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去台战俘:他们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
Taiwan-bound CCF ex-POWs finally back to China Mainland 6park.com
承前文:“这口气周总理憋了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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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尼克松访华2月24日与周恩来会谈中,周猛然提起: “[朝鲜战争中]我们被送到台湾去的战俘数,并非只是上千,而是上万[所谓“一萬四千個證人”]。但我们认了。所以,一旦出现战事,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当时,就我们而言,虽然战俘是个原则问题,但我们认为最好还是结束战争。我只说这么多。这虽然是历史,但我们仍常记心头。这些战俘到台湾去,还是去了中国的领土。他们中大概有一些参加了蒋介石的军队。大多数都已经老了,有些逃回到了大陆”。周总理日理万机,记错也情有可原。事实上杨通达被认为是第一个返回大陆的去台战俘,他是1974年8月27日方经日本返回(《战俘纪事续》p190,张泽石《孤岛》p261)。杨通达,贵州黄平县人,自称是27军80师士兵,当时他的愿望是按照国军起义投诚人员给予发放抚恤金,但在1974年没把他当成蒋匪特务抓起来就算很宽大了。当然,本文作者也许会出错,或许确有其他去台战俘在1972年2月之前就潜回或绕道回到了大陆呢?细思恐极。这些人即使在改开平反后也没有流出任何记载,难道都被灭口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杨通达之前,却有志愿军战俘从板门店中立区前往中立国后(即没有选择去台湾)回到大陆。据常成,1954年2月9日有12名大陆籍、74名朝鲜籍、2名韩国籍战俘选择了前往印度(而非大陆或朝鲜)。至1958年,有2名中国籍人员从印度回到了大陆,但是他们之后的下落从未有外人知道。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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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斌是第一个被公开报道的返回大陆的去台战俘。黄永斌,1923年生,广西镇结县人。师专毕业的知识分子,1949年当地解放后因曾是民国公务员身份受到镇压,后编入解放军。1951年12月18日过江,补入64军192师574团5连,后于1952年4月19日在马良山附近南逃被俘。1953年6月,在7.27停战之前,李承晚为了继续其“统一大业”,企图搅黄停战谈判的进行,骤然将数万表态亲韩的朝韩籍战俘就地释放,其中包括了一些夹杂的中方战俘。有60余人于 1953年10月被台湾驻韩使馆空运到台北,这是抵台的第一批人员(大部队1万4千余人要到 1954年1月才抵达),其中就包括了黄永斌。1979年夏,一直思乡心切的黄永斌变卖财产,以旅游的名义离开台湾取道香港于7月初回到老家广西天等县进结镇(《孤岛》p261)。据1981年4月6日《人民日报》“黄永斌回归大陆当主人”一文:“天等县五金公司售货员黄永斌,从台湾回来后,受到党的亲切关怀,进步很快,去年6月被选为县人大常委委员”。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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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祁顺法,60军180师538团战士,1954年赴台。1976年带着从国军退役后和做生意挣的钱去了巴西,几年后到了巴拉圭做生意并获得巴拉圭身份。1985年他持巴拉圭护照途经香港再飞到郑州,终于回到老家山西高平县定居(《孤岛》p279)。可见,已移居香港的原去台战俘在两岸开放之前自有旅行通关优势。“1984年秋天,当年志愿军战俘蒋××以香港某公司经理的身份,回到了故乡四川省眉山县。蒋××在台湾从国民党军队退役后,找了一个有钱的老丈人,于是他也就从战俘跃升为经理。四川眉山县政府热情接待了他。他对故乡的一切都充满兴趣,这里的一切对他都是那样亲切”(《战俘纪事》p290)。“县政府在宾馆外面派了民警,以防当年在战俘营里挨过他打的归国战俘滋扰。当地的归国战俘们反复解释:他们决不会做出无理举动。但磨薄了嘴皮,也没放他们进宾馆的大门。蒋××深受感动,酒足饭饱之后,许愿说他要在家乡投资 ×万美元…”(《战俘纪事续》p24)。 6park.com
上文中黄永斌和祁顺法的返乡之路算是顺利的,而取道泰国-缅甸的罗治芳/罗治方则一路坎坷。罗治方,有说是被击落的飞行员,也有说是某部卫生员,在朝鲜被俘后最后去了台湾。1986年他变卖了台湾的财产,以赴泰国旅游为名,试图经金三角偷越国境回乡。谁知运气太差,遭遇了重重困难,耗尽了全部积蓄,变卖了随身物品,沿途乞讨,忍饥挨饿,流浪了11个月,终从缅甸进入国境,在边防站的救助下回到湖南溆浦县均坪镇。他入境时,只剩下一根树枝做的拐棍和一条破烂不堪的裤衩(《战俘纪事续》p191,《孤岛》p261)。好在没过多久,两岸直接交流加快,无需再假装去第三国旅游。1987年10月15日,蒋经国的内政部长吴伯雄宣布:“除现役军人及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三亲等血亲及配偶的民众,自11月2日起,可以向红十字会登记赴大陆探亲”(文晓村《从河洛到台湾 》Chapter 20),无需提出大陆亲人的证明文件,也不需保证人。有的人思乡心切,身上“杀朱拔毛”、“反共抗俄”的刺青未及公费消字就踏上了归途;有的人惴惴不安:连彭总都被斗死了,我这“叛徒分子”、“地主崽子”回去会不会是自投罗网?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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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战俘与去台战俘多年后在新境况下见面是很emo的场面 。如石振声,原180师卫生处司药,去了台湾。石振声返乡省亲时,没料到县委书记亲自笑脸相迎台湾同胞(《战俘纪事续》p184)。“部分县市领导欢宴由台湾回来的被俘人员,又邀请经过斗争归来的被俘人员作陪,使作陪者有一种不是滋味的感觉。归来人员在国内历次政治运动中屡遭打击,有的至今倍受歧视,而对从台湾来探亲的被俘人员却待为上宾,凡回国定居的大都被安排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又如“1988年中,山西省某县来了三位台湾客人——回乡探亲的当年的志愿军战俘。他们的到来,惊动了县里的大小官员。迎来送往、应事项全都做了周详的安排。为了使“接风宴”显得更亲切,还特意请了本县和邻县的一些当年的志愿军归国战俘来“坐陪”。邻县[运城垣曲县]的张城垣[180师政治部宣教干事,师机关报《战士生活》的主编,副营级干部]骑自行车赶来赴宴。事后,他对我[靳大鹰]说:从台湾回来的这三个人,在战俘营里他见过面。他们没干什么大的坏事,但毕竟是没有坚持回国......他们是 180师539 团的,[该县]这个团现在在台湾的有 30 多人。他有些气不过,说:我们这些在战俘营里死过一回的人,什么痛苦都可以忍受,唯有这种刺激受不了:对坚定回国的人,…[原文如此,估计是党组织恨不得我们去死之类词语];对到台湾的,待若上宾,这岂不是对......[原文如此]。张城垣对我[靳大鹰]讲完这段经历,把头埋在双手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战俘纪事续》p24) 。 6park.com
随着大量去台人员回大陆老家探亲,1989年1月3日,解放军总政治部等印发了《关于我军被俘去台人员要求回大陆定居问题的处理意见》:“一、我军在战斗中被俘去台人员要求回大陆定居,经说明大陆生活条件等情况后仍要求定居的,原则上应予批准,并予以妥善安置。 ……四、对批准定居的被俘去台人员的政治历史不审查、不追究。对他们被俘前参加我军的一段历史应予承认,但不补办复员、转业和离休、退休手续。原按烈士对待的,由当地民政部门通知其亲属不再享受烈属待遇,过去已发的抚恤金不再追回”。这些去台战俘们回乡后,知道了自己的去台经历对大陆家人的影响,有以下几种情况。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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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本人被登记为阵亡或失踪,大陆的家人享受烈属/军属待遇。据1961年8月9日《内务部、 财政部关于处理抗美援朝战争中失踪军人的家属待遇问题的联合通知》:“失踪的部分人员,被俘后被劫往台湾,他们的表现一时难以查明,为避免其家属思想波动和以后工作被动,对其家属一般仍按军属对待”。张一夫(又名张杰,张更照),60军179师536团2营医生,1954年赴台。改开后回老家探亲,才知道自己当了烈士,家里还保留着他的《革命军人证明书》和《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于是他把它们带回了台湾诊所(李肅 禁忌史話 Ep.11)。张瑞祺,63军189师567团战士,1954年赴台。后来回山西灵石老家探亲,才知道家里人曾问过:“我这个小孩哪去了,怎么到朝鲜去了没有消息?结果他[当地政府]查了一下,说是涟川战役阵亡。故答复我家里面是阵亡,所以我家里面就在在县里面申请我家就是烈士。虽然家庭成分不好,但多亏了烈士家属这个称号,有优待。三面红旗时间不是有农业生产嘛,集体化嘛,烈士家属每天有一个甲等工,到月底的话就好算帐,所以我家领了不少” (VOA解密时刻#5,周琇環《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刘化仕,60军181师战士,1954年赴台。后来回山东历城老家探亲,才知道自己被山东英烈网列成了烈士(VOA解密时刻#5)。周后林,四川什邡人(很可能是60军180师战士),1954年赴台。两岸通邮后1988年收到家书,才知道自己算失踪人员,家里是烈属待遇(张泽石《孤岛》p267)。趙英魁,山西平遥人,60军180师战士,1954年被挟持赴台。“还没开放探亲以前,1986年我通过在美国朋友写信,所以我家人知道了我在台湾。没通信以前,我家大门上挂烈属牌子,我妈妈每个月可以领一些钱。1988年10月我回家一现身以后,这些钱就没有了,就取消了。我回去几次后,国台办跟我讲,你过去的事情上面都知道。你不要害怕,你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不会有人找你麻烦”(《趙英魁口述歷史影像紀錄先期計畫》p55) 。这类人员的情况算是比较好的,本人在台湾有所发展,回乡后家人喜出望外,在新中国“前30年”的运动中,“烈属”身份虽然不是免死金牌,但总好过“叛徒家属”、“特务家属”等恶性罪名、无底深渊。 6park.com
朝鲜战争被俘人员并非孤例。金门作战中,解放军近万人全军覆没:一半被俘,一半不幸死亡(洪小夏《血祭金门》),其中251团副团长马绍堂被俘,被国军称为顽固分子中的最顽固的共产分子。他坚决要求被遣返大陆,回来后先被军事法庭判刑5年,接下来大半辈子灰溜溜,并祸及家人。而原244团的医务人员赵宝厚,金门被俘后被编到国军,在台湾上了军校成了军医,退伍后开了诊所,1988年带着台湾的妻女回乡探亲,受到地方统战部门的热烈欢迎(《落潮》p252),家人也感激他当年的“烈士”头衔给他们带来的几十年福报:历次运动都没有挨整。 6park.com
第二种,本人被俘并去了台湾后,这事被当局查出来,其大陆家人遭到株连迫害。例如刘纯俭,60军180师540团机3连文教,1954年赴台。后来他被采访时说:“想不通是谁把我给告发- ‘叛变’了,因我被俘后去了台湾,在大陆我哥哥被关了3年牛棚,我父亲经常被地方上的干部欺负,还没收了我家的房子,赶到破窑洞里去”。改开后回老家探亲,有180师归国战俘的战友对他说:“[该战友自己]被斗得很惨,说叛徒还是好一点,还说是特务。你真是得了自由了,我们回来的真是倒霉了”(RFA韩战AB面)。刘纯俭还说:“我回去探亲,尽量不张扬,因为我晓得我的身份跟人家的不一样啊,但是我家里的人都来看我啊,我的亲戚啊,因为我是个大家族嘛。本来我还想不到到统战部去呢,结果我的一个表哥,原来是我的老师,因为他们对当地的情况了解。他说,你不管怎么样,现在对你不追究了,你是台属了,我们现在变成台属了,你要去看一看,对我们还有利。他说,你不管你自己、你还要管管我们啊,你当然现在不要了。所以我没办法,才硬着头皮,到统战部去拜访了拜访。统战部当然讲的很好了” (VOA解密时刻#5)。上文中张瑞祺的一名同乡没有张那么幸运,这位老乡也来了台湾,后来被共产党知道了,他在山西灵石的家里受到很大的打击,每次斗争[运动]都被打击(李肅 禁忌史話 Ep.11)。傅健铭,60军180师539团3营机枪连战士,1954年赴台。被政府获悉后,摘下了他双流老家家中“军属”牌子,扣上了“台属”罪名,运动中家人受到株连批斗,亲戚受胁迫与其家人划清界限(《孤岛》p254)。龙集贤(去台战俘)说,他的家人受株连,“比黑五类还要黑”,被打成反革命家属、抄家(沈幸儀《一萬四千個證人》p320)。文晓村(又名文青云),60军180师机要科长,第五次战役失陷后敌后游击近一年,被美军当成特务而非普通战俘关押在琉球,1954年被劫持到台湾。他回忆:“大约是1960或1961年,忽然有一天接到上级指示,准许[从台湾]向大陆家人写信报平安,...结果我的二弟却惨了。1988年7月,我回河南老家探亲,三弟说:大哥,你不知道,二哥当年替咱爹给你回信。文化大革命那阵,二哥从西安地质学院毕业正要分配到煤炭部当工程师,不知怎么被红卫兵抖出来,说二哥里通海外,勾结美蒋,不但扣发毕业证书当不了工程师,还遣送老家,在村子里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差一点没被斗死。我听了这段话,只有万分的惭愧”(《从河洛到台湾 》Chapter 6) 。 6park.com
还有一种,本人被俘并去了台湾,有亲近同乡兼战友却选择了回到大陆,但没有告发此人。数十年后再见面,无数思绪却上心头。例如60军180师539团卫生队的廖传孝,1954年赴台。他的成都老乡兼难友,538团3营机枪手曾德全选择了归国,之后打了一辈子苦工糊口。曾德全说:“我不忍心告诉廖传孝的寡母他去了台湾,不光让老太太伤心,还会连累她。在部队,廖传孝表现真好…”(《厄运》p435)。王宗海,60军180师540团小卫生员,1954年赴台。他的山西闻喜老乡兼难友、538团1营管理员王官虎选择了归国,后来王官虎因“被俘”罪名被扣上了“叛徒、特务”的帽子迫害(《忠诚》p321)。王官虎后来说:闻喜县在朝鲜有26名被俘,归国和去台湾差不多各占一半。去了台湾的被列为战场“失踪人员”,他们父母为此伤心欲绝(《重围》p157)。王宗海在国军学习医务技术,退伍后在台北当了医生。1980年代,王宗海的台湾妻子和本人先后回乡,探望了尚建在的父母,见到了王官虎等老战友,相见时良久无语、感慨不已(《孤岛》p243)。周茜,60军180师战士,国军家庭出身的解放战士,1954年赴台。他的四川眉山老乡兼难友、 180师作战科王荣生/王蓉生选择了归国,王因“投敌叛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入狱3年,被他教过的小学生羞辱(《战俘纪事续》p160)。1980年代周茜母亲才收信获悉他后来到美国费城读了研究生并工作。等到周茜回乡探亲,“整个县城都轰动了,县台办的同志专程到上海去接机,再用小轿车从成都机场接到眉山县城。我[王荣生]没有去,好热闹啊,满街人都去瞧,听说他当了公子教授,发财了,县里围着他团团转,要他出钱投资。……我们[归国战俘]成了—狗屎!他愤慨地说” (《战俘纪事续》p102,《厄运》p436)。 6park.com
当然也不是每个同乡/同袍都选择不落井下石。张文荣,黄埔23期通信队,60军180师电台报务员,被俘后被美军强行编入空降特务敢死队。张文荣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北朝鲜上空空降前一刻用手榴弹炸毁美机逃脱因而归国。由于张文荣的经历太过离奇,解放军认为他是采用苦肉计的高级特务。为了将功赎罪,张文荣供出不少去台人员。侯广明,黄埔23期通信队,180师去台战俘。侯称:“张文荣跟我在通信队时我们很要好,李海楼说张文荣被共军抓住后出卖了我,…大陆方面知道了我是国特,上级向县政府[辽宁锦州黑山县胡家村]下了命令,我太太的侄儿先得到消息、赶紧通知我太太赶快和我脱离关系,否则要斗她。改嫁后我儿子也被迫改姓名。我哥哥也被打得死去活来,后来饿到了,得胃癌死掉”(《韩战反共義士訪談錄》p274) 。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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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已有百名去台战俘在两岸开放后选择最终回到大陆定居。其中回乡较早并获报道兼有一定传奇色彩的是张旗(释会善禅师)。张旗(原名张琦)是甘肃静宁县红寺乡丈子头村人,1924年9月生,在参军加入19兵团某部前他当过和尚。在朝鲜被俘后最终被挟持到台湾,属于顽劣分子,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出狱后又当了和尚。1963年,他托人从香港给老家寄出一封写得没头没脑的不具名信,像文晓村的信一样,这封写得有点“鬼鬼祟祟”的信给他老家的亲戚也带来过麻烦,怀疑是境外特务联络暗号。1987年7月,在两岸放开之前,张旗(此时已是释会善)取道日本神户回到大陆。经过多年募集,1997年释会善等建起了平凉市崆峒山观音阁寺庙(《从志愿军战俘到崆峒高僧》)。2016年还有游客与这位90多岁仍精神矍铄的老住持交谈甚欢(Maie《崆峒山的佛缘》)。老法师若还健在的话,已是百岁老人了。 6park.com
又如史兴贵,180师539团团直战士,1954年去台。1962年被追认为烈士,山西闻喜县酒务头乡桃沟村的史家成了烈属。1987年,台湾开放了赴大陆探亲。史兴贵决定给家里去一封信,询问他的哥哥是否还在人世。署名时,他耍了一个心眼,用了假名。他想,若是哥哥不在了,那么其他人也无须知道他还活着。1988年,桃沟村的史兴福收到一封奇怪的信,一个不认识的人从台湾寄信过来,询问自己是否还在人世。史兴福让二儿子回信过去,“还活得好好的”,然后问问,你谁呢?下一封信时隔数月后寄到,署名已经换成了他失踪四十年的弟弟史兴贵(张瑞《最后一战》)。亲人相隔数十年,想不到再次相见已是指日可待。1989年,在台湾无法成婚、因教育水平有限只能从事体力劳动的史兴贵首次回乡,并于1991年返乡定居闻喜(《孤岛》p286)。由于归心似箭,没想过去办台湾给退役老兵的退休金领取手续。后来经常成教授相助,厘清他在台湾登记用的是支仁全[即-知人权]这个名字,“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下乡核对手印,(尽管民进党想赖账)老史终于收到了他应得的退休金。史兴贵也是1924年生,数年前刚去世。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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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80师去台战俘张玉良回成都探亲,与当年归国战俘老乡郝树森等见了面。张玉良国军退役后工作,现在每月能领3万新台币退休金。郝树森换算了一下,羡道:“你去台湾倒好了,比我们还强呢”(《百战将星 韦杰 》p276)。有报纸报道某县人员“1988年由台湾回大陆定居,还能每月从XX县保险公司领取60元养老保险金”的新闻;归国战俘们联想到,各个政治运动中被批斗、被戴高帽、被游街、被毒打,再看看由台归来者的种种盛景,不得不使他们寒心!伤心!痛心!”(《忠诚》p407)。2024年新春佳节,据称杭州市临安区也向当地台胞发放了春节慰问金,背后的原因令人暖心,不知1954年去台人员是否都有份。本文作者2020年还曾看到这样一条未经核实、令人齿冷的呼吁:“我父亲是180师五三八团二连老战士!我母亲85了,连低保也被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民政局和奇村镇党委书记李宁、奇村村书记孙树林无故取消。眼睛一级残,耳三级残。住的是D级危房!作为子女!!!该怎么办??????” 本文希望山西忻州奇村村干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劝你们善良。
贴主:宋阿毛于2024_10_25 13:03:05编辑评分完成:已经给 宋阿毛 加上 200 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