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彬彬：我从来不曾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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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9年6月16日，在北京一家文化公司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与会者有知名学者、作家郑仲兵、李宇锋、徐晓、徐星、田晓青和师大女附中老三届学生刘进、宋彬彬、刘沂伦、于羚、叶维丽和冯敬兰。主题是北京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的校长之死以及宋彬彬的若干问题。座谈会文字记录稿2010年4月发表在一份电子杂志上，2010年《炎黄春秋》第8期截取前半部分公开发表，标题为《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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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女士去世以来，关于她的各种传说和评论文章再次吸引了网民的眼球。有的作者不辞辛苦在文章中罗列了许多文革中的小报传单，证明宋彬彬——宋要武文革中不可饶恕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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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找到当年座谈会的记录稿，截取了宋彬彬谈改名的问题，希望溯本清源，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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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上网查找“宋彬彬”，内容虽然五花八门，但是指向基本一致，就是欠了七八条人命。千家驹《自撰年谱》称：“宋彬彬和人比赛，哪一个红卫兵打死了六个人，她为了胜过那个人，就打死了八个人”。我相信，当年在校的老三届1600多名学生，不论对她有什么看法，绝大多数人看了这一条都会发笑。所以，在这个访谈的最后，要请宋彬彬讲讲关于她自己的事。请先说说“宋要武”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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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 我班同学记得，8·18下午回到学校后很多人过来跟我握手，还有人开玩笑：“彬彬，你以后就改名叫要武吧！”我说那是毛主席说的，我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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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光明日报》一位男记者到学校来采访我，他问毛接见我的情况，我就把那两句话讲了，再多也没有了。他让我写下来，我不写，说就这么两句话有什么好写的。后来我还和几个同学说起记者约稿的事，她们也说就这两句话有啥可写的？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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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没想到，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当时我看到那篇文章非常生气，对班里同学说，别说宋要武，现在连宋彬彬这个名字我也不想要了。毛主席和我的简单对话，我班同学没有人认为那是毛要我改名，40多年来同学们没有一个人喊过我宋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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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一直想找到那个记者，希望他能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先后找过相关的人，都说那个时候不实行实名制，不知道谁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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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我看过有人写的文章，说师大女附中也改名“红色要武中学”了，很可笑。当时我看见红纸黑字“红色要武中学”贴在校牌上，16岁的我心里一直在冷笑。当年在校的老师学生谁能接受这个名字？它比师大女附中好听吗？没过几天红纸就被扯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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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立刻就在全国传开了，我是百口难辩，再说什么都没人信了。后来经常有外边的人来学校看我，看到我都很失望：“你怎么是这样啊？一点儿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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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我和刘进宣布退出“筹委会”以后，基本上就退出了学校的运动，成了逍遥派。我们班保工作组的人都成了逍遥派，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叫“中流击水”，有人说我们是“中午击水”，因为每天中午我们都到八一湖去游泳。当时名字的问题给我很大烦恼。我说，我不叫宋要武，也不能叫宋彬彬了。我们小组的同学说这么办吧，咱们翻字典，翻到哪儿算哪儿。一个同学拿来一本字典，随便翻了一页，手指“岩”字，我觉得可以，就在那个时候改名叫宋岩，以后插队、工作都是叫宋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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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羚：当时我们学校来的信都在门房（传达室）里，有个大纸盒子，学生都去那儿找信。我是住校生，父母都调外地工作了，我的家信比较多，总跑去看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八一八”过后，传达室大纸盒子里的信骤增，铺天盖地的都是“宋要武收”。 当时我就认为这个名字是强加给宋彬彬的，我不认为宋彬彬愿意改这个名字，那时我并不认识她。现在看来，所谓改名的始作俑者，就是《光明日报》记者，他的那篇文章将“宋要武”凝固成一个符号，但“宋要武”从来就不是宋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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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高三（1）班刘沂伦也说拆看过不少信，多得根本看不完，也没多大意思。信的内容基本上是两类，一类是向“宋要武”表示致敬、学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类是向“宋要武”汇报他们那里文化大革命如何遇到挫折了，走资派或保皇派如何压制造反派了，希望“宋要武”能去支持他们。有一封信是从武汉一个学校寄来的，信中说，“宋要武”在武汉发表言论支持保皇派，保湖北省委，“我们革命造反派感到非常失望和愤怒”，希望她悬崖勒马。由此刘沂伦知道宋彬彬到武汉去了一趟，在武汉做了“保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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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除了8·18上天安门戴袖章的事，很多人对你的武汉之行有深刻记忆，网上也有各种传说，下面请你谈谈为什么去武汉，在那里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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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维丽：我插一句，因为湖北这事有一个署名传单，白纸黑字，在我们低年级学生印象中，觉得你用过宋要武这个名字，至少在我印象里是这样。第一次刘进介绍我跟你面谈时，我一上来就对你说：“你在卡玛的电影里说，从来没用过‘宋要武’这个名字，把话说满了。”理由就是我当年的那个印象。当时你很不愿意谈去湖北的事，也就没有谈。这个事情我觉得到了应该澄清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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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2007年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我参加班里十几个同学的一个聚会，有同学提到了这件事，并回忆起我当年说过的话，大家鼓励我写出当年的经过。关于去武汉这件事，我一直不想说，担心伤害到别人。我班一个同学曾在湖北黄石工作，她说当地很多人因为我支持了保守派，都特别恨我。我想我已经被骂了，骂多骂少都一样，反正我就是不愿意讲武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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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这样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文革初期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找我和刘进去钓鱼台，动员我们两个到武汉去，时间是“八一八”之后。因为家长之间的关系，王任重认得我们俩。他还找了清华附中骆小海、卜大华等比较有名、有影响的学生，想动员我们到湖北去保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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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进：王任重说湖北省委是革命的，现在有人反对省委，这件事可能是有什么背景的。他当时背了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就问咱们怎么办？你马上说，那不行啊，不能让他们反对省委。王任重说：“那你们能不能去一趟武汉？”我说不是让自己解放自己吗？怎么还让我们去呀？我当时是脱口而出，没有多想什么，就觉得和“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不一样，干嘛让我们去呀，湖北还有湖北人呢！然后王任重就问你：“彬彬，那你呢？”你说你可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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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我答应去武汉，是基于对王任重的信任。抗战时期他是我父亲的老部下，在大灾荒中他俩还同拉一个犁杖耕过地，父亲曾经说过王任重是冀南军区四大才子之一。实际上去武汉的许多细节我都记不清了，是在近年调查中，渐渐串起来的记忆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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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6年9月初去的武汉。到武汉后，我们被安排住在湖北省委第二招待所（在我们之后来的清华附中骆小海、卜大华也住这儿）。随后就有好多保守派大学生来找我，让我们支持他们。我说我们得先到大学去看一下，看完以后再做结论。我们去了好几所大学和武钢，看大字报、开座谈会，跑了几天，大家讨论的结果是：湖北省委基本是好的，应该三七开。我们就写了个草稿让他们先看看。一天早上，我们看到了《长江日报》夹带着署名宋要武等5人的公开信，非常惊讶。公开信不是我们的原稿，做了很大的改动，不但措辞激烈，还夹带着当时流行的骂人粗话。当时我一看到“宋要武”三个字，就非常气愤，立即去湖北省委找到负责同志询问。他和我谈了很长时间，声泪俱下地说：“我们跟着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抗战八年吃了多少苦，牺牲了多少同志，现在要打倒我们，我们怎么会是反党、反毛主席的人呢？”说老实话，我非常同情他们，不相信他们会是反党反毛主席的走资派。我说，我们可以声明支持省委，但你们也要实事求是，那个公开信不是我写的，你们不能以我的名义发表，而且我也不叫“宋要武”。他们同意我写一份声明，然后交给省委印发。当晚我就写好了声明，我觉得湖北省委是好的，不同意打倒湖北省委，也不愿意看到两派群众的对立。可是他们突然通知我，说我父亲病重，火车票已经给我们5人买好了，我心里着急就把写好的声明交给了他们，请他们给予发表。回家一见到我妈，就问我爸得了什么病？我妈说你爸没病啊。我这才明白，实际上是湖北省委想支走我。我跟妈妈讲了经过，她劝我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妈妈说他们那样做的确不对，但他们是在危难关头，已经被斗、被打、被逼无奈了，处于那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出此下策，就是想利用“宋要武”的名声保自己，而你却那么较真儿，还要写什么声明，人家是拿你没办法了才想的招儿。听了妈妈的话，我觉得我可以理解这件事，自那以后我从没提过武汉之行，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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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我这里有那份夹在《长江日报》中的传单，题目是《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全文不到3000字，公开信发表时间是1966年9月6日，署名宋要武、华小康、  刘静梓、朱培、潘小红，后4人是高一（2）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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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进：刘静子（传单写成刘静梓）写过文章，说到当年的事。她们到武汉后，借了几辆自行车，去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等多所高校和武钢看大字报，开座谈会，讨论湖北省委到底该不该打倒，取得了共识，认为是革命的就打不倒。但对省委的功过多少开，意见是分歧的。宋彬彬被省委叫去谈话，回来后心情激动，把原来的三七开变成了二八开。宋彬彬和张小康——传单上是华小康，一人执笔一人口述，开始打草稿，内容多为分析和说理，写得像温吞水。她们没想到草稿变成铅字公开发表时，文章不但被改得面目全非，而且还有很多骂人的话，是杀气腾腾的“右派宣言”。当她们拿到传单时“全体都傻了，尤其忘不了宋彬彬的表情”，大家一致认为得写个声明，说清文章不是她们写的，不能代表她们的观点。后来，湖北省委给她们买好了火车票，把她们打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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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我看这事一说就清楚了，湖北省委扛不住了，想利用北京来的学生，特别是“宋要武”这三个字，震慑一下造反的本地学生。从8月19日声明退出“筹委会”以后到文革结束，除了武汉事件以外，还有与你有关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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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没有。关于我在文革初期参与的活动，基本上就是这些。请允许我利用这个机会，在此郑重声明：我从来没有参加或组织过任何打人、抄家、斗同学等暴力或过激行动；除了武汉这件事以外，我也没有参与过外地红卫兵、保守派或造反派的任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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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维丽：去年《南方周末》有一篇纪念汶川地震一周年的文章， 题目叫《不要让地震成为一个传说》，我读后就想，我们也不能让文革成为一个传说。关于宋彬彬的事情，今天确实成了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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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我接着把自己的事大概讲一下。1967年初，邓小平被打倒后，江青把我父亲打为东北最大的走资派。她在一次会上大骂我父亲保刘邓，反毛主席，还说宋任穷的鬼女儿跑到武汉去保湖北省委如何如何。1968年4月初，我和母亲被“四人帮”的亲信押送到沈阳，妈妈被关押在东北局替爸爸挨批斗，不许回家，后来又被押到干校劳改。而我被软禁起来，不允许和外界有任何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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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初冬的一个夜里，我在弟弟妹妹的帮助下，女扮男装从家里偷跑出来，到内蒙牧区投奔同学。我人还没到谣言就先到了，说宋要武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许多老乡都很害怕，不敢要我。因为我是逃到那儿的，落不了户口，就没有安置费，没有口粮，干活也没有工分。青年点的北京知青把他们的衣物、口粮匀给我，后来我也得到牧民们的帮助和保护，终于落下了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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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大学开始招工农兵学员。当时我父母被关押在辽宁盘锦的军队农场，因为父亲的问题和关于我的谣言，我这个女附中的高三毕业生，根本不敢奢望能上大学。出乎意料的是，我这样境遇的人，在知青、牧民老乡们和招生老师的帮助下，竟然成为“工农兵学员”！盟招生办的蒙古族金老师的话使我终生难忘：“在这种境况下你还能得到这么多人的信任与真心相助，你绝不该放弃理想与希望，要坚信：谣言只能是谣言，永远成不了事实。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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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敢对我讲出这样的话来，我的心灵受到了震撼，感动难以言表。从入学到毕业，长春地质学院的领导与师生们，用真诚的友爱支持着我，他们顶住了“四人帮”在东北的亲信（毛远新）不断施加的高压，保护了我这个东北最大走资派的女儿，他们的善良、正直和敢于担当，让我铭记终生，感恩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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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经历让我只想远离喧嚣，认认真真地工作，清清白白地做人。我不经商不从政，不想出名不想升迁。我只和岩石、空气、数据打交道，对身边的人，我一律坦诚相待。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无论我走到哪儿，谣言和谩骂都永远相伴。一方面我很迷茫、很苦恼，很无望，另一方面，我也感受到了周围人的理解与支持，是他们给了我温暖和生活的信心，使我能走过这四十多年的沟沟坎坎。

贴主:马悲鸣于2024_10_30 12:04:14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