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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版“潜伏”：三个芯片软件公司的搏杀故事

送交者: 神采[★★★声望勋衔13★★★] 于 2020-05-07 19:49 已读 9646 次 17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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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表 Cadence Design System(凯登) – 被潜伏的公司 Avanti！ Corporation(阿凡提) – 潜伏者的公司 Synopsys (新思) – 收购潜伏者公司的公司

（一） “知识产权”这个字眼，随着中美贸易战，已经开始家喻户晓。从去年到今年，已经有十几名华人专家受到美国政府的调查。在美国，知识产权一直是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本帖以为华为公司供货的两个美国芯片设计软件公司之间一次大战为例，揭秘惊心动魄的搏杀。

1995年，硅谷芯片设计软件（EDA）公司Cadence Design System(以下简称凯登)起诉竞争对手Avanti！ Corporation(以下简称阿凡提)盗窃软件代码。官司打了6年，硅谷满城风雨，直到2002年才得到最后结果。案件悬念迭出，扣人心弦，被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Week）称为“硅谷最富戏剧性的白领犯罪故事”。

案子以凯登起诉阿凡提开始，却以凯登与美国另一个EDA巨头Synopsys (中文翻译新思)公司达成庭外和解结束。凯登总计得到4.6亿美元的赔偿。这个数额，超过凯登自成立到判决十四年间的营业总额（3.45亿）。

案子分成刑事和民事两部分，两部分齐头并进。刑事部分先判决，阿凡提公司总裁和技术人员锒铛入狱，半天坐牢，半天到公司工作，同时打着官司。民事部分，地区法庭先支持了阿凡提，凯登不服上诉。第九巡回法庭又推翻该决定，做出对凯登部分有利的判决。剩下部分不判，要求加州最高法院释法后再判，案件进入了冗长的排期和审理。加州最高法院2002年公布的解释对凯登有利。但那时凯登的起诉对象，已经变成了新思公司，而且双方已经在庭外以巨款和解了。

这部剧得从1991年讲起。那一年，在凯登工作的几位“潜伏间谍”，从凯登（成立于1988年）辞职，并且组建了阿凡提公司，编写和出售跟凯登呛行的芯片设计软件。顺便说一句，“间谍”们除了一个日籍，多数都是华人，而且都是技术骨干。

自己公司的人跟自己作对，凯登吃了一记闷棍。它为什么不立即兴讼，追杀“孙红雷”们？这里学问大。一般，美国公司防止知识产权盗窃，通常要求雇员就业时签“不竞争与保密”条款。是不是凯登成立于1988年，公司初创，制度不完善，忽略了这件事？或者这几个孙红雷分量太轻，凯登觉得没有必要追杀？NO。这都是事情的表面，暗伏的杀机，逐步才会显现出来。

无论如何，阿凡提这个软件界的小生命存活下来了，还成长很快。它很快就写出了芯片设计软件产品 ArcCell，并且攻城略地，从技术到市场开始跟凯登竞争。到1994年，它才成立三年，已经是EDA软件界一个不能忽略的存在了。这时一件更震撼的事情发生了：凯登高管之一，副总裁Gerald Hsu (以下称徐)从凯登辞职，到阿凡提就任执行总裁（CEO）。他在凯登的级别比孙红雷高。不是军统天津站站长陆桥山，但相当于副站长，掌握着从技术到销售的大量秘密。

如何应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敌情？凯登顿时成了硅谷目光的焦点……

超大规模集成线路包含数十亿元件。华为在2019年10月份发布的99芯片含有103亿元件，而苹果最新发布的芯片，也包含84亿之多。将如此之多的元件，根据不同芯片的技术要求，放置于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叫做布局。凯登和阿凡提出售的软件，是把布局的过程自动化。使得芯片设计者无需注意繁琐的布局细节，而把精力集中于设计和规定芯片功能等人类擅长的高层次工作。

可以想见这种程序的难度。而做这件事的程序，是公司的核心技术秘密。假如被竞争对手取得，可以抹平本公司的技术优势。如果对方对这种程序进行改进，得出更好，更快的软件，则会导致本公司在竞争中落败，所谓“细思极恐”就是这种感觉了。所以，知道公司核心技术秘密的徐VP去担任对手阿凡提的CEO，对凯登无异于国民党作战厅长郭汝瑰公开投降共产党，绝不能无视。

凯登向阿凡提和徐CEO发出最后通牒，寄给它一份民事起诉书的草稿，指出徐担任阿凡提的CEO，将泄露凯登的核心机密，是不公平竞争，一切后果将由徐和阿凡提承担。这既是一份战书，也是一个谈判邀请。毕竟这种案子上了法庭，就要开始旷日持久而且十分昂贵的诉讼程序。能私了最好。

令人欣慰的是，阿凡提好像也这么想。所以，经过时间不长的谈判，两个公司达成了“免责协议”。协议的核心内容后来被法庭公布。在大段冗长的法律语言背后，其实就是两点：凯登接受徐辞职并且担任阿凡提的CEO，并且永久地放弃追究徐和阿凡提的法律责任，甚至，放弃追究阿凡提和徐一切“已知存在的和未知但是存在的”技术泄密责任。

读到这里，您对凯登签署这份协议，是不是有常凯申委员长把宋美龄女士赠送给毛泽东当小妾，习近平到白宫給川普下跪，“too good to be true”的感觉？毕竟凯登是强势一方。怎么会签署这么丧权辱国的协议？当然不会。交换条件是阿凡提向凯登支付极其高昂的代价（两亿美元），把凯登的损失一次性地买断。

至此，这件离婚案，算是被暂时地“摆平”了。徐继续CEO，凯登不再诉讼。夫妻双方离了婚，但表面的一团和气还是维持了。世界跟以前一样美好。公司的客户，特别阿凡提的，也松了一口气。甭管阿凡提为了支付凯登，是卖了老婆还是抢了银行，起码它没有破产，产品的支持与更新服务还会继续。

然而，“一切才刚刚开始”。

不久之后，阿凡提的本部遭到手持法官搜查令的地检署强制搜索。大量的CODE被搜走。而这次不久之后的不久，地检署宣布发现阿凡提把部分凯登软件DFII的布局和数据库编码原封不动地用在了阿凡提的布局产品上。

1996年，凯登对阿凡提提起民事诉讼，地检署也积极准备对阿凡提提起刑事诉讼。真正的好戏，这才算正式开了锣。

阿凡提盗窃凯登程序代码是如何被发现的？现在统一的说法，最早是“凯登的一个雇员，偶然发现他过去写的一段凯登程序中的bug，被阿凡提的程序复制。”

Bug是软件界給程序错误的简称。相对的有Debug，翻成除虫，即纠正错误。1947年，美国海军出钱请哈佛的一些学者造了一个23吨重的早期计算装置。在一次检查中，学者格蕾丝哈泼发现一只蛾子钻进了该装置，挤在在元件之间动弹不得。她在值班日志中记载“发现了一只bug”。这个字从此就成了计算机程序错误的代称。其实它正确的中文翻译，应该是“蛾子”。

商用软件程序平均每1000行有4到5个虫。NASA的航天软件关乎宇航员的生死，虫数比一般民用程序少十倍。但是，由于人会犯错，程序的虫没法避免。有些虫并不影响计算结果，例如微软的Word在它的菜单中拼错了一个字。有些虫会导致程序崩溃或者得出错误的结果。

假如虫在程序中的分布完全随机，两份功能类似，但由不同人分别编写的程序中，在同一处犯同样错误的概率，跟星际两个陨石相撞的概率类似。所以凯登这位程序员认为他发现了编码盗窃，马上向公司汇报。公司报告了地检署。而地检署受理报告的检查官恰好学过计算机专业，明白证据的分量和问题的严重性。安排了对阿凡提的突击搜查，取得了该公司的产品代码。板上钉钉地证实了阿凡提在它的产品AcCell中，大段盗用了凯登的软件代码。

美国商业周刊说，假如没有这个工程师的偶然发现，凯登会一直被蒙在鼓里。这不一定正确。凯登对于自己的代码是否被盗，应该早有疑问。自己的雇员辞职，生产跟自己在同一领域竞争的软件。他们是否盗用了本公司的编码？只要不是傻瓜，都会问这个问题。所以凯登不会一直被蒙在鼓里。它要么是苦于找不到证据，没法找阿凡提的麻烦，要么就是有更深的算计。

在其后法律搏杀中，阿凡提的律师提出一个论点：阿凡提的产品只用了不超过5%的凯登代码，产品中绝大部分代码，以及核心代码都是自己公司写的。这个辩护当然不能成立。各国版权法规定略有不同（例如英国规定作品中多于连续十二个字相同就构成抄袭），但是只要多于基本量就构成盗用，而在软件业，盗用代码是窃取商业机密的刑事罪。

也不能说律师完全没道理。软件通常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从外部接收输入数据，第二部分加工或者分析数据，并且得出结果，第三部分输出或者显示结果数据。所以第二部分是核心而且最为重要。

但是如果一个软件公司说，第一和第三部分只要是人都会写。所以我未经授权使用另一个公司的“不重要”的代码，问题不大，那就相当于时迁偷宋江的鸡被抓，用“我平常主食是山东煎饼，仅仅用宋江的鸡下饭。没有这只鸡我也能吃饱。所以不该被双规”来辩护，这不会被梁山泊纪律检查委员会接受。

匪夷所思的是，这个问题上，加州Santa Clara郡的地区法庭判时迁有理，阿凡提胜诉。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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