人们设计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人类既然有非理性的一面，就不能仅以逻辑理性来处理矛盾。韩国人与日本人有很大的矛盾，这就是历史造成的。如果没有历史理性，我们就不容易理解历史。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但不是纯理性动物。宗教人士认为纯理性的只有上帝，非宗教人士认为纯理性的人如同计算机，失去人情味。也就是说，人除了理性之外，还有感情，所以人的行为不全由理性支配，在很多情况下，感情支配人的行为。理性与非理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分析过了。他们认为，人的灵魂中大致有四个部分，有的属于理性，有的是非理性。先秦儒家也提到这方面的问题，性善性恶即是，但他们的分析没有希腊人充分和彻底。 

人性的善恶或人的灵魂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问题，历史理性能够理解，而纯粹的逻辑理性则不能。正因为如此，人类历史才有偶然性，而以逻辑理性推之，历史则没有偶然性，全是必然的。说“人心叵测”，“知人知面不知心”，“不按常理出牌”，都是明显的例子。人在作决定时，往往有“不在场”的非理性因素在后面起作用。历史必然与偶然的问题可以从这两类理性的作用予以回答。逻辑理性必须历史化。几何学的论证，不需要结合事实，仅仅是一条一条地推导，就必然得出结论，没有偶然，数学概率论才有一定的偶然性，这是因为概率论结合事实了，历史化了。 

西方严格的逻辑是排中的，非彼即此，这样易于导致强制别人，不结合实际情况。这是今天中东动乱的原由之一，也是“阿拉伯之春”造成一片战乱的因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排他的。世界需要包容性，需要多元化。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是包容的，是适合人类的，是“金律”。基督教有包容性，但历史上暴力不断。人类在进步，现在的基督教好多了。 

逻辑理性在永恒中求真理，历史理性在运动中求真理。运动中何以能够求得真理？因为运动是“常”与“变”的统一，“常”中有“变”，“变”中有“常”，无“常”就无理性可言，真正的历史就是“常”与“变”的统一。这是逻辑理性和历史理性概念上的根本区别。人怎么能不是历史的呢？人总是有生有死，不可能像上帝一样是永恒的。逻辑理性和历史理性相互排斥。逻辑理性从抽象开始，一抽象就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历史就被甩出来了。历史则就在时间空间中。 

我觉得，伦理学能够成为理性的，已经是实践理性了，而历史理性不过是实践理性的一种。伦理学有从逻辑理性推出来的、固定不变的规则，适用于任何时代和地区，比如，康德的“绝对命令”和“人就是人，而不是达到任何目的的工具”，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伦理学也有历史理性的内容，比如，由于风俗的变化，过去符合道德的行为，后来不符合了；过去不符合道德的，后来符合了。冯友兰先生曾提出道德可以“抽象继承”的说法，这个观点很矛盾，道德到底是苏格拉底的“知识说”呢，还是亚里士多德的“风俗说”？风俗是变的，而逻辑理性的“知识说”是不变的。麦金泰尔的伦理学，也涉及逻辑理性和历史理性。 

西方思维走向抽象的道路，一旦抽象，就超越时间空间。抽象时舍去具体的东西就不在场，留下的是在场的，是一种抽象的在场，是永恒在场的，所以叫做“在场的形而上学”。抽象的方法是为了舍去现象，探究本质。只有通过不断地抽象，不断地进行定义，不断排除在场的，数学和其他科学才能够发展出来。在场形而上学对人生没有什么用，简单的逻辑学对人生还是有用的，到了数理逻辑的高层次就没什么用了。科学方面的数码技术对人生的影响很大，从照相机到电脑，都是革命性的。20世纪的存在主义哲学流派就批评在场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追求的存在，不是在场的形而上学的存在，而是要活生生的人的存在。存在主义者认为，在场形而上学否定了存在主义所追求的“存在”(existence)，即人的存在。 

每一个人自身不全是理性的，人与人结合成群体，非理性成分就更多了，许多事情的处理，是不需要逻辑理性的，可能性就够了。比如夫妻，一个是南方人，一个是北方人，吃米吃面的问题很难避免。解决这样的生活问题，逻辑理性是没有好的效果的。历史不像算命可以预知将来，历史有不可预测性，但是，不可预测之中，有没有可以预测的？传统中国的史学回答：可以。人们可以从历史发生过的事件引以为鉴，可以通过时刻调整达到理想的历史目标。

这一节分析了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认为所有方面的不同可以归结到理性结构的不同。逻辑理性主宰了西方的思维，历史理性引领了中国的思维。

三、二分法的不同是理性结构不同的根本原因

思维方式的根本不同，不少人倾向于从社会生产方式和地理位置上去寻找答案，比如，西方文明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商业和航海业发达，人们的特点是开放性，而中国是农业社会，人们安土重迁。生产方式和地理环境方面的解释不是根本的，历史的资料也不足以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前面提到的希腊和中国在前轴心时代留下的历史遗产的多寡不同也是一个原因，但这些原因都不是主要的，我们应该从人类思想起源方面寻找，其主因是思维的“二分法”(dichotomy)的根本不同。

我们如何能够知道人类最早的思想方法？知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没有任何历史记载可以回答，只有从逻辑上去寻找答案。人类最初状态是混沌的，这虽然没有任何历史根据，但传说中有。中外都经历过一种混沌的状态，英文是chaos，是一无所知的状态。最初的知识是一分为二观念的产生，一个分成两个的观念。中国的神话“盘古开天辟地”讲的就是一分为二，天地之分。老庄也讲混沌。《庄子》讲南海之帝、北海之帝为中央之帝混沌开窍，一日凿一窍，七日凿七窍，七窍成而混沌死。这反映了认识是从区别产生的，没有区别则不能有认识。孩子最早认识的是父母，妈妈爸爸的发音mama、baba，在世界上是通语，因为都是唇音，发音最容易。假如没有比较，那么我们所面对的就只能是一片混沌。人类认识的真正起点只能是混沌的二分。视觉之区分光明与黑暗，听觉之区分安静与喧哗，嗅觉之区分清香与恶臭，味觉之区分鲜美与苦酸，触觉之区分柔软与坚硬等等。一切感性知识皆由此开始。在康德的认识论体系中，在感性认识阶段作为先验的直观形式的时间与空间，是以比较的形式呈现的。在知性认识阶段作为先验的十二范畴(分为四组)也无不以比较的形式而呈现。甚至进到了他的理性认识阶段，他觉得出现了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Antinomy，也分为四组)，至黑格尔则以“存有”(Being，Sein)本身就包含了矛盾来加以解决。所以，康德的“二律背反”也是以一种比较的形式呈现的。比较既是一切作为认识对象的存在的基本属性，也是认识本身的基本属性。因为人类认识对象与人类认识主体的基本属性统一，所以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可能的。从逻辑上说，人的知识绝对是从一分为二开始的。 

希腊哲学史上最早采用二分法的是毕达哥拉斯，他的有理数与无理数，就是二分法。无理数被排斥在有理数之外，因为二者之间不可通约。二分法在数学上的作用正是逻辑理性的体现。几何学也建立在二分法基础上。几何不能有矛盾，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毕达哥拉斯以后的哲学二分法是存在与非存在之分，存在就是有理的，无理的就不能存在。比如，巴门尼德的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绝对排中，非有即无，非无即有。凡是存在的就是知识，是能说和能想的知识；非存在不能说不能想，不是知识。存在是一，而不是多。柏拉图的“分有说”，将存在从一发展为多。一个“我是”就分成两个，一就变成多了。不能动的“是”变成可动的。“我不是”包括了“是”。这个动，是观念的运动，不是历史的运动，不是历史理性。历史理性是人的运动，而这只是概念的运动。然而，概念的运动，一分为二，突破了静止的观念，在思想上是非常有意义的，涉及到辩证法。西方的二分法对科学绝对有好处，当今的数码技术带来的革命，的确离不开二分法。 

柏拉图运用两分法来寻找定义，先将一个普遍性的概念分出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从二者中选出一个有关的概念再进行两分，重复这样的过程，最后得到定义。比如，“政治家”的定义先从“管理一群动物的技艺者”这个概念开始，将其分为“管理野蛮动物者”和“管理可驯服动物者”两个相对立的概念；然后将前者“野蛮动物”排除，对后者“可驯服动物”继续进行两分，得到“管理水生动物者”和“管理陆生动物者”；后者再分为“管理飞行动物者”与“管理行走动物者”；后者分为“管理有角动物者”和“管理无角动物者”；后者包括“管理可杂交动物者”与“管理不能杂交动物者”；后者有“管理四足动物者”和“管理两足动物者”；后者包括“管理有羽翼动物者”和“管理无翼动物者”。将每一层的两分中保留下来的那部分加在一起，就得到了“人”的定义。因此，“政治家”的定义就是管理一群可驯服的、陆地生活的、行走的、无角的、不能杂交的、两足的、无翅膀的动物的人。这一定义虽然不准确，但其逻辑的定义方法是奠基性的。更加严格的定义，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属概念加种差”(genus+differences of species)。

西方的二分法，永远是除外法：规定一次，就否定一次。规定了“管理无角动物”，就将“管理有角动物”除外了。斯宾诺莎的“规定即否定”的深层含义就在这二分法之中；牟宗三先生也说：“一有抽象，便有舍象。”每抽象一次，就会抽出共同的东西而舍去特殊的东西。所有“A是什么”这类的命题，同时也说明“A不是什么”。比如，“你是”，就是“你是你自己”，意味着“你不是非你”，将不是你的人排除了，这才真正把“你”讲全面了。“你是人”这样的判断表示，你不是非人，但因为大家都是人，“你”与别人分有了“人”这个概念。这两句话在逻辑上把一个“你”分成了两个“你”。 

二分法和思想律是全部逻辑系统的基本原理。二分法体现了逻辑的对偶原则：任何一个项A被否定后就成为它的相反项-A，-A被否定就成为它的相反项A。比如：有理数的否定就是无理数，反之亦然；存在的否定是非存在，反之亦然。存在好理解，非存在就不好理解了，在现实中没有，但它的意义是逻辑上的，逻辑的威力就在于它可以超越感性的认识，在纯理性中不违反定律的要求。肯定和否定的对偶性是思想律的根本。二分法的关键在于与三条思想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紧密相关。一个概念在被两分之前，自身就等于自身。公式是A=A，不能不是A。这是同一律。两分之后的两部分之间的关系必须是相互排斥的，非彼即此。用判断句表示就是：凡S不是P，凡P不是S；公式：A×(-A)=0。如果有的S是P，或有的P是S，二者的关系就不是相互排斥的。这是矛盾律。一个概念一分为二后，两部分加起来必须是穷尽的，必须还等于一，不能有遗漏的部分。用判断句表示就是：凡非S是P，或者，凡非P是S；公式是A+(-A)=1。这是排中律。 

中国的是《周易》的两分法，即阴阳鱼、太极图式的。阴阳是互补的。男为阳，女为阴，男女结合生子，繁衍后代。因此，由阴阳而八卦，由八卦而万物。阳卦中有阴，阴卦中有阳。西方的两分法，1里面的A和—A不能运动，《周易》的阴阳是可以运动的，但运动的规则缺乏逻辑。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二者不是排斥的，也不可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没有剧烈的断裂。《周易》的二分法，被排除的东西又进来了。乾坤没有定义，在这里是天地，在别处是牛马，是父母，等等。乾坤永远在场，因为舍象没有舍出去。母亲生了儿子，阴(母亲)就应该退场了，只剩下阳(儿子)。这与西方的不同。西方每一层的抽象，都将一部分舍掉。说到茶杯时，所有茶杯的概念就在场，非茶杯之物就被舍掉，或退场了。抽象的结果到“是/存在”的时候，就是永远在场。 

毕达哥拉斯以数为万物本原，《老子》也讲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用数来解释。可是再往下，就没有数了，而是象。以后的思想家将数发展为术，即《易》中的象与术的结合。比如：六、七、八、九，老阴、少阳。三阳为老阳，三阴为老阴，二阳一阴为少阳，二阴一阳为少阴。“大衍之数五十”的“数”不再是《老子》“一生二”所讲的数了。其结果就是没有往抽象的方向发展，象术都是现象界的和具体的事物。《老子》提出“道”，没有进入“非道”的理路去讨论。 

《周易》从阴阳两分开始，但没有继续沿着两分的道路向下走。八卦是阴阳两极产生的结果。乾坤为两个门户，进入后，应该二分为四，但没有继续两分，而是用三分来组合。在乾坤两卦之下，三个阳卦，三个阴卦。为何两个阴爻一个阳爻的卦属于阳卦？王弼认为，天地人三才，做主的只有一个。王弼注《易》，已经排除了很多汉代的“术数”非理性成分，但他的理性仍然不够彻底。他的“三才”说不对，三应该代表三个阶段。人类早期，观察到一切东西都有发生、发展、衰亡三个阶段，一、二、三这三个数可以代表每一天早中晚的现象和人类少年、中年、老年的现象。如果从阴阳继续二分的话，就无法表现三个阶段的观念。佛教讲生、老、病、死四个阶段，其实主要还是三个，合病与老为一个阶段。天地人三才是横向的分法，三阶段是纵向的分法，这符合早期人类对事物观察有三个阶段的认识。阴阳是观察事物得出来的两个相关的观念，光明与黑暗，白天与夜晚，太阳与月亮，男与女，等等。同样，三个阶段的观念也是观察的结果。说“天垂象”，“观天象”，就是这个意思。

基于白天黑夜的阴阳观念，发展出早中晚三阶段的观念，这就是从二发展出三的走向，异于西方的两分法走向。有了早中晚的时间观念，阴阳的发展和变化就成为可能的了。有什么证据说有早中晚观念？八卦分别代表了不同的事物，有自然界的，有人类社会界的，比如家庭成员。乾卦下面的这三个阳卦中，“震”是长子，“坎”是次子，“艮”小儿子。坤卦下面的三个阴卦中，“巽”为大女儿，“离”为二女儿，“兑”为三女儿。这些子女就是在不同时间出生的。八卦中的阴阳没有明确的时间性，而早中晚三阶段是时间性的。早中晚是三个，阴阳是两个。三和二，用数学的方法组合，就是六个，再组成重卦，就是六十四个。由二到八，中间有个六。从二发展到三，中国古代的数就到此为止，以后都以象为主。 

可见，《周易》的阴阳两分，不是严格的对偶，不是相互排斥的，无法发展成逻辑学的矛盾律和排中律，因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后来的阴阳鱼或太极图之中。《周易》的阴阳二数，发展出三，没有沿着两分的原则向下发展。《老子》也背离了两分，由数进入象术的领域。阴阳观念是经验的，没有升华到思辨的高度。从另一方面看，《周易》的阴阳是运动的，可以互补，另外，早中晚的时间概念也是变化的、循环的，从而可以为历史理性提供哲学基础，即事物是“变”与“常”的统一，有一定规则可寻。另外，阴阳二者虽然有分别，但没有互相排斥，没有将不在场的舍去，二者都在场，没有形成西方的在场形而上学，有利于中国历史理性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理性强调“常”与“变”，不仅考虑在场的因素，也考虑不在场的。可以说，西方文明中逻辑理性占主导和中国文明中历史理性占主导，其根本在于二分法的不同。 

也许有好奇者会追问：为什么中西的二分法会不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语言的不同有一定的影响。语言的特点在很大的程度上导致了逻辑的特点。语言和逻辑是紧密相关的，中西皆同。属于印欧语系的希腊文有一个特点，即一些词加上前缀a，就构成该词的反义词，从而产生一对意思相反的词，正是两分法的对偶性。比如：tomos是分割的意思，加上前缀a为atomos(英文的atom)构成分割的反义词：不可分割，即原子。追究中西文化不同的原因，追到语言学特点，就算到源头了。再往前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回答“什么因素决定了中西文明起源时不同的语言特点”这样的问题。 

作者附言：本文原是2010年6月我在上海师范大学参加一个史学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2017至2018年间，大约有半年时间，陈宁博士每周三来我家讨论学术。他根据录音，整理成文，而且核实了相关资料，并对第一部分的前人观点做了增补。这篇文章是我们共同劳动的成果，特此说明，并向他致以衷心的感谢！ 

①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静庵文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页。 

②林语堂：《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林语堂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174页。 

③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④张东荪：《知识与文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99—101页。

⑤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序论，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