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洁的新中国历史
韩进
历史这玩意儿,有正史,有私史。老百姓的回忆录或感受,都是私史。
国家以为民谋幸福为目的,故历史应从人民的物质生活吃穿行用、劳累程度、自由、幸福感、文化文明等角度书写,且人民要分出官吏、知识分子、工人、农民、被压迫者等阶层。
新中国的历史,应该划分为一毛、二邓、三江胡、四习总共四个阶段。
一毛
建国初期,新的统治阶级诞生,就像一个乞丐成了暴发户,忽然间阔起来了,新衣服,新房舍,新的姨太太……一切都应有尽有。这是新天朝官员的状态。
知识分子也不错,马上打天下的时期自己不吃香,马下治天下则非我不可。百废待举,充满希望。
工人面临着工业化新局面,农民分到了土地。战乱停止了,前途一片光明。整个社会都有一种向前看的乐观希望,理想主义的光芒照耀着全中国。
资本家和地主被打倒,被镇压,虽然悲苦,但作为历史的代价,连一部分受害者似乎也觉得可以忽略不计。
从土改到互助组的两三年时间,这是毛泽东阶段全社会幸福感最强的时期。参照物是100年来的战乱,眼下社会物质生活有提高,对未来有期待,对社会有理想,也有较多的自由。
城市工商业搞公私合营,农村搞人民公社,自由完全没有了,全国类似于集中营,不仅再没有揭竿而起的可能,连每个人外出乞讨的权利也一概剥夺。反右是对知识分子的全面镇压,也是对全国人民杀鸡给猴看,反右倾是对全体党员的严厉警告。
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他立志把皇帝、教皇、上帝三种角色积为一身。实现这种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把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落实到人间。
大跃进,吃公共食堂,大家都劳动,统一指挥调度,消灭私有制,这就是共产主义。底牌到此揭晓,壮丽的社会理想黯然失色,共产党毛主席的伟大神圣光环,也不复以往——原来他们也会犯错误。
大跃进时极度劳累,随后大批人饿死,全国人民发觉身陷死亡谷中,幸福已经无从谈起,每个人能做的只是等待死亡,活下去成了唯一的追求。
1963年后能吃饱肚子了,恢复了体力的人们开始把逃出死亡谷作为自己新的追求。但毛泽东及整个国家机构更精明,学雷锋,搞四清,控制社会的绳索马上勒紧了。
毛泽东绝对是玩弄权术的天才,他把人民逃出死亡谷的驱动力转化为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热潮。亿万人民认定这是改变命运的独木桥,疯狂地拥挤,践踏,文化大革命由此轰轰烈烈。
以林彪为代表的文革前期既得利益群体,在打倒了刘少奇之后要维持现状,这与毛泽东的利益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毛泽东需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置于疯狂的梦幻中,只有这样才能维持自己神圣的光环。毛泽东很清楚:重新抓生产,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其结果必定是人民逐渐清醒过来,反对自己的革命路线。
毛泽东清除陈伯达、林彪集团的后果,是虽胜犹败。极左路线越来越不得人心,全社会经济政策逐渐向右倾斜,国家已经“身不由己”,整个社会临近崩溃的边缘,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盼着毛泽东死亡的那一天:谁都知道,改变悲苦命运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那个时刻。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四类分子,在这个时代算不得人,不需要多费笔墨。
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取决于共产主义社会能不能真的实现,是否真的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真实现了,真是幸福的理想境地,那么毛泽东必然梦想成真;若不能,毛泽东就必然沦为祸害中国的大灾星。
大灾星终于死了,但华国锋不知道该向何处走,他仅仅是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在人们对华国锋逐渐失望的情势下,邓小平强势崛起,开辟了毛泽东之后的第二阶段。
毛泽东时代,大体上是各个阶层谁也没得着好。整个社会的特色是封闭、贫穷、劳累、愚昧,总体上清廉,贪污腐败问题轻得史无前例,各阶层内部比较平等,全社会有精神文化,有信仰,有理想,仿佛是道德最高尚。政治的错误,文化的邪毒,都隐藏得较深,具有识别能力的人非常罕见。这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是追求共产主义理想,所以理直气壮地地要求全社会每个人都无私奉献。客观地看,这属于邪教社会。
毛泽东个人的根本利益即自己的历史价值和人生意义,依附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这种利益不仅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思维过程,而且决定了思维的结果。从主观世界来说,毛泽东是重名甚于重利的人,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陈云等一众同僚的区别,就在于他追求自己的历史价值压倒了对客观现实的尊重。
但客观上毛泽东在他掌握政权时自己的私利(指中国传统文化的食与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他所放弃的利,主要是家族亲友可能获取的部分私利,即沾光之利。
这个时期,从1949年算起,到1978年截止。
写历史,一定要客观公正。我希望继续写下去,但也需要看看大家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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