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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去台战俘:究竟多少人有国军背景?
送交者: 宋阿毛[☆★★声望品衔11★★☆] 于 2024-09-27 15:15 已读 15608 次 9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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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去台战俘:究竟多少人有国军背景?

Stats of Non-repatriate CCF POWs of the Korean War 6park.com

 承前文:“志愿军归国战俘的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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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最高领袖“为了消耗在国共内战中俘获的逾百万前国民党军队,趁朝鲜战争之际,将这些炮灰送到前线去送死。因而这些不为中共信赖的国军旧部逮到机会就投降,所以有2/3的志愿军战俘就这样选择去了台湾”。例如有一名2B中共刑警在“志愿军战俘的悲剧人生”文中称:“中共信不过投诚的国军部队,借朝鲜战场,把这批人拉去当炮灰。这就是为什么,朝鲜战争中的志愿军战俘,绝大部分选择去台湾的真实原因。” 而《文史博览》2005年第9期的“志愿军战俘去台始末”一文也称:“选择去台湾的志愿军战俘绝大部分都是原国民党官兵。”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军团兄指出:“此说符合人们想象,但显然与实情不符。谁会故意让主力部队送死?毛固然邪恶,善搞阳谋权术,但阴谋论显然不可取。志愿军各军基本盘皆如此[即收编大量国军],送谁去消耗?… 把毛想象成青面獠牙的恶魔,当然是最简单、最痛快的事儿,但恐怕也是智力上的懒惰”。张泽石也强调:“有人认为[去台]是由于较大比例是原国民党军队成员,但事实绝非如此。在巨济岛第86战俘营首先领导[对美蒋]斗争的就是黄埔军校起义士官”(《我的朝鲜战争》2010)。最高领袖打仗,争胜定是首要目标,不存在故意专门把原国军旧部送到一线送死的主观意图。事实上,无论是八路老干部,还是解放新战士,在最高领袖心目里,都是一样的天线宝宝。 6park.com

那么,在一万四千多志愿军去台战俘中,究竟多少人有国军背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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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探明在1950年前后解放军的人员构成。据《周恩来传》下-p884:“1950年夏,周恩来在一次政务会议上说:以军队的成分说,解放战士占70%到80%”(常成p141)。这就是当时的基本盘,国军旧部占到过江各军2/3或更多。因此,在Bradbury表6中显示,在14325回答问卷的去台战俘中,有66.7%的人有国军背景,这就不足为奇了。这个比例与志愿军整体构成相比,既不显著更多,也不显著更少。也就是说,“国军背景”对该人选择去台湾的影响未必有那么重要。贺明《见证》p11声称:1953年6月20日中方谈判代表团内部“通报摹瑟浦反共战俘营情况:反动分子占 30%[即4000多人],暂时屈服、毛蒋两边都不帮占 34%,暂时屈服、去台湾后会响应解放军[王师] 占30%,始终不屈、与美蒋特务斗争占6%”。事实上,至6月20日只有约1000名中方伤病战俘和零星的空降特务战俘回到大陆。这批人大部分来自釜山医院,并不是来自济州岛北的亲共战俘营,更不是来自济州岛南的摹瑟浦反共战俘营,两营隔离已经一年半多。贺明引用的%数字没有任何田野数据支持,充其量是猜想。打个比方,人民日报某正能量记者想要调查北朝鲜青年的上网喜好,但是北朝鲜又不让他入境。该记者只能去南朝鲜调查同年龄组的对象。这种调查结果没有多少可信度。军宣专家徐焰p289附和贺明:“真正的不愿遣返的反共战俘,据后来归国人员反映及其他方面得到的情况分析,大约有 3000 人左右”。这个数字也是没有调查依据的猜想,而且“坚决不回去”、“真正不愿回去”这些主观意图旁人难以量化。例如联军在甄别前用大喇叭告诉所有人员:“何去何从[回大陆或者不回大陆],关系到你们一辈子的前途,这是属于你们个人的秘密。希望你们在心里好好地决定,在甄别审查之前,不要向任何人包括你最知己的朋友说出你的选择”(《厄运》p267)。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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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共军背景”呢?Bradbury表10显示16768回答问卷的战俘中,曾在解放军内服役时间的分布。在去台战俘中,在共军服役二年以下者占大多数[包括解放战士];在归国战俘中,主要是一年以上、三年以下者。关于中共党员成分,据1952年10月5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发展党员的工作指示》:“目前部队中的党员数目...占全军人数的29.22%。约有20%的连队党员占30%以上,约有80%的连队党员不满30%”,这是背景。据常成p13引用,去台者中4628人为中共党员、团员[合计占32%],归国者中2900人为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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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安抚更多的被俘人员安心赴台,蒋方代表在韩国曾做出了“可自由择业”的口头承诺,例如去台战俘毛錫仁[后为国军中校]回忆:“去韩国接我们的是赖名汤、王昇、方治,他们在韩国说:将来你们回到祖国,要干什么我们不强迫,要读书就读书,要就业就就业,政府来帮助你们”(《政戰風雲路》p138)。1954年1月14300多人抵台后,蒋方违背先前“自由择业”口头承诺,绝大多数人(97.4%,常成p362)被编入国军。也就是说,他们先被共军“志愿”地被送到了朝鲜,到了台湾后又被“自愿”地加入国军。1954年3月初,蒋方举行了盛大的“请缨从军”仪式。据谷辉[原60军战士,赴台]称:“他[蒋政府]就用圈套嘛,请缨从军嘛。你不当兵,意味着那个时候反攻大陆,反攻大陆我们要有人,要是我是蒋中正的话,我也希望大家都去当兵,多增加点力量。但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没有办法,我们就想读书啊,你不读书,不接受教育,你哪有前途?当兵青春卖送了,前途还没有。现在有些人,你看我们这一万多人,回去六七千人,回到台湾一万四千多人,看看这批人,当初弄回来以后,年纪大了以后的遭遇,在政治上讲起来,我们是进了大陆,干了人民解放军,染了一身血腥臭味,在政府那吃不开。再回到台湾来,台湾政府轻视我们,再加上反攻大业,把青春、前途、什么都埋没了。” 刘敬才[60军180师战士,湘西龙山县人,赴台]说:“当初他派去慰问我们的人有讲到这个话,‘你们回台湾,会自由选择职业’。……可是我们回台湾以后,并没有这个选择的余地,就通通发动什么请缨从军哪,当然发动,说良心话,这个就不是什么自愿的了”(VOA第四集: 奔赴台湾)。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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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沈幸儀p287-9:「曾參加中共黨團組織的反共義士,計3948人。3 月8 日,分別在大湖、楊梅義士村舉行「共產匪黨匪團組織宣誓典」,中央派反共義士後援會總幹事谷正綱監誓,綜計辦理脫離中共黨團組織者共4410 人。較過去登記者增加462 人。嗣復策動匪諜自首運動,計自首者達609人[占4.2%,很可能有冤枉的],除15人[占0.1%]情節較重移送感訓外,均經分別註記资料,交由接編單位繼續考查。匪谍情节较重或者屡劝不听不肯改善者,由保安司集中管理,共33人。后来“顽劣分子”陆续增加到118人。经过保安司三个月管训后,痛改前非者于其他义士一同编拨部队服役;不愿悔改者,则依匪嫌处理办法惩治。」当然,与归国战俘的遭遇相比,有些原本亲毛但被挟裹到台湾的“顽劣分子”所受的“感训”遭遇应算小巫见大巫。“他们要定期写思想汇报,骂共产党。说错一句话,就被送到火烧岛集中营”(《战俘纪事续》p180)。例如敌后坚持游击一年之久才被俘的原180师机要科长[营级干部]文晓村著《从河洛到台湾 》Chapter 5道:“大约1955年7月或8月一天,我们被送到绿岛,被当作罪犯看待,天天上课、听训、写报告,直到1956年8月方才脱离绿岛的桎梏”。也有受迫害更重的:又如小兵李国安等5人被打成叛乱集团,被指控呼应共军攻台、欲上阿里山打游击。李国安被判死刑死在绿岛,无妄被牵连的赵英魁被判5年(《趙英魁口述歷史影像紀錄先期計畫》p47)。 6park.com

总而言之,按归国战俘张泽石的思考:“我的那些去了台湾的1.4万个难友,受到的政治待遇比我们强一些,他们绝大多数被编入国民党军,虽然也有些人受到暗中考察甚至在绿岛坐过牢房,其中还有人被判死刑,但没有像我们那样全部都受到怀疑、歧视和终身控制。而且随着台湾的民主进步他们也享受到了平等的公民权利。他们不少人通过奋斗成长为受人尊敬的教师、作家、医生、律师、企业家等等”(《对朝鲜战争的回顾与思考》) 。以国军中校军医退伍、继续行医的去台战俘张一夫说:“我却很幸运且侥幸地活到今天。共产党骂我们是叛徒,国民党表面上称我们「反共义士」却暗地里当匪谍、特殊份子,以黑名单列管;民进党骂我们是米虫。我们活似一群边缘人,带着不忠不义、墙头草的罪名,生活在抬不起头的精神痛苦里,社会上处处受到歧视,真是里外不是人。只有在解严以后我才鼓起勇气说出这些东西。我们被野心家、政客利用去充当刽子手,为他们打天下牺牲,最后竟落得如此下场,怎不令人痛心?或许别人会说我思想有问题,应该再接受思想教育。但是曾经与我出生入死共患难的那些老友,应当最能感同身受我的看法的真实性。我相当认同当年选择回到大陆的难友张泽石先生所言:「我希望世界上永远没有战争,希望永远没有战俘,希望永远没有妻离子散」” (常成《张一夫访问记录》)。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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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叙述若干组志愿军去台战俘的统计数字。

甲. 首先是被俘总数。据彭帅志司1951年7月6日《入朝八个月战绩及损耗减员详报》,虽说第五次战役刚吃了大败仗,战绩仍然是一通猛吹,号称总歼敌十七万多。至于损耗么,己方除了伤亡,“…

(3)失踪:团干一名,营干二名,连干五十九名,排干二百二十六名,班以下一万五千九百四十八名。合计一万六千二百三十六名(16236)。

(4)被俘连干一名,排干二名,班以下二百二十六名。合计二百二十九名。” 6park.com

自报被俘干部加战士区区229,事实上至1951年6月底仅已经正式计入美军战俘营登记程序的志愿军战俘就为17182人。难怪在战俘营的文化课堂里,前38军营级干部、共产党员谭兴东「坐在讲台上,脸上的表情是他从解放军中带来的,很熟悉,很亲切,很温暖。“同志们,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咱们都是中国人,不来朝鲜作战,互相也不会认识。我们大家,都是遭难的人,无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我说的话你们可以想一想。你们中间,多数人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是军人。你们回想一下,按共产党的章程、军法,哪一条规定可以当俘虏?又有哪一条规定告诉了当俘虏以后应该怎么办?是我们没有过俘虏吗?不成功则成仁,希特勒、蒋介石、毛泽东都一样。我当兵的时间比你们长,毛泽东把我们的军队叫作钢军、铁军、英雄军,从来没有说过有俘虏兵。现在,我们这些人,在部队的名册上已经没有,打死了,失踪了,叛变了,就是不承认被俘。”」(《厄运》)。1951年初,180师539团在河北沧县泊头换装整训、进行思政教育时,一名士兵问道:“在国外打仗,万一部队被包围被俘怎么办?”马上有人指着他的鼻梁骂道:“人民战士还会被俘吗?你的话,是帮助敌人涣散军心!”此人灰溜溜地被调离转业,战友们如愿上了前线,数月后不少人兵败被俘(《战俘纪事续》p193)。归国战俘王登云回忆:文化大革命中,审讯人逼我承认是叛徒,我说:“我是宣传队的宣传员,手中没有武器,而且已经多少天靠树叶、野草维持生命……我是在山边的树林里,被搜山的敌人俘虏的 ……不是投降,更不是什么叛变 …… ”。一位负责人一听急了,站起来现身说法似地反驳道:“你胡说!我曾是志愿军炮兵营的教导员,我就从来没有听说过志愿军还有人被俘过!假若真有被俘的,敌人也一定都枪毙了,你能活着回来?敌人不杀而放你回来, 一定是给了任务的,这,你怎么能不是叛徒?!”(贺明《忠诚》p195)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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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显示在最终进入美军战俘营登记程序的二万一千多名战俘逐月统计,最大的梯度出自第五次战役后期人海的大溃败。进入阵地战后,增量较少。Bradbury表16亦显示,在21074回答问卷的战俘中,有73.5%的志愿军战俘产生于1951年4月至6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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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他们究竟是无奈被俘还是主动投诚呢?在1951年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ORO KPA & CCF Attitudes前后两次调查中:3月的调查包含了808人,其中投诚者为46.4%;9月的调查包含了1111人,其中投诚者为59%,第五次战役中投诚者比例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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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关于被俘人员的职务分布,1951年6月美军对13980回答问卷战俘的统计中,士兵占86.3%,班长级以上干部占13.7%。实际的干部比例会更高,因为大多数干部会隐姓埋名或自报更低的军阶。据李肃引美军于1953年3月21日另一项统计,志愿军被俘者共有1357名排级干部,917名排级以上干部(其中师级1人,团级5人,营级57人)。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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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关于被俘人员来自的地区,Bradbury表1显示,在16768回答问卷的战俘中,西南和华北最多,各占35%和30%。张泽石回忆录中提到归管处干部告知:“归来人员中四川籍贯的最多,共有2000多人[约占1/3],现已决定集体送你们回乡”。张泽石《孤岛》p147,“去台者中,来自四川4351[约31%],山东1372,河南807,山西764,陕西659,辽宁615,河北562,安徽552,湖北542,湖南531 ... ”。四川本身是人员大省,加之第五次战役中命运多舛的第三兵团之前在四川征收了大量士兵,上级指挥拉跨结果却由小兵承担。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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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关于被俘人员的教育水平,Bradbury表3显示,在16768回答问卷的战俘中,小学3年级水平以下最多。这也不足为奇。据1950年8月1日《中央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全军规模的文化教育,自1951年1月1日正式开始。务求在3之内,使一般战士及初级小学程度以下的干部达到高级小学的水平。”初小就是当时军事人口的平均水平。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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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当时解放军某部7连被缴获文件中《文化程度统计表》表明,该连减员后此时剩109人,连排干部识字数为500字以下,士兵多数为初小程度或以下。在去台战俘中,沈幸儀《韩战反共义士 1万4千个证人》p284列出:无学历6082人,占43%;小学占50%;中学占6%;大专仅有7人,大学只有5人。张泽石《孤岛》 p147称:无学历6986,私塾799,小学5429,中学675,师专55,大学4,中央军校49,军校训练班105,部队军士班146,其他班队48,共军校班8 (总样本14304人)。话说回来,领袖不问出处,即使小学学历又如何?照样能上高等学府、还给全世界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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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关于被俘人员的家庭状况,Bradbury表17显示,在16768回答问卷的战俘中,单身65.1%,已婚27.9%。据1950年11月16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目前全军统一执行婚姻法的暂行规定》,“男方结婚条件:(1)营级或相当于营级以上的干部、或(2)具有6年连、排干部工作历史现仍任连级干部者、或(3)红军时代之指战员、或(4)在机关工作之具有7年排级干部工作历史、现仍为排级干部者。女方结婚条件:应系来历清白,政治上纯洁,且工作历史在一年以上者”。可见在解放军中能结婚的只是少数干部,被俘人员中已婚者有可能很多具有国军背景。婚姻状况有可能成为影响回大陆选择的一个显著因素,可惜没有更多的细分细节。Hansen p315推测:Many of the repatriates were unquestionably as anti-communist as the non-repatriates. Despite their hatred of communism, they were going home, to families, wives, children, their native villages. 事实上,在甄别时,确实有人对会说中文的美国军官表示,他们选择回大陆是为了见家人,“they dared not defect for family reasons, some would cry - there were a lot of such hysterics in our tents - and then unhappily make the choice to go back to the Communists.”(White p187)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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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 关于性别,该2B中共刑警网文称:“63名志愿军女战俘选择去了台湾,这批人受到了宋美龄的接见。宋美龄对她们说:你们基本都是农家女儿,要趁年轻抓紧上学,学些知识和本领。后来,这些女战俘大多学习护理和剪裁,在台湾嫁人”。很公知体,可惜都是捏造的。去台湾的全是带把儿的。 辛. 16768名被俘人员的年龄分布如表所示,平均年龄27.4岁(Hansen p316)。在去台战俘中,沈幸儀p284列出1954年年龄分布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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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此推算,1951年时,至少有224人不满17岁就被俘,这些未成年军事人员的爹娘该有多心疼。高文俊(黄埔23期,180师见习参谋,赴台)说:“[在战俘营]叫我教儿童队嘛。老共嘛,抗美援朝最小的那时才13岁,送到韩战去,有一百五十人到两百人。……就叫我教他们笔顺、识字”(VOA II-同根相煎)。杨逸之(原27军警卫连,大学生,共产党员,赴台)也说:“我们成立学校,我去找了四十几个小孩子,我是学校班主任,教小孩读书识字” (沈幸儀《一萬四千個證人》p105 )。据李肅引美军截至1952年10月1日一项统计,有63名16岁以下中方战俘,最小年龄为12岁。例如,#704697 Shoong Kwang Hwui 熊光辉,1939年12月23日生。熊居于济州岛3a战俘营,选择了回大陆, 故1953年8月12日被遣返大陆。他很惨,14岁就进昌图归管所被打成小特务,大半辈子就交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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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宋阿毛于2024_09_27 15:17:55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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