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的香港,最富传奇色彩的名胜有两处:一是专售真古董假珍宝的嚤罗街,一是九龙半岛上的黄大仙庙。
后者是一座修竹茂林、清溪流水的道观,相传为清代一个道士所创,所供奉的黄大仙即汉代道尊黄石公。
据说黄大仙的签最为灵验,因而无论港九居民,还是来香岛观光的中外人士,莫不趋之若鹜,来庙求签者络绎不绝。
然而到了1950年夏秋,这儿的香火突然冷落了下来。老道长忙派人外出探明究竟,才知道近来喧嚣的凡尘里,也出了一位起课神奇、解签灵验,足与黄大仙媲美的“散仙”,人称“灵炳先生”,大仙庙的生意就是被他抢去的。
老道长曾游历内地,举凡三山五岳、洞天福地中稍有些名头的同道,他全都知晓,可就记不起还有个叫“灵炳”的。
及至外出打探的小道士把这个“散仙”的相貌口音描述一遍,老道士猛然省悟:“不就是武昌昙华林的夏斗寅吗?呸!那是个嚤罗街上的宝贝——假货!”
显赫一时的堂堂国民党上将总参议夏斗寅,为何流落到香港当上了摆场子的算命先生?这不能不说是民国时期的一段传奇。
熟悉夏斗寅经历的人,都知道他起家靠“佛”,垮台缘“道”。
所谓起家靠“佛”,是说他发迹与信佛的姨妈有关。
清朝末年,这个在麻城故乡学书不成、经商亏本的飘零子弟,徒步到武昌投靠在观音庵削发为尼的姨妈,姨妈善结佛缘,和一伙常来庵里烧香礼佛的官员太太都有交情。
从此,菩萨前打杂的小伙计摇身一变,成了清军弁目学堂的带职生员。
结业后,他由升任队长,慢慢攀缘于军界,直到1927年5月和蒋介石在上海的“四一二”政变相呼应,发表反动宣言,发兵进攻武昌,在现代史上著名的“夏斗寅叛变”事件中一举成名。
此后他得到蒋介石赏识,扶摇直上,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湖北省政府主席,“鄂人治鄂”,显赫一时。
所谓垮台缘“道”,是说夏斗寅这个从观音庵里跑出来的小伙计,其实并不感戴菩萨。
旧时湖北乱七八糟的左道旁门极多,都以课教符箓、星命堪舆等方术蛊惑愚民,夏斗寅耳濡目染,这套把戏倒学会不少,只是囿于军纪,总算不曾开坛,但“悟道”的“灵根”向来是有的。
1927年夏斗寅叛变革命时,为其出谋划策者,便是其奉为当代“鬼谷子”的左道军师蓝文蔚。
从战役上讲,这一仗被叶挺的独立团击溃了;但从战略上讲,却因此受蒋介石器重,铺平了升官发财的道路,以后对道家思想愈发奉为圭臬。
没想到,道教创始人老子早在《道德经》里提醒过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十二字真言,偏偏在这个世俗弟子的官场生涯中应验了。
夏斗寅走马上任湖北省主席之初,第一件事便是端详省政府所在地的风水,口中“左青龙,右白虎”喃喃不停,到底不顺心意。他唯恐自己“道行”不深,遂不吝重金,请来个方外高士现场踏勘。
果然英雄所见略同,最后一起坐车遍兜武汉三镇,才选定胭脂山原巡警道衙门为福、禄、寿齐全的“三星福地”,于是从前清以来没换过处所的湖北省最高衙门,就在这位夏主席手里搬了家。
挪窝之际,埋石镇宅,祭炼超度,搞得乌烟瘴气。传到蒋介石耳朵里,祸根便种下了。
往后,笑话越闹越多,到老蒋跟前打小报告的人也越来越勤,气得蒋介石来武汉亲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时,在“总理纪念周”上当着夏斗寅面痛骂“省政府主席无耻,省党部委员也无耻”。
随后逼迫夏斗寅让出军权,把部队交给部属带到“剿共”前线去,后又嘲讽他自请辞职,把湖北省政府主席的乌纱帽交到政学系大将张群的手里。
枪杆子丢了,印把子夺了,两手空空的夏斗寅被永远逐出了军政权势的内圈,接连以各式“总参议”的名义打发此后岁月。
适逢1934年国民党五全大会在南京召开,为谋求连任中央执行委员,他搬动姨太太走CC系某要人的门路。
没想到中央执委的桂冠落实了,姨太太却成了那位要人的正式夫人,还将夏斗寅在湖北省主席任上搜刮的金银财宝悉数卷去,当了改嫁的嫁妆。这真是赔了夫人又掏空了家底,倒了血霉!
老夏到此地步,颇有万念俱灰的感受,从此悟道之心越来越坚定。
不过,国民党中央执委必须是“总理信徒”,一天舍不得这世俗荣耀,便一时修不成道,但是夏总参议自有两全之策:在武昌东湖边盖了一所林木清幽的“养云山庄”后,躲在其间充当个身份暧昧的火居方士。
他偶尔去什么“行营”走走时,拿些《建国方略》、《曾胡治兵语录》上背诵出的段落麻麻老蒋,平时则坐在“山庄”里潜心研究《玉皇经》、《文王神课》、《麻衣相法》之类,等待转运流年到来。
然则流年始终不利,蒋介石似乎真把夏斗寅当方外高士处理了。
曾在夏斗寅部下当师长、旅长的一个个都加官进爵了,只有他始终被抛在冷宫里,到后来他连衙门也懒得去了。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怕夏斗寅没把红尘看透而受敌伪利用,趁国民政府迁都四川时,也把他带走,继续给个“总参议”空名。
他只得隐居成都,益发修炼成“羽客”模样,凡野叟故老、三教九流,无不结交,每天以参机悟玄为乐,以至蓉城中人,都相传金牛坝上出了个望气通神的“真人”。
熬到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给夏斗寅加过上将衔,就迫其退役。
老夏没有辟谷服气的本事,便以烧炼金石之术经营掘矿,还把“养云山庄”改成农场,聊度岁月。
白崇禧上任华中“剿总”后,曾纠合反共势力,同其一起作垂死挣扎。
这一回,夏斗寅倒是没有利欲熏心再蹈泥潭,相反还在李书城、张难先等民主人士组织的“武汉市临时救济委员会”里挂了个名义。
武汉解放后,由于夏斗寅实际上已被老蒋弃用近十六年,而且也没参与新桂系的反动活动,所以军管会并不曾找他麻烦;他也主动把昙华林的房产和东湖农场等捐献给地方政府,用作公益,为自己勾画了开明士绅的公众形象。
遗憾的是,自以为悟真得道、能识天机的夏斗寅,居然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没理解。
从解放军进入武汉三镇起,他心底便老忐忑,唯恐人民政府要找他算二十多年前发动叛乱的旧账。
到了1950年春,夏斗寅悄悄与武汉告别,随一个同乡商人去了香港。
香港地窄、人多、米贵,谋生不易,夏斗寅起初想做点小本生意糊口,但马上尝到了由隐居再人世的艰难,没多少日子便蚀光了本钱。
万不得已,他只能再拿出老君弟子的“专业”本事维持生计,他在六国饭店挂牌,承办测字、解签、算命、星相、堪舆、占卜等全套服务。
上将军出售方术,就好比年羹尧看守城门一样,自然要引起香港的轰动,何况“信不信当场试验,灵不灵过后方知”,一时间倒也求教者盈门。六国饭店前车堵巷塞,恰与黄大仙庙之顿时门可罗雀相映照。
入秋后,天气转凉,夏斗寅肺疾复发,一下子病倒了。“真人”连自己的病都不能治,还有谁信其“神术”呢?
到了第二年,穷愁潦倒的夏斗寅悄无声息地告别了人间,只知道他终年6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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