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立志：战略审慎：汉斯·摩根索权力政治思想析论（2）

二、权力欲是摩根索思想的重要路标

(一)摩根索权力观的思想来源

摩根索是从德国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因此，研究德国权力政治思想有助于理解其思想的时代背景。(41)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关于政治冲突性本质的观点对摩根索权力学说产生重要影响。施米特是魏玛德国时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而摩根索的学术基础源于此，他先后在慕尼黑大学和柏林大学等学习国际法。(42)摩根索的权力政治思想也立足于美国政治家的历史实践，华盛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亚伯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时期的美国战略行动都塑造了摩根索对人性和国家利益问题的态度。摩根索援引《联邦党人文集》论证权力均衡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其重利益、轻道德的思想在美国早期领导人的言行中得到支持。汉密尔顿的地缘政治视野、国家利益学说、基于实力和利益的灵活外交原则；林肯的基督教现实主义；罗斯福的道义自负的现实政治思想等，都成为美国现实政治传统的要义和风格，是摩根索现实主义形成的重要思想支撑。(43)

在本体论意义上，摩根索的权力政治思想是物质本位的。国家利益、权力平衡、均势、安全困境等中层理论概念，都是以权力的物质属性为本质的。从逻辑一致性角度评估摩根索的理论，所有国家(被假定为理性的、整体一致的行为体)都想获得尽可能多的权力；但这些国家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维持权力分配现状的国家，另一种是谋求改变权力分配现状的帝国主义国家。有学者认为，这两个命题存在内在逻辑不一致，由于矛盾的理论可以解释矛盾的事实，这种理论是无法验证的。(44)在笔者看来，正是摩根索对权力的物质界定存在战略上的双重选择，才能为后起理论提供讨论空间，也增加了其权力政治思想的经典解释力。

(二)权力欲的形成机制

摩根索认为权力需要被克制或约束的思考首先来自他对现代理性的不信任。摩根索将荣誉、利益和畏惧视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动机，把荣誉视为18世纪国家克制其行为的一个缘由。当国际社会衰弱或消失时，恐惧将成为主导动机，而恐惧意味着权力扩张。摩根索继承了古希腊人的理念，将历史解读为一种斗争，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斗争、理性与激情之间的斗争，以及生与死之间的斗争。善意的行为可能产生与预期截然相反的结果。他将权力解读为一种心理关系，权力可以通过结合审慎的行动与克制，将影响力有效地最大化。他认为，古希腊的西西里远征与越南战争极为相似，他将两者描述为雅典和美国的政治文化衰落的表现形式。(45)在他看来，现代化将人们引向了对理性不合时宜的信仰，破坏了曾经克制个人和国家行为的价值与规范。秩序需要个人认同与社群认同之间的平衡。人的克制与其权力一般是成正比的，弱国通常受到外部制约而行事谨慎。强国却没有受到与弱国相似的制约，过去的成功使其傲慢自大，其领导人对控制事态的能力过高估计，并甘冒风险。

摩根索认为政治法则的根源是人性，而自从中国、印度和希腊的古典哲学致力于实现这些法则以来，人性没有发生变化。(46)他诠释的是人性的共性，而非一味强调领导人的个性特征与政策偏好对国家战略的影响，这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出现了明显分野。以权力界定利益的概念，意味着政治家的行动需要理性的约束，并带来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不论政治家有如何不同的动机、好恶、知识水平和道德品质，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防止出现两个谬误：对动机的关注和对意识形态倾向的关注，(47)即动机并非必然转换为成功的政治行动，好的意图不会带来有意的坏的政策行动与战略效果，但并不能保证国家政治道义准则条件下的理性决策。个体决策很容易受到历史类比的影响出现认知惯性，缺乏对客观地缘环境差异性的识别。

摩根索权力政治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对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第二，对国际政治实质的研究；第三，对国家权力和限制国家权力的研究；第四，对实现和平的研究。他的权力政治所谈的核心问题就是战争与和平。(48)尽管摩根索在著作中明确提出了对权力进行限制的多重路径，并指出恢复传统精英外交的必要性，但他的现实主义理论由于强调人性恶、国家的权力欲是直接目标的论断，还是容易被误读为鼓励不加节制的权力扩张与帝国主义政策。

(三)权力欲具有动态变化性

摩根索的基本假设是：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冲突，无政府状态下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靠权力确保生存；各国拥有合法主权，但因权力大小而有强国和弱国之分；国家是单一行为体，对外政策独立于国内政治；国家是根据国家利益进行决策的理性行为体；权力是解释和预测国家行为的最重要概念。(49)他认为，均势平衡下双方的共赢主要依靠战略博弈者对本国利益的自我追求，国际体系的整体稳定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冲突因子的存在。他对体系或系统的复杂性的论述也间接佐证了权力手段应该被节制的思想：学者能做的最好努力，是追踪某一“特定”国际局势中所具有的作为潜在可能性的不同内在趋势，能够指出哪种条件可能使某一趋势胜过另一趋势，并最终估量出不同条件和趋势实际胜出的概率。(50)摩根索的理论是描述性兼规范性的，即描述了世界实际是怎样的，也规范了应该是怎样的。摩根索认识到真实的国际政治是兼具理性与非理性行动的，认为理性的对外政策等于一个好的对外政策，实现收益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他强调多极体系比两极体系和单极体系更加稳定，因为多极体系的联盟制衡更具灵活性。

摩根索将国家的核心行为动机归结为一点：获得、维持和增加权力。以权力政治为核心，以人性观、利益观和道德观为支柱，以国家为基本单位，以国家之间的竞争为基本互动方式。摩根索认为，政策追求无非表现为维持权力、增强权力、显示权力。(51)他提出的以权力界定利益至今仍为现实主义学派认可。现状政策的目的在于维持特定时期的权力分配，它不反对变化本身，而是反对任何会导致两个或更多国家间权力关系发生逆转的变化。(52)由此推理，国家维持现状也并非必须采用和平手段，因为战略克制并不排斥通过战争方式来维持现状。

摩根索并没有将国家的权力欲视为一个常量，而认为会出现动态战略调整。当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并成为区域性或全球性单极霸权或帝国时，其帝国主义政策就可以被理解或演变为现状政策。比如奥古斯都统治下的罗马帝国代表着扩张结束，后续罗马帝国的有限征服政策也只是为了维持帝国的现状地位。他提出了帝国主义权力投入程度不同的三种目标：世界帝国、大陆帝国、地区优势。这具有极强的地缘政治视野：帝国权力扩张受限于地理因素带来的权力投射衰减。

所谓世界帝国往往缺乏理性限制，一旦缺乏必要的制衡就会一直追求无限制、最大化的扩张，容易招致失败，例如亚历山大帝国、阿拉伯帝国、拿破仑一世法国、希特勒德国等。大陆帝国考虑到大陆地理限制与权力分布影响，相比世界帝国的权力追求有一定的克制倾向，例如路易十四与拿破仑三世法国、威廉二世德国，以及门罗主义到罗斯福推论的美国。地区优势也被称为区域性帝国主义。在摩根索看来，腓特烈大帝、路易十五、玛丽亚·特雷萨、彼得大帝、凯瑟琳二世、俾斯麦等都是这种外交政策的推行者，战略目标更为有限，手段相对充足，不易出现战略透支。因此，在摩根索的理论中，维持现状与帝国主义要想获得成功，都需要保持足够的战略谨慎与权力克制。

威望政策作为现状政策与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目的是使别国对自己国家实际拥有的权力，或它自认为拥有的权力，或想使别国相信它拥有的权力产生深刻的印象。(53)外交礼仪和炫耀武力都可以降低权力的实际损耗，本质上是一种战略克制逻辑。这里还反映了摩根索对海权与陆权力量运用方式的差别分析：海军具有高度的机动性，是威望政策偏爱的手段，外交影响大、对对手国的实际地缘威胁相对陆军较低，战略调配成本和风险相对低廉。威望政策的最激烈形式是局部或全面动员，威望作为权力的声誉，既被用来阻遏战争，也被用来准备战争。本国威望程度的衡量标准是阻遏别国走入战争的程度：当威望政策使奉行这一政策的国家获得了权力声誉，而这种声誉使该国放弃对威望这一权力工具的实际利用时，威望政策取得了最大化胜利。这种胜利又依赖于两个因素：拥有不可匹敌的权力的声誉和使用这种权力的自我节制的声誉。(54)

但是当威望与实际权力过于失衡时，无论是权力不足还是权力远远大于威望，都可能损失国家利益、恶化国际环境。因此，摩根索也将威望作为减少权力过度扩张概率的手段，国家不应为了追求威望而放弃战略克制。为了威望而追求威望的典型，在摩根索看来，包括拿破仑三世法国、威廉二世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均为追求海军民族主义的虚幻威望而陷入激烈的军备竞赛和地缘竞斗。摩根索分析了国家陷入战略透支的国内根源：社会的稳定性及其成员的安全感越大，集体感情通过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寻求发泄的可能性越小，反之亦然；社会的分裂、个人的不安全感和现代民族主义的强烈的权力冲动之间存在互动关系。(55)

三、摩根索战略审慎的理论精要

(一)战略审慎的传统主义分析路径

摩根索强调现实主义在实证方面的优越性，旨在提出一种理性的政治理论，而非对政治现实“一刀切”式的描述，因为领导人并不总是奉行现实主义的政策。权力均势是一种理想的体系。权力是国际关系普遍接受的硬通货，但是它不同于金钱，无法被赋予数值和计算。摩根索主张，社会世界与物质世界存在根本的区别。在社会世界的一系列情形下，单一的原因不会产生既定的结果。根据不同的情势，单一的原因会产生多重的效应，这些效应之间经常是相互矛盾的。类似的结果也可能有多种且不同的原因。不可能依据某个特别原因产生的效应来预见任何程度的确定性，也不可能在事后依据产生某个效应的特定原因来说明任何程度的确定。社会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人类的反思性本质。社会行为是许多人类行为的一种综合体，在不同的生理、心理和社会条件下，不同群体的人会对相同的刺激做出不同的反应。即使具备物质条件，权力均势也不会自动生成，而是取决于行为体的理解与政治技巧。摩根索指出，国际政治是一个独立的领域，有着特殊的客观规律，从摩根索开始，国际政治是一门科学的观念得到强化，这让他的现实主义思想染上了浓重的科学色彩，但其理论其实是国际关系的哲学，并不认为科学的力量可以解决政治问题。

摩根索的权力政治思想主要用了四种研究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政治哲学方法(欧洲政治思想传统的影响)、假设的方法、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对比方法。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在行文中对人物原话、对话、相关历史和现实文献的一般性直接引用为119处，较为正式的案例164个，一般性例证78个，大段的文献、人物对话直接引用95处，在涉及权力平衡、帝国主义、裁军等概念时，注重历史或思想史的追溯，体现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历史文献分析方法。(56)他的论证程式为观点→历史证明→结论。他认为，对单一因素决定论的依赖是国家陷入战略透支的重要根源，如地理因素决定论、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分别执着于地理扩张最大化、种族灭绝、军事权力崇拜偏执等，不利于对权力使用的克制。(57)摩根索尤其批判了军国主义，认为其忽视了对非军事权力资源的平衡，物质力量的顶峰不一定意味着总体国家权力的顶峰，因为当权力增长带来更加强大的体系制衡压力时，缺乏权力盈余甚至促成了安全困境升级，就会导致战略克制难以实现。只有潜在优势权力、优势的声誉和不常动用这种权力的惯例的有机结合，才能持续保持在体系中的优势地位。

(二)以权力界定利益是战略审慎的首要原则

摩根索的理论逻辑是用权力界定利益、用利益界定威胁，而不是对对手出现过度威胁预期引发过度防御心理，进而导致安全利益的泛化和权力使用的透支。用权力界定利益的说法，在这里最好将权力理解为实力(尤其是物质实力)，而不是理解为操纵和影响对手意志和行为的权力概念。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强调权力最大化带来安全最大化不同，摩根索早年就强调过权力的局限性和正当获取，认为权力与国家意图不可分离，国家利益会受到权力约束。(58)

如果维持现状的强国能够比持帝国主义目标的挑战者聚集更多的军事能力，并表明为了维护现状而发动战争的决心时，它就可以防止战争。均势也可以加剧紧张局势，增加战争的可能性。无论是国家的动机、军事能力，还是利用军事能力来维护现状的意愿，都是无法确定的。国家寻求其军事能力的安全边际。当对立的国家或同盟都在寻求安全边际时，紧张关系与怀疑就会增加，这种负面效果被称为安全困境。在这种情况下，维持现状的国家可能会倾向于针对崛起的挑战者发动预防性战争，以保持其地位。在摩根索看来，即使均势未能防止战争，也能限制战争的后果，并保留国家存续。他认为，均势不会自动生成，但是均势发生的频率足以使其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有重复性的特征，这反过来又促成了理论的系统化。领导人可能无法掌握挑战的实质和严重程度，缺乏应对持帝国主义目标的国家的能力或意志，因而受到国内或国外环境的制约而无法与其他维持现状的国家合作，或者决定采取绥靖政策。

在摩根索看来，国家扩张是一种政治法则，不过会受到一系列制约，这些制约因素使国家权力在可以进行扩张时依然保持克制，并促使其他行为体依据其利益来抑制国家扩张。摩根索相信理论有助于使这个世界得到系统的安排。在他看来，绥靖政策或良好的战略动机并非是权力运用的有效克制。例如，他指出尼维尔·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是善意的和平意图带来了纳粹德国的扩张恶果，温斯顿·丘吉尔的战略动机完全是冰冷的权力政治，但结果是英国反霸战争的胜利。摩根索的权力政治理论，分析了国家的权力欲受到人性恶驱动，对权力欲的追求容易让国家陷入过度扩张，如果缺乏对权力的克制，就会面临国内与国际政治层面的制衡压力，导致国家衰败。但他承认，之所以出现权力的失控，就是因为现有的体系与单元层面的权力制衡手段都具有程度不同的不确定性、不现实性、功能不足等缺陷，所以最终需要通过重建精英外交来实现对权力的谨慎运用。摩根索的人性现实主义不只是单元层次分析与外交政策理论模型，他强调良好的有延续性的外交决策体制能够在缺乏杰出人物的情况下保持决策效果的可预期性，认为从亨利八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优势权力的相对连续性归功于传统。(59)他的思想涵盖了整体主义方法论和体系层次分析。

(三)均势是战略审慎的核心概念

在国内层次上，摩根索界定的国内政治的权力制衡变量是健康的政治体系。他认为这能够避免灾难性的错误，国家作出决策会考虑如下权力平衡问题：第一，资源与政策之间的平衡问题。现有的国家权力决定了外交政策的限度，除非国家生存受到威胁。第二，资源之间的平衡问题。国家不会为了追求某一个目标投入全部资源而放弃其他目标的实现，比如军事和经济目标。第三，公众支持的问题。在尊重正确的外交政策的长期原则和尊重易变的公共舆论之间走一条中间路线，还要赢得其他国家公共舆论对本国内外政策的支持。(60)

在国际层次上，摩根索将权力的透支使用根源归结为：第一，安全困境。这是由相互恐惧所激发的螺旋升级的战略互动模式，即B国将A国一项现状政策或防御性政策误以为是帝国主义政策，如加强军备、建立基地、订立同盟等战略行为被解读为帝国主义政策，会使B国采取对抗性政策导致螺旋冲突模式，陷入防御困境与实力—安全困境。第二，成功带来的资源累积性与扩张性收益预期。起初寻求在现存权力分配内部进行调整的政策，可能在其成功的进程中或在其受挫的进程中改变了自身性质。在权衡风险与收益的大小，以及风险和收益发生的概率后，选择冒险扩张。现状政策也可能由于打破现状的积极前景预期和为了追求安全边界大于现有安全边界的地缘扩张变为帝国主义政策。一国为了稳定和保障地区优势，会发现在更大范围内取得权力优势是必要的，而且只有在一个世界性帝国中它才会感到充分的安全。(61)

摩根索分析了国家权力资源的有限性，将国家权力分为有形权力与无形权力(或称物质权力与观念权力)，有效使用权力应当是维持不同权力变量之间的平衡而非强调单一权力要素的决定论取向。他提出的权力构成九要素中，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人口是相对稳定的物质变量，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的素质、政府的素质是观念变量。这些观念变量可以通过主动的战略缔造形成有机组合，进而对有形权力要素的资源汲取与权力分配构成重大影响。摩根索认为民族性格缺乏节制的国家，不能将自己的目标和行动限制在可能的界限内。国民士气会对军事力量产生预期影响，也会影响政府推行外交政策的决心。实现战略克制，需要在权力评估时，关注本国与他国权力对比与权力转移趋势，本国与他国的战略目标相容程度、国家目标的性质，为目标愿意付出成本与风险的决心，以及盟国等第三方因素。摩根索诠释了个体决策的非理性因素与系统的复杂变化对国家战略的不利影响。此外，他还阐明了国家权力运用和实践中的制衡因素：权力平衡、国际道德、世界舆论、国际法等。尽管对权力运用的内外限制并不能完全避免修正主义的军国主义扩张，但是体系、国家与个人层次的阻力机制会大大降低过度扩张权力和战略透支的可能性，权力的谨慎克制才是国家崛起与体系稳定的本质。

根据摩根索的均势同盟论，同盟与谋求均势密不可分，结盟要么增加自己的权力，要么防止对手增加权力。摩根索认为，权力平衡有两种形式和两方面功能：一是直接对抗型均势，它有利于维护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的稳定性；二是竞争型均势，它有利于保护国家的独立性。无政府状态下，每个国家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行其是，这为国家发挥能动性提供了条件。摩根索将均势视为制约国家权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国家可以在国际体系中通过自身能动性改变国际权力结构，从而形成新的均势，最终影响其他国家新认知的形成。在摩根索看来，均势的实现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分而治之，即分化敌手使其权力削弱；补偿政策，即领土补偿，这在18、19世纪是一种常用的方式，例如大国三次瓜分波兰；以发展军备的方式重建和维持权力；结盟。均势可分为自动生成、半自动生成、人工操作三种视角，摩根索的均势思想是一种人工操作论，认为高明的战略设计是可以主动塑造均势和实现对权力的制衡与扩张性战略的克制。

(四)目标与手段的动态平衡是战略审慎的逻辑延伸

摩根索不认为极性(polarity)是和平或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只有两个大国，更易于估算权力均势。两极体系中，无论与两个大国同盟或倒戈都不太重要，因为大国拥有更强的权力。在18世纪，同盟是灵活且不可靠的，背叛同盟可能对权力均势产生重要影响。大国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和谨慎。

摩根索认识到超级大国保持克制的额外动机。朝鲜战争的经历使美苏两国意识到，假如它们想要获取盟友的支持并最大限度地汲取力量，就应当调整其政策以适应盟友的意愿。与结构现实主义相反，摩根索认为国家层面的属性是至关重要的。他还认为在互动的各个层面中，能动性是决定性的。虽然国家具有维持现状、持帝国主义的目标和寻求威望的特性，但是这些取向是可变的，并非国家或其政权的固有属性。俾斯麦到威廉二世的战略转型，从维持现状到修正主义的剧烈变化，与权力均势的任何重大变化无关。对外政策的导向可以导致权力均势，但是结盟的模式绝不是机械性的，这取决于领导人的选择。摩根索确信，超级大国与第三方的关键决定也会影响两极体系的后果和未来。和平与稳定并不依赖于核均势，而是取决于领导人的道德品质及其将生存的共同目标置于追求单方面优势之上的意愿。摩根索认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差异是程度上而非本质上的，即国内政治也可能存在程度不同的无政府状态，国际政治也可能存在差异化的等级制特征。

摩根索的历史叙事涉及傲慢自大的野心以及过度自信，他列举的主要案例包括：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腓力二世时期的西班牙、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时期的德国。他们不仅招致了反对自己的同盟，最终还无法避免地卷入了代价高昂的战争。摩根索认为，英国和法国在20世纪30年代未能组建有效的反纳粹同盟是20世纪的悲剧。但摩根索后续更强调傲慢自大和过度估计的风险，认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机构夸大了苏联的威胁及其自身的权力，并诱发了越南战争。在他看来，挫败苏联共产主义的并非美国的军事权力、同盟和全球范围内的干预，而是苏联内部的矛盾及其精英对这些矛盾的日益增长的认识。里根政府的增强军备与“星球大战”计划可能会延长冷战，而不是终结它。正是欧洲和美国的和平运动以及欧洲的社会主义，而非北约的军事力量，使戈尔巴乔夫及其顾问相信，他们可以冒险作出必要的让步来推动和平进程，不必畏惧西方对其加大军事压力。美国为冷战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包括发展强大的军工复合体、麦卡锡主义、干预越南，以及在全球广泛支持专制的右翼独裁政权。(62)

使用权力的地缘政治风险关切是战略审慎的操作性体现。关于地缘政治，摩根索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是“地缘政治学是一门伪科学”。摩根索称地缘政治是伪科学，是因为它把地理因素标榜为一个绝对值。考虑到摩根索本人的犹太人身份，在欧洲饱受纳粹迫害，也可以从人性层面理解他对纳粹应用的“生存空间”思想这样的地缘政治学深恶痛绝。但生存空间论不过是地缘政治诸多理论流派之一，况且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的战略构想并没有得到希特勒德国的完全实践。摩根索有关帝国主义的三个目标论述：世界帝国、大陆帝国、地区优势，反映了地缘政治属性的战略目标；他对维持现状或改变现状的权势动态思考，也需要根植于大国的地理扩张，尤其是他所引用的主要案例是18、19世纪的海陆争霸案例，英国借助离岸平衡手操纵欧陆均势涉及大洋霸权体系与大陆均势体系的战略互为依存的地缘政治规律。

摩根索总结的国家权力要素，如果参照马汉等地缘学者的观点，可知多半都有地缘政治的影子，例如他所讲的地理、自然资源、人口、民族性格、外交等体现了地缘政治学的参照。探索摩根索的权力政治思想要避免抛弃地缘逻辑的误读，不要言必称地缘政治过时，毕竟地缘政治的关切点不只是如何理解不同地理要素的排列组合，而是如何在特定地理空间内实现权力克制与战略效果最优。摩根索认为，一国权力所依赖的最稳定的因素显然是地理，因为它决定了该国在世界上的位置，现代国家的力量来源于它所安身立命的领土。对于何时达到力量对比的平衡或权力的平衡，唯有地缘政治的标准是恒定的、显见的。权力均衡在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都受到地理限度的制约，征服如果是毫无限度的，那它就可能成为征服者的包袱而不是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