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长不能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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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升汉（马悲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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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里有个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海运商。他以尚未抵达海岸的自己的船队做抵押为他的朋友借高利贷娶媳妇。债主心怀叵测，开着玩笑要他签了如果他的船队回不来则割他一磅肉抵偿的合同。後来船队全部遇难，他破产了，没钱还债。债主拿着合同要割他一磅肉。那个借了他的钱的朋友娶的媳妇化装成法官出面判决：按合同办事，债主可以割他一磅肉；但合同没规定可以出血，所以不许出血。债主没辙，只好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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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仲马的名著《基度山伯爵》的主角在发了大财後开始报恩寻仇。当他找到当年雇佣他的船主时，发现这个海运商刚刚因为船队全部遇难而破产。他悄悄地花钱雇人把船主失事的船队和货物再造和重新购置出来，驶进港口，以报他旧日东家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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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个故事都是讲远洋航运的。如果船队安全返航，则船主发一笔。如果船队沉没则船主破产。大洋上风浪不定，谁能保证每次都能安全返航？所以那时候暴发和破产的时有所闻。虽有暴发的诱惑，但破产的恐惧也威胁着人们冒险经营海运业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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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保险业的发展，保险公司开始有能力经营海运保险，如果保了海运险的船只出事，则保险公司按预先签好的合同赔偿。保险业的这一发展刺激了人们经营海运业的决心。海运业也因此大规模发展起来。但保险公司只能赔偿失事的船只。如果船长因此就减低了责任心，不再全力抢救尚有一线希望的遇险船只；或船长故意把船弄沉，再回来索赔，那保险公司还不都赔光了吗？如果保险公司都因此而破产，谁还给船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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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船在大海上孤零零地航行，一旦沉没则从海面消失得无影无踪；谁能给它出证据，证明船长不是故意把船弄沉，或不是没有全力抢救。海事法庭在给保险公司和船主之间打官司时总得有个判断凭证。这凭证从何而来？没办法，海事法庭被迫作出一个硬性规定：如果船沉时船长同时遇难，则判保险公司赔偿，如果船沉而船长生还则不赔偿。这条法规执行起来方便多了。但听起来似乎有点残忍。这是典型的早期资本主义式为了效率牺牲人道的做法。马克思肯定要说这船行资本和保险公司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淌着船长的血。但请问在当时的技术装备条件下还能设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吗？如果有的话，船长工会早就想出来了。而且这周瑜打黄盖式的西方自由雇佣关系并没人逼着你非当那个找死的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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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这条海事法规出现，象莎士比亚和大仲马小说中的情节就不再有了。代之而起的情节大多是当船只遇难时，船员和乘客在船长的协助下离船逃生。他们在海里或救生艇上大声呼唤船长，但船长在熊熊大火的映衬下傲然屹立在船头不为所动，直到和这大船一起缓缓地沉下海去。作者的用心是在刻画经年的老船长对他的航海生涯和伴他一生的船只的爱。但绝大多数作家都没有写出来这後面的海事法：如果船长死了则保险公司赔偿这条船的全部损失给他的船东，否则不给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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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事法规定，在海洋上航行时船长是一船的至尊，对全体船员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对海上叛乱事件可以格杀勿论。返航後的法律事宜一律以船长的航海日志为准。但在船只靠岸时船长则没有这种特权。航海是远离人类社会，在惊涛骇浪里讨生活的冒险生涯，尊与严是船长资格的人格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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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长和船一起沉下去，第一是报答船主雇佣他，把全船的货物和人员都托付给他的知遇之恩——他不能让船主破产，当然他平时的工资也高得惊人。第二是船长在同行之间保持了自己的敬业精神和尊严。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本世纪初的冰海沉船泰坦尼克号的船长就没有逃生。在那个时代如果一条沉船的船长活着回来，他一辈子都抬不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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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法规虽然在效率上对航海业，对进出口贸易，因之对海洋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大有好处；但确实不很人道。作为专业人才的船长的损失也很大，每沉一条船必赔一名船长。这条法规直到本世纪中叶，才在船长工会的一再要求下宣告废除。但请别忘了，这时航海业已借助这条法规大规模发展起来，提供判断一条船是否还有抢救的可能，或是否故意弄沉的其他手段已经足够充分了。每条船都装备的无线电通讯系统，遍布全世界航线附近的岸基救援飞机，都可提供证据。直到这时船长才可以最後一个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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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中期，当联合国通过对南非的贸易禁运以後，一条满载的油轮以居奇的高价悄悄在南非卸下数以万吨计的石油，然後灌满海水，驶进大海纵深把船弄沉以再求另加一番的索赔。船长和全体船员一起安全脱险。但船长在沉船以前不得不装模作样地按规定程序发出求救信号。救援飞机随即赶到，在执行任务时没发现足够大面积的泄漏石油漂浮在出事的海面。海事法庭的专家立刻就拆穿了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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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光绪年间，中国这个在历史长河上营运得太久的船行，技术装备大大落後于千帆竞发的其他船行。船主光绪帝特聘谭嗣同等人当“戊戌”号改革船的船长。这船是向右倾斜得有点厉害，谭嗣同他们几个书生向左打了几下舵轮，船身一晃，招来被解雇的老船长们一片叫骂声，他们都跑到右舷，力图压住大船不使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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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维新，谭嗣同只参加了二十来天，充其量只有两百小时航行经验，连一个远航航次的来回都不够，这等海校学员的水平在航海业最多只能当最低级的见习水手。他这个不够格的船长倒好，一生气，打了个左满舵——要杀船主的母亲。因为船主的母亲是老船主，器重昔日雇佣的守旧的老船长，老在掣他的肘。这一下可好了，由于谭嗣同这个左满舵，“戊戌”号触礁沉没。我不知谭嗣同是否向严复问过海事法，但他的行为倒蛮象一个他那个时代和船一起沉下去的船长。“戊戌”号是他弄沉的，他自己从容赴死以衍其咎，报答他的船主光绪皇帝雇佣他的知遇之恩，也向世间有个交代，博了个死後英名。但从专业角度看，这场“海难”的“技术责任”实应由谭嗣同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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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明朝洪熙年间，满朝文武的“议会”以“全票”通过决议，在海滩一把火烧了那支当时堪称举世第一大吨位的中国皇家郑和远洋船队（这事要放在大英帝国，他们准是把皇家船队拍卖给私人经营），中国人的航海知识就只剩捕鱼捞虾了；直到洋务运动才派员重学航海知识。不料甲午一役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邓世昌不依舰长可以弃舰的海军军规跳海逃生（军舰没有保险），而以船长不可以弃船的海运传统随舰自沉，致使真懂航海规矩的人才损失殆尽。甲午死了个邓世昌，戊戌死了个谭嗣同，从此中国人行事不再有尊严和敬业精神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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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行的大破船被一拨儿又一拨儿没上过一天海运学校，初登甲板的见习水手强抢船长指挥台，一个劲地打左满舵弄得在原地转了九十年的圈。直到文革，这左满舵转得人晕头转向，还自以为是全速前进呢。这些见习水手只知打左满舵过瘾，却从没有人知道触礁以後船长是要随船沉下去的规矩。没有哪家保险公司敢给这家船行保险，致使这家船行九十年来损失惨重。戊戌以前中国经济实力排名大约在世界前十名之内，否则也引不来外国人的侵略。四十年前已落後到前四十名以後了，侵略者看着没什么油水可捞也就走了。如今已掉到一百名之外了，大给优惠条件请人家侵略人家都不情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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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八九民运”号也触礁沉没了。它的船长，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总指挥和各部部长们没有正式宣战，所以不属于有权逃生的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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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明知左前方水域礁石密布——录像带表明，总指挥已料定开枪的结局——但你们第一不按规矩通知全体船员放下救生艇准备跳海逃生；第二不改变航向，而是把左满舵打到头锁死不松手，终于轰然一声撞到礁石上。这些除了打左满舵什么都不会的儿童海军，少年水手抢救生圈跳海逃生的动作倒是蛮利索的。你们既然硬充船长不计成败地打左满舵，又不通知船员逃生，你们也得有勇气和责任承担後果——作为一任船长与船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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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个船行不是西方那种有充分证明手段（新闻开放自由）的现代化船行。连你们在层层封锁线防卫下做的秘密决议至今也没有“航海日志”可资查核。你们向公众和你们指挥下的学生隐瞒绝食时已有两人饿死的事实以维持士气，这手段和你们挑战的对手隐瞒上千万人在大跃进时饿死的做法虽有数量上的不同，但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这些争新闻自由的人自己就不给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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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表明，中国船行还处在必须以船长遇难为证据才能向海事法庭提供证明的时代。“八九民运”号船长在触礁後率先跳海逃生的做法无法向外界证明你们不是故意把船弄沉的。这些撩丫子的总指挥们与当年那些沉船後生还的船长一样，大概你们的航海生涯就此结束，不会有人还敢冒着赔本的风险请你们这样的人当船长，即使有人愿意请，也没有什么好水手愿意在这样的船长手下当船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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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解释一句，船长应和船一起沉下去的航海传统对于“八九民运”号来说只是一种比喻，笔者无意逼总指挥和各部部长们必须全数死在天安门广场。但你们向部下号召以牺牲为最高原则，而你们自己却如此不顾体面地夹着尾巴悉数逃跑，无法让人相信你们的诚实和敬业精神。诚实和敬业精神是做人做事的根本原则，任何行业都是一样，包括不厌其诈的兵家。仁、信、义、勇、严；这为将的五德就是对兵家诚实和敬业精神的中国式注解。（此文极度惹恼了民运。-马悲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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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之春》第97期1991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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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逮捕、判刑的学运领导者不少，各地。再说，当年都是毛孩子，远没有船长素质。周年之际，不去探讨、指责搞屠杀的中共，挑被害者的毛病（肯定有，还不少）只有利于中共。-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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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解密：六四天安门广场未发生“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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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4日引述中共2001年公布的文件称，有来自第38军的2,000名士兵以及42辆装甲车于1989年6月4日凌晨4点开始从天安门广场北向南缓慢进扫。当时，大约有3,000多名学生围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该纪念碑南向靠近毛主席纪念堂位置的学生最多。刘晓波在内的示威领导者敦促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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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1989年7月7日密电引述那名智利外交官话称，“一旦达成学生撤离的协议，学生们就列队由天安门广场的东南角撤离”。这一电文引述的证词和当时在场的其他记者报道相悖。当时一些记者报道称，军队冲进毫无武装的示威平民。也就暗示，当晚实际死亡的人数可能比先前认为要少很多。《每日电讯报》4日称，六四期间曾在北京报道的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迈尔斯（James Miles）在2009年承认，“他传达了错误印象，天安门广场并没有发生屠杀。当军队接近仍然停留在广场上的学生时，通过协商後，那些学生被允许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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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没有天安门屠杀，但是有“北京屠杀”。1989年7月7日电文显示，真正发生屠杀的地点是在距离天安门广场以西近3英里的木樨地，时间是在6月3日晚。当时有上千示威者自发地聚集到木樨地，以阻断军队的进发。《每日电讯报》引述中共“天安门档案”称，1989年6月3日晚10点半左右，士兵开始使用催泪弹和橡皮子弹试图催散人群，无果後，士兵开始使用实弹。令人怀疑的是，当人群逃离时却被自己设置的路障阻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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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相关美国外交电文还披露了六四事件前夕学生数周示威的规模以及得到的广泛支持。1989年5月21日一份电文显示，一位匿名访客曾告知美国驻沈阳使领馆，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谴责了北京的军事戒严令，并警告称，如果不以更加尊重的姿态对待学生，他将领导一次足以瘫痪全中国的工人全面大罢工。（这大概又是这名匿名访客瞎编的。查维基百科：「倪志福」1988年10月，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一届执委会主席、党组书记。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13年4月24日，倪志福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官方评价倪志福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政治工作和工会工作的杰出领导人”。除了89年确为全总主席外，不像是干了威胁要全国大罢工这种骇世之举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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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6月3日敦促中共释放1989年5月至6月以和平方式参加天安门广场抗议而仍在服刑的人士。发言人托纳（Mark Toner）表示，中共应该释放那些被拘押、被迫消失或遭软禁的人士。托纳还敦促中共当局公布22年前发生的在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事件中被枪杀，拘留和失踪人士的名单，并停止骚扰死难者家属。美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Nancy Pelosi）3日对六四示威者表达敬意，并呼吁中国释放受到监禁或是失踪的人士，其中包括敢于直言的艺术家艾未未和维权律师唐吉田，滕彪，江天勇，高智晟以及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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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民主党政府针对六四事件的几次表态没有大的区别，只是口吻略有不同。2009年执政第一年，由于希拉里国务卿即将首次访华，当时国务院针对六四事件的表述没有采取“更为严厉的措辞”，除了呼吁中共公布六四死亡、失踪和被拘押者名单，以及同六四家属接触外，美国务院声明强调了中国应该和发展经济一样，优先注重人权。奥巴马政府最趋于缓和的六四口吻是在2010年。当时正值金融危机後的经济缓慢复苏，握有巨额美国国债的中国正同美国就人民币汇率相互角力，加上年初美国的对台军售，美国除了一贯的六四要求外，没有使用严厉措辞，只是呼吁中国保护人权，释放和平示威的异见人士。

贴主:马悲鸣于2024_05_26 12:31:42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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