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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检署搜获阿凡提主要产品ArcCell的代码之后，跟凯登的DFII软件代码进行对比，不但找出了所有被盗用的代码，还按图索骥，找出了盗窃者。第一部分代码来自1991年4位辞职的技术骨干中，一位姓Wuu的雇员。他离职时带走了凯登产品的30000行（凯登软件的数据库部分的）代码，給阿凡提软件使用了。第二部分在双方签署了免责协议后取得，来自凯登的前雇员，一位姓cheng，另一位姓Igusa，交给阿凡提这些代码时都已经从凯登离职。阿凡提支付他们20000美元“开发产品”。而他们把凯登的一些核心代码当家庭作业交给了阿凡提。
无论是从法律，还是从技术角度，第二部分的盗窃都是关键。
凯登的徐VP到阿凡提担任CEO之后，发现阿凡提软件技术上最严重的问题是每次只做一小部分芯片的布局，而凯登的软件可以做大面积布局。这个劣势必须扭转。徐最开始的设想，是寻找并且收购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初创（startup）公司。但是没有成功。这时，他找到凯登的前雇员，这些雇员交给他凯登的核心代码(第二部分)代码。
对全局优化问题有一定认识的读者，可以看出阿凡提公司有人才和智力短板。芯片的布局布线（place and route）自动化，数学上，至少属于一类叫做NP问题的难题。大略说，芯片布局，就是把N个元件放到芯片的不同位置上，并且使得这种布局符合用户的设计要求。把每一种有效的放法叫做一个可行布局，软件的任务就是找出一个最优的可行布局。这里最优意味着能最好地满足芯片的设计要求。
布局总数至少是元件数目的函数N！（N的阶乘）级别的。当N是几十亿时，找出所有的可行布局，并且从中选取最优者，工作量大到任何计算机无法胜任。所以只能寻求近似最优解，也就是一个“较好的”可行布局。软件比拼的就是谁找到的布局更好。 6park.com

一个很自然的寻求近似最优的思路是分治策略。把一个芯片分为许多局部，在每一个局部求最优布局。然后，用这些局部最优布局之“和”来近似全局的最优。这个办法能把工作量减少到满意的程度。但是每次分割，都会丢失很多潜在的好布局，分割越细，综合出来的全局优性也越差。这类似下围棋，如果棋手把棋盘划分成几个部分，每一步只考虑局部的优化，则他必定会输给考虑全局的棋手。因为他没有大局观。一个极端的情形是把棋盘划分成若干2X2的部分，则每个部分中，您的棋都是活的 -- 实际上是已经连棋的死活都看不出来了。这样下棋一定输。比分治更好的优化策略是存在的。只不过徐CEO不懂而已。他能看出阿凡提的技术弱点很聪明。他的错误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用了不合法的手段。 6park.com

所有高科技软件都必须解决技术难题，这正是这些软件的价值所在。光明正大的商战战术，是寻找和雇佣高端人才，发明自己独特的解法。阿凡提盗窃对手商业机密，暴露它不懂怎样运行高科技企业。从竞争对手那偷艺，自己产品的水平很难高过被偷公司产品的水平，同时还要冒违法和破产的风险，是一条绝路。光明正大地战胜对手，公平竞争，才是存活的长久之计。
凯登申请法庭对阿凡提的相关产品发布禁售令。受理此案的Santa Clara 地区法院驳回了禁售申请。理由是：a) 申请禁售的软件占阿凡提收入的60%, b) 软件的绝大部分代码是阿凡提自己开发的,  c) 阿凡提已经将原来软件所有的凯登盗码删掉，换上自己编制的代码，并且将得出的新产品改名为“水瓶座”（Aquarius）。如果禁售水瓶座，很可能导致阿凡提的生存危机，造成另一种意义的不公平。
凯登不服，上诉到联邦第九巡回法院，坚持要求禁售阿凡提相关的所有产品，包括水瓶座。显然，它的战役目标是全歼。徐VP的前老板，CEO卡斯提洛说，徐最喜欢读“孙子兵法”。看来他卡斯提洛是要贯彻毛泽东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抓住对手致命一击，把这支劲旅从作战地图上抹掉。
卡斯提洛很可能一开始就知道离开公司组建了阿凡提的雇员们盗窃并且使用了代码。他跟阿凡提签免责协议，是因为可以先拿两亿美元的买断金。但他知道，法律的基本原则是任何违背刑法的公司间协议都无效。所以，签了免责协议之后，如果发现新的盗窃，照样可以向地检署举发，取得赔偿之外，还可以置对方于死地。而徐CEO的律师，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法律死穴。这是整个案情的决胜点。谁法律知识深谁就会赢。而卡斯提洛略胜一筹。
这之前的1993年，凯登雇请训练公司开办了一次团队训练班。参训人士被要求画张画描写自己。徐VP画了一只展翅高飞的大鹏，大鹏下面画了一行墨点。他对此画的自我说明是：我永远知道自己的目标，并且能迅速飞达。不过在高飞的同时，会空投不少“麻烦”（shit）。徐CEO在阿凡提惹的麻烦，跟他的前辈徐鹏飞（原型是军统少将总务处长沈醉）在重庆惹的麻烦类似。对手卡斯提洛活像一只咬住咽喉不放的斗牛犬。对徐来说，美国的功德林战犯改造所已经在望。
毛泽东被强大对手逼入绝境，会像中了六合彩似的兴高采烈地战斗。失败和胜利并不重要，战斗是乐趣的别名，这点很像某些好斗的网友不屈不挠的斗争的精神。论性格徐也是这类。他在公司会议上宣布要跟斗牛犬卡斯提洛“斗到底”（fight to death），并斥巨资组建了由明星律师组成的“梦之团”。这个团开工没几天，就引用各种法律，成功地迫使法庭换了三次法官。还搂草打兔子，挑战了地检署检查官尤利乌斯.芬克斯坦充任本案公诉人的资格。他们成功地拖延了案子，給阿凡提赢得了宝贵的备战时间。
徐同时雇用曾经为克林顿摆平白水麻烦的媒体专家Mark Fabiani为阿凡提打宣传战。在报纸登载了题为“丑陋的脸”的整版广告，刊出卡斯提洛扭曲的脸。广告词则是“凯登正用法律手段消灭聪明的商业对手”。不久徐又成立了公司的慈善基金会，给穷学生奖学金，赠送贫困老人计算机。这个基金会以慈善的名义，为阿凡提做了一百四十万美元的广告宣传。
实话说，把小偷打造成道德模范很难成功。这些动作最多也就是“中国好声音”中歌手出场前的锣鼓，决定不了分数。决定分数的是演唱。 6park.com

庭审时，徐的律师团把1994年跟凯登签署的“免责协议”用到了极限。高唱“仅限一次惩罚说”。指出阿凡提早在94年签协议时，已经一次性地买断了对于凯登商业机密的任何盗用，付过了赔偿。凯登再次兴讼是所谓一错数罚，违反了基本法律原则。另一个不太拿得出手，但还是拿了出来的辩护，就是前面说过的“时迁偷鸡论”了（盗用的代码不是关键性的代码，而且已经被阿凡提自己的代码取代了。新产品不包含任何凯登代码）。
卡斯提洛的团队针锋相对，高唱“多次犯罪多次惩罚说”。认为免责协议仅仅覆盖协议以前发生的问题，对之后的盗用不适用。第二次代码盗窃发生在签署免责协议之后。这之后每一次使用盗码，或者每出售一份含有盗码的产品，都給凯登带来新的损失。新产品水瓶座仍然会对凯登造成伤害。虽然盗码被新码取代，但产品还在用凯登的思路。因此，凯登应该得到进一步的赔偿。简单说，卡斯提洛的理论是“被盗码“污染”的软件永远摆脱不了污名，应该禁售“。他想说但不敢公开说的，则是“被盗窃污染的公司永远摆脱不了污名，应该禁营”。
Santa Clara地区法院的法官并不认同卡斯提洛的断指哲学。他判决阿凡提应该赔偿凯登的损失，但阿凡提经过“清污”之后的新产品已经全是自己的代码。禁售不利于市场竞争。所以拒绝禁售请求。
判决給了徐一个喘气的机会。不过卡斯提洛还在上诉。只要他的牙还咬在咽喉上，徐的呼吸就不属于他自己。第九巡回法庭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审理上诉。97年9月，该法院否定了地区法院的判决。支持禁售阿凡提的布局产品。列举的理由主要是: a) 地区法院说阿凡提盗用的代码仅仅占产品编码的5%，这个说法没有证据,  b)根据过去判例，“盗窃方无权抱怨禁售伤害过重”, 和c) 阿凡提没能证明它支付凯登的现金可以充分弥补对方的损失。
简单地说：阿凡提支付近两亿美元未必能弥补凯登的损失。禁售阿凡提的产品不算过分–- 谁让它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盗窃竞争对手的代码，并且用于自己产品呢？
另一个坏消息，是People vs. Avanti知识产权的刑事案宣布开审，而公诉人正是那位懂计算机，并且用搜查揭开了这场大战序幕的芬克斯坦检查官。他奇迹般地挺住了梦之律师团的吊打，以本案公诉人的资格，給了徐一记“官方的”（official）重击。
对阿凡提董事会主席徐建国来说，也许最好的消息是第九巡回法院的判决没有回答阿凡提律师团的“仅限一次惩罚说”和凯登律师团的“多次犯罪多次惩罚说”哪个更正确。巡回法庭请求加州最高法院回答：按照加州的商业机密保护法（California Uniform Trade Secrets Act），阿凡提最早的代码盗窃（Wuu偷走的30000行数据库代码），跟徐投奔阿凡提后主持的第二次代码盗窃（从Cheng和Igusa那里获取的凯登布局代码），以及在产品中使用这些代码，应该按多次犯案，还是一次犯案算？ 6park.com
虽然刑案和民案都还没有判决，但看来徐和阿凡提已经走入绝境。事情明摆着。第一，不论“免责协议”存在与否，徐都无法否认阿凡提两次盗窃代码，做成产品出售的事实。刑事案的判决一定是“有罪”。第二，即使民事法庭采纳了阿凡提的“仅限一次惩罚说”，也很难否认阿凡提的产品仍然在采用凯登的思路。除非奇迹发生，阿凡提的输面远大于凯登。
不过，案子进入加州最高法的排期和审理，給了徐喘息的时间。而徐一点喘息也没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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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神采于2020_05_08 8:26:45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