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天下的制度溯源
作者：mali50  于 2025-2-10 贝壳村
通用分类:文史杂谈

    马力
一、中国古代的家天下制度
根据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说到中国分封制度或封建制度与欧洲的区别时，首要的一点就是西周的分封制是同血缘关系和宗法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则否。这一制度具有以下的诸多特征：西周的分封制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一体化的等级制度，君主对诸侯的封赏或诸侯对士大夫的封赏是以维护天子或皇家的利益为条件的。而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则是从国王到领主各个等级独立自主的契约制度。其契约是为了保护签字双方的利益，而不一定与国家利益有关。因此欧洲封建体系缺乏自上而下的贯通性和统一性。“封臣的封臣不是封臣”，此之谓也。
自秦以后中国不再实行分封制而是改成了所谓的郡县制。这种新制度不是今天所见的非世袭的官僚制度，而依然是君主世袭的宗法制度。所以无论说是郡县制还是中央集权制都没有点出这一世袭制度的本质，而且容易与今天非世袭的行政制度相混淆而引起误解。所以我还是称其为封建制（见中国农业社会的制度变迁——分封制到封建制）。这里的封建制一词具有双重的涵义：封区建政和封赏建约。一个封字强调了皇帝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力。在封建时代整个国家都是皇家的。家法就是国法，由皇帝说了算。皇帝依然可以封赏宗室亲属，只不过所封的可以是土地，官职或特权等，而不再是独立操作的国。这样的封建制更接近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都具有封赏建约的特征。由于天下是皇家的，皇帝依据科举考试封臣郡县官员，也被视为是一种封赏，为要官员履行为皇家服务的义务。因此本文将进一步把中国古代的分封制和封建制都看成是一种家天下的制度，并讨论其形成的原因。使用的是已知的史料，只是加以逻辑上的分析。很多观点是新提出的，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
二、家天下传统的文化来源
 1、非人格化的萨满图腾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从分封制到封建制的变化围绕着一个核心价值观，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观念。这个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本文将提供一个视角开个头，冀盼能够抛砖引玉。
在上古时期，华夏民族与世界许多地方一样信奉萨满教。有说萨满一词来自通古斯语，意为掌握了神秘知识，能进入人神状态的人；由于会预言治病、与灵异世界沟通，因此也常被称为巫师。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缺乏文字和社群组织，萨满教不像是今天的宗教，而更像是一种迷信。但它有口口相传的完整教义，法术，和仪式等。上层社会用它来作为朝拜，祭祖，献祭，占卜和诅咒等通灵的依据和仪式，因此萨满教也被称为巫教巫术。据说楚辞最早就是巫教祭礼时所唱的祷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字的出现，原始的巫术被周代之后的礼仪所取代，并注入了更多积极的内容。后来的道教及其道术如茅山道术，也可能与萨满教有某种承传关系。
萨满教的主要内容是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也崇拜抽象的玄念如万物的起源。这反映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早期状态。动物图腾的崇拜忽视了人的精神世界，因此没有像西方多神教那样发展出人格化的神，有智慧，勇气和爱情等人的精神属性。这影响了人们的人格需求和最早的两性关系。大多数哺乳动物为一夫多妻制。人类学认为人类原本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只有少数文明，如西欧，演变出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原因在后文讨论）。因此在萨满教的原始崇拜中，人的两性关系被看成是有如动物般的繁衍需求和生存需求，而无视精神上的爱情需求。这使女性成为了生育工具，却不顾女性的羞耻感，嫉妒心和对爱的渴望，无论是爱还是被爱。即便这种多妻制有违爱情和人伦，却能依靠动物的本能存续下来。当华夏进入高度文明的社会后，多妻制的传统产生了帝王的后宫制度。
2、从性崇拜到性奴役
人类在母系社会时期普遍存在着性崇拜或生殖崇拜，膜拜生殖器官和生殖行为等。中国广袤的平原存在过母系社会是可能的。在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曾发现过母系社会的残余。由于性创造了生命，性崇拜合情合理，并成为原始宗教中的一个图腾。不仅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这一点，在现代文明中也可以找到性崇拜的遗迹。随着文明的发展，最初的生育崇拜和性器崇拜发展到女性崇拜。比如在多神教中有女神和爱神。在中国的神话故事中有女娲补天和造人的传说。而在民间有王母娘娘等人物。当母系社会变成父系社会后，男性生殖器取代了女性生殖器成为性崇拜的偶象。女性跌落神坛后逐渐成了被男性奴役的对象。之后出现的萨满教所崇拜的祖先都是男性。
在男权社会中，男女处在不同的地位受到不同的教养。作为生殖工具的女性没有受教育的条件和权利，与社会文明产生隔离。不同的社会处境使男女间缺乏共同的兴趣和语言。两性关系成了生育或生理关系，而不是感情关系。为了生存女性还会被迫出卖身体伺奉男性，成为农业社会中最早的商品之一。男性的权势越大，奴役女性的权利也就越大。其典型就是各朝皇帝的后宫制度。据《礼记》记载，周天子的后宫自王后以下有三位夫人、九位嫔、二十七位世妇、八十一位御妻。一共一百二十一位女人可算为妻妾。很让人怀疑天子能不能一一叫出她们的姓名。天子每晚可以有九位妻妾同时伺寝，但这并不会提高女方的受孕机会。这种蹂躏女性的行为却被叫作宠幸，被宠幸的女子第二天一早还要给皇帝跪拜谢恩，感到无比荣幸。中国古代的多妻制和后宫文化对维护封建帝国的统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还会在后面讨论。
3、性至上文化的屏蔽效应
注重生育不注重精神的两性关系在官府和民间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性文化和性文学。春秋戰國時受萨满教影响的巫学仍然很盛行，尤其在湖南一带。著名文人宋玉在《高唐赋》中写到楚王与巫山神女的一夜之欢，不过是一个有性无情的故事。“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屈原在《九歌.少司命》中唱道：“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清末的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论及楚国女巫时说道：“乘风载云之词，生别新知之语，荒淫之意也。” 
后来古代文人的诗作也常把女性的娇美和妩媚，当作他们怜香惜玉欲燃情急的诱因，读起来与玉台诗差不多。在“国学荟”网的“爱情诗简介”中收录的76首爱情诗。李商隐的诗入选最多，他的情感也的确最丰富。然而却没有被许多人崇拜的大文豪苏轼的作品，这也说怪不怪。有人说在苏轼的评论“元轻白俗，郊寒岛瘦”中，应再加上两个字“苏冷”。苏东坡不乏描写两情相悦的作品，但主要是夸赞女子的貌美，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浓抹总相宜”；或醉心于云雨之欢，如东拼西凑的洞房诗《南乡子·集句》，即便美艳动欲，又能有多少深情？
无论人们怎样无视两性的灵魂交融，精神上的爱情是抹杀不了的。在《诗经》中就收集了不少周代的爱情诗，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等反映了普通人民的爱情和思念，脍炙人口感人至今。《全唐诗话》录有唐代穷秀才崔郊怀念被卖给富人家的婢女所写的一首诗《赠去婢》：“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那些思念之情是有钱人很难有的。他们的女人随叫随到，“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哪还需要动情伤神多此一举。而普通男子朝思暮想而不得，更别说三妻四妾，只能用爱和思念来打动芳心拥伊入怀。美丽而动人的爱情就是这样产生的，难怪有一种与物质的疏离感，显得纯粹而高贵。
中国性至上文化的极端就是所谓的房中术。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有诸子百家，却很少人知道其中包含了一家叫房中家，被称为方术之一。房中术便是房中家的一种仙道秘术，可溯源至皇帝时期。那以后房中家有很多著述。《汉书.艺文志》就收有房中八家，共一百八十六卷，探究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男女两性的房事健康等。如今常常听说的房中术有御女术，素女经、男女双修之类，与养生治病修行佛道混在一起。有男子用于女子的，也有女子施于男子的，如“媚术”或“媚道”等。至今已知书名的古代房中术作品就有好几十种或几百卷，很多已经失传。
为了能够持久地享受性爱，男性热衷于让女性达到高潮却不射精之类的技术。然而房中术不止房事一种，还有进服女性的体液一类。所有这些法术都有一个特征，就是忽视男女之间的精神交流与情感需求，把女性当作快乐和滋补的物理来源。这样的房中术常常伴之以各种春药，媚药和仙丹等，激发性欲强壮阳功。传说唐世宗用了大臣进献的媚药后不分白天黑夜都兴奋不已，可以长时间临幸许多女人，有的甚至被弄死。沉溺于此道后皇帝深居简出，专意于享乐女色，以至二十几年不理朝政。
如此对性文化的过度关注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人对自然界的关注。除了中国的民族医学比较发达外，自然科学自然哲学以及思维哲学都很落后。这里我把它称为文化屏蔽作用或效应，指全社会对文化中某个方面的过分关注有可能忽视其他方面的价值。这种忽视相当于一种屏蔽现象。效应一词强调这种屏蔽现象不是有意的，而是一种意外的作用或结果。这里说的虽然只是性至上的文化，实际上可指一切能使人沉溺其中的消极文化和低级趣味的庸俗文化。所谓的屏蔽效应相当于一种愚民作用。美国人形象地将其称之为“奶头乐”，不过是成年人的奶头乐，茶壶乐（源自辜鸿铭的茶壶茶杯论），使人们陶醉其中满足现状，两目空空无心追求精神价值挑战权威。
三、家天下传统的道德基础
1、家国一体的基础信仰
前面讲了萨满教的图腾崇拜带来的多妻制的文化传统，还影响了中国古代的两性关系和文学品味。虽然这一原始文化有利于建立中国农业社会的宗亲制度，但从讨论中可以看出这种文化对社会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将一种缺爱的多妻关系和性至上的文化推广为统治社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显然缺乏凝聚力，毕竟全社会的成员与皇家或王室并没有血缘关系。这就需要另一种思想观念用作连接外部民众与统治者的纽带。这个观念就是从萨满教的另一个崇拜，祖先崇拜，发展出来的孝文化和家族文化，强化民众对家庭，家规和家庭秩序的重视。然后再把家庭观念扩大为国家观念，建立家国一体的封建意识形态作为全民信仰。
祖先崇拜包括了敬重祖先，祭祀祖先和继承祖训。这些崇拜是以某种形式的仪式来表示的，如早期的巫教用歌舞祷告和人牲祭祀等活动来纪念祖先，维护秩序和承传祖训，并在家中建立一个神化的绝对权威。有权势的家族可以借助多妻制及后来的后宫制度来扩张血缘支脉，形成一个围绕着家族权威的庞大的宗族集团。当一个庞大的家族在不断的兼并和战争中征服了大片土地后，就可以分封土地给宗室成员建立诸侯国。周天子的"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就是这个意思。家族的权威因此成了全天下的权威，君临天下号令全国。这是中国古代分封制的来源。
周代的家天下，包括西周和东周，维系了八百年。这是华夏民族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延续最长的朝代，靠的就是分封制和宗法制度。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几十代后，宗亲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远。更重要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诸侯国之间不再是简单地走亲戚，而是有了商业利益的往来和政治利益的羁绊。越来越多的利益诉求难免生出各种心计和谋略，阴谋阳谋频出，并为了更大的利益不惜损人利己，也越来越有违祖宗的训诫和天子的意愿。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多越来越烈，拉帮结派勾心斗角彼此兼并。此种情形连天子也无法调停，甚至失去权威沦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这便是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到了东周后期，剩下的战国七雄年年征战不休，直到被秦国统一。
当分封制转变成封建制后，家天下的统治并没有根本改变。天下依然是皇家的，依然如《诗经》所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民都是皇家的臣民，国事就是皇家的家务事。虽然不再是王室贵族分治国家，但家国一体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明代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起兵攻打建文帝朱允炆后夺取了皇位。为使称帝能名正言顺天下归心，朱棣命当时的大儒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拒绝并责问朱棣。朱棣理屈词穷干脆答道：“这是我们朱家的事。” 意思是不关你事，你只管听命照办。方孝孺依然不从，被凌迟处死诛十族。
2、精神网络取代血脉关系
然而与分封制不同，封建制在宗亲之间的分封如欧洲封建制的封赏类似，皇帝的赏赐不再是国，而是一种契约和协作，只不过有着明确的国家义务。皇帝的权威一直延伸到国家的最下层，包括名义上自治的乡绅社会。诸侯贵族与同时存在的郡县官员一样，无条件地服从皇帝的绝对权威。在这样的封建官僚体系中维持皇家权威的不再是简单的血缘关系或宗法制度，而是将祖先崇拜的家族信仰以孝悌为名上升到至尊至圣的道德高度，成为全体官民自觉遵循的国家信条，然后顺理成章地用于皇家统治。这才是儒家思想的本质。在家庭关系中，血亲和辈分有着天然的不平等，是等级观念最原始和最权威的道德和伦理来源。从汉武帝时代董仲疏提出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家思想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制约。中国社会家天下的物质基础逐步被精神基础所取代。
说到儒家思想有一种老生常谈的感觉，好像人尽皆知。实际上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儒家思想维系古代家天下统治的底层逻辑。儒家思想有许多积极的方面。但本文不是要对此进行全面评价，只是讨论其在古代的分封制向封建制过渡时，如何取代血缘关系来维持家天下的统治形式的。在《论语.学而》中简述的儒家道德观是“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这里的“弟”通“悌”。孔子的学生有若解释道：“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宋代理学家朱熹又将儒家的道德规范概括为朱子八德“忠信孝悌礼义廉耻”，并被视为儒学的精髓。在家是孝，在朝是忠。在家是悌，在朝是信。在私德中，儒家把孝悌放在首位，尤其是孝，“百善孝为先”。以此推及公德，忠信居首，尤其是忠，实则“百德忠为先”。在历史上流传着不少舍己奉孝的故事，如卖身葬父，埋儿奉母和卧冰求鲤等。父亲或母亲去世后，需要守孝三年。一些朝代要求官员辞去官职，退回家中专心守孝；商贾则需停业；农夫亦需停止耕作。在女性地位低下的社会，官僚阶层的人不孝比乱淫还可恨。在民间流传着“孝不论迹、淫不论心”的说法。淫心可以有，孝心不可无。
由此可见，以孝为本家国一体是中国古代社会家天下的伦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出儒家的治国理念，即孔子的学生曾参在《礼记·大学》中所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出忠孝之身，顺齐尊卑关系才能治理一方平定天下。在这种家国共治的信条中，国法即家法、家法亦国法。天宪的权威，国家的等级和人治的规则，如在家庭关系中那样顺理成章天经地义。君君臣臣也如父父子子一样井井有条尊卑有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儒家精神就这样取代了血缘关系的物质基础，系天下臣民于一家之中。宗亲和辈分的从属关系被推广成君臣百姓之间的统治关系。在落后的农业社会，小农经济的家庭自食其力自产自足。人们可以在近于封闭的环境中度过一生。此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很多人都是文盲，闭目塞听没有多少非份之念。用这种家族文化治理这样的社会固然比今天容易多了。
3、后宫制度强化官僚体系
周代的分封制之后，中国封建社会家天下的统治方式之所以十分有效，除了用儒家的精神脉络来维系向心型的皇家集权外，与封建制度继承了周代的后宫制度也有关系。这使君王能够快速繁衍更多后代。虽然儒家思想宣扬修身养性的道德伦理，皇帝的后宫却不受礼法的限制。帝王可以拥有上百上千的妻子用来寻欢作乐，为自己生育儿女。朝廷中乱伦的事情也经常发生。这种后宫制度并不普遍存在于欧洲国家，所以欧洲的封建王国很难靠宗法制度来统治国家。之前说过中国古代的后宫制度与传统文化中的多妻制有关，是建立在两性关系的动物化和功利化基础上的。与之相对应的是统治者对反叛者的斩草除根和灭族绝门。这同样反映了家天下文化对血缘和亲情的重视。
后宫是君王的一种特权。普通人没有能力拥有这么多女人。这让人想起在许多哺乳动物群中，只有强壮的雄性头领才有与所有雌性的交配权。这种特权固然与情感无关，只是为了享乐和生育的需要。多妻不仅使君王拥有许多亲生子女和儿孙，还可以有很多父系三代的同姓亲属。周天子靠着庞大的血缘家族可以把诺大的天下分封给宗室成员。帝王们还以生育为借口，淫乱后宫寻欢作乐。例如周天子的后宫制度要求每晚有九位女子同时伺寝，这显然不会提高怀孕和生育的机会。天子与妻妾之间更难有多少爱情。可见中国儒家的传统道德十分功利，注重现实的利益，权力和秩序，很少考虑人的感情和期望。这是中国文化缺乏理想主义色彩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让贵族和富人也能有一个强大的家族协助朝廷治理地方百姓，中国封建社会允许一妻多妾或多妻的婚姻制度。从东汉开始到唐代，形成了庞大的地方士族。官场有官僚世家，地方有豪强世家，士林有文化世家，相互转化融合最后形成士族门阀，集经济、政治和文化为一体权倾朝野。三国时的诸葛亮便是荆州士族集团的代表。司马懿出身河内司马氏一族。曹操曾试图削弱门第的影响提倡唯才是举。但其子曹丕称帝后实行九品中正制，强化了士族出生对官职的垄断，为司马懿篡权创造了条件。而孙吴能与曹魏长期抗衡，是因为江东孙氏获得士族集团的支持。以后门第观念影响了整个社会，在民间也盛行“门当户对”的通婚习俗。然而物极必反。家世显赫的士族豪强威震一方持才傲物，连皇亲都不放在眼里。唐文宗的太子想求娶荥阳郑氏家族的女子为妻而不得。几百年来士族阶级对官场的垄断致使仕人的分化越来越严重，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阶级分化终于激起了下层读书人的强烈不满。唐末的黄巢起义和之后的五代战乱几乎摧毁了整个士族社会。
四、人格化偶像下的欧洲历史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话题，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欧洲。许多人可能认为欧洲也会像中国那样由封建制进入中央集权制。实际上欧洲在奴隶制时代就存在中央集权的王国，甚至产生过民主形式的共和国。直到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才普遍进入封建社会。这是因为欧洲有其独特的文化来源，历史传承和伦理思想。首先是萨满教在欧洲许多地方被视为蛮族信仰和巫术，一直受到犹太人和基督教的排斥。在一些地域不大的地区，如岛和半岛等，也没有经历过母系社会的性崇拜，却有许多由移民建立起来的部落和城邦。围绕着地中海一带的许多城邦信奉多神教。诸神处于几乎平等的地位，各司其职相互制约。这与讲究辈分和等级的家族关系很不相同。以下各段落分别讨论人格化的多神教信仰对欧洲婚姻制度，帝国制度和民主制度的影响。
欧洲古人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愿望创造了这些神，赋予他们人格化的形象和特征，不仅有欲求还有思想和感情。对平等的重视以及对爱情的向往，产生了西欧一夫一妻制的习俗和家庭。早在基督化前的古希腊罗马就有了一夫一妻的传统。随着基徒教文明的传播，一夫一妻制的婚姻逐渐取代了中世纪欧洲各地的传統，只是并不严格禁止男性与配偶之外的女性保持情人关系甚至生育后代。在中世纪流行的骑士文化中，和已婚男人或女人拥有情人关系成为上层社会的一种时尚，但私生子女依然处在被歧视的地位，一夫一妻的基本原则也没有动摇。由于国王同样需要遵守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欧洲很少有妻妾成群的后宫为国王生养许多子女。国王因此难以用分封诸侯国的方式来兼并和统治一个大国。
罗马帝国从公元前的罗马王国时期就开始扩张。即便开始时扩张的速度不是很快，国王也无法将被征服的地区封赏给国王的子女，而是设为行省，由元老院或国家元首委派官员去管辖。而同时期的周天子则是通过封地来扩张的，甚至在外族部落被征服前就将其地分封给了家人。因此可以说古罗马没有实行家天下的宗法制度，与那时的一夫一妻制传统不无关系。罗马帝国后来有一百多个行省，不得不将基督教合法化来统一信仰巩固皇帝的统治。然而基督教不像儒家思想那样，用建立在家庭伦理上的道德观念来强化国家权威，而是借外在的上帝来号令天下。与中国家天下的宗法制度相比，这种行省制度缺乏凝聚力而有着更大的离心力。从公元前2世纪中叶起，罗马统治阶级内部围绕如何管理行省的问题不断发生矛盾冲突。意大利的罗马公民对行省居民的权威和优势日渐丧失。有些出身于行省的贵族自封为帝国的皇帝。所以西罗马和之后的查理曼帝国崩溃后，欧洲便进入了中世纪四分五裂的封建社会。由于一个个小国和采邑的权威太弱，王权只能匍匐于教权之下。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不过是许许多多小邦国和领地的组合，难怪被伏尔泰嘲笑说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帝国。
信仰其实是一种榜样。人格化的多神与虚幻的萨满不同，不是玄乎其玄不可捉摸的存在，而是可以模仿的偶像。神之中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彼此间存在着独立又制约的相互关系。每个神都可以作为榜样的一部分，因此多神教可以是一种多元信仰。这种信仰影响了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早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国的西周时期），古罗马的文明城邦中就出现了民主管理，通过选举建立了罗马共和国，定期从贵族中选举两名执政官。后来还有了代表平民的保民官。多神教还可能与古代雅典的民主制度有关。罗马共和国的终身独裁官尤里乌斯.凯撒死后，共和国变成了帝国。一神教的基督教逐渐取代了多神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家宗教。虽然一神教的上帝也是人格化的，但却是专制型的。三位一体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权威。新教革命赋予了个人对教义的解释权，迎合了现代民主制度的产生。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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