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与全球化风马牛不相及）

        义和团运动起源于山东。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起源于山东，一个重要原因是山东的教会和义和团比较发达，当然与官方对义和团的纵容和支持也有很大的关系。
         义和团运动的背景和起因十分复杂，但最根本、直接的原因则是“反洋教”。反洋教既有文化上的冲突，更有实际利益的冲突。为了吸引教徒，洋教会往往来者不拒，还介入到教徒与非教徒的利益纠纷中，帮教徒打官司，导致教民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一些人信教是为了寻求保护，有的则是为了逃避官府打击，因此官方对洋教也很反感。
         对外国教会在华传教，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清政府一直是拒绝的。康熙年间因“礼仪之争”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教，首开清王朝禁止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先例；雍正时期进一步没收教会地产，禁教更为严厉；至道光年间，清王朝的禁教政策由行政命令进一步升格为法律，《大清律例》明确规定新来传教士禁止进入中国，国人向洋人习教者“拟绞立决”。
         后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允许外国人到中国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因此，清政府的对外开放纯属迫于无奈，开放传教亦不例外。由于西方文化、宗教与专制皇权格格不入，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非常排外的。
          义和团是长期流行在山东、直隶（今河北）一带的民间秘密组织，有资料显示，义和团与白莲教、大刀会等传统民间秘密社团有关。他们利用设立神坛、画符请神，宣扬“刀枪不入”等方式吸引群众加入，称为“义和拳”。
       拳民的成分也很复杂，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既有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等底层民众，也有不少地痞流氓无赖。教民和非教民尤其是拳民的冲突不断加剧，矛盾日益升级，各地教案时有发生。
        教案频发的原因很多。由于文化、风俗等差异和土地等利益纠纷，教民与非教民经常发生冲突。无赖教民恶意制造与非教民的官司，无赖非教民加入义和拳后抢掠教民私产渐渐成了常事。
        其次，清末经济衰退，天灾不断，人心惶惶。义和团认为灾难的源头就是洋教，“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遮住天”。此外，义和团还谣传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药、神父用特制器具吸男童阳精等，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深信不疑，人人自危，对洋教恨之入骨。
         洋教会除了传教之外，教会也兴医办学，提倡破除陋习（如缠足纳妾等），传播新思想（如宪政、民主等），引起了朝野保守势力的敌视和仇恨。随着矛盾的逐渐升温，双方的冲突也不断升级。
        1897年11月1日晚，月黑风高，阴云密布。山东巨野县大刀会成员和民众惠二哑巴、雷协身等一行人手持匕首、短刀和红缨枪，闯入巨野县磨盘张家庄教堂，杀死德国神甫能方济和韩理迦略，酿成轰动一时的“巨野教案”。
       这两个神甫本来是去兖州天主教总堂参加“诸圣瞻礼”时，在此路过留宿的。由于能方济和韩理迦略是客人，张庄教堂神甫薛田资出于礼节，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他们住，谁知道两位客人成了刀下冤魂，自己侥幸捡了一条命。
         “巨野教案”发生后的第12天，德国政府派军舰强行占领胶州湾，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山东巡抚李秉衡因此被贬职。
        同年，山东冠县（今邢台市威县）梨园屯村民与教堂因土地纠纷发生冲突。梅花拳师赵三多应村民阎书勤等人的邀请前往援助，后赵三多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次年10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蒋家庄“起义”，遭清军镇压失败。
         1899年，山东平原县知县蒋楷镇压义和团被打败，清廷加派袁世敦等人前来镇压，在森罗殿战斗中击败了义和拳。
义和团在山东兴起和壮大，与时任山东巡抚毓贤的纵容和支持有很大的关系。1899年，捐官出身的汉军正黄旗人毓贤出任山东巡抚。毓贤属于保守派官僚，极端排外，“固执成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他罢免了镇压义和团的蒋楷、袁世敦等人，在给朝廷的奏疏中将教案的责任归结于教会一方，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对义和拳采用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入民团。于是义和拳变成了“义和团”，取得了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口号也由“反清复明”变成了“扶清灭洋”。
       有了官方的支持，义和团在山东烧教会和教堂，杀教士和教民，声威大震。在各国的压力下，1899年12月，袁世凯代替毓贤出任山东巡抚。在袁世凯的铁腕镇压下，义和团运动开始向直隶等地移。实际上，毓贤并不是真的喜欢义和团（比如他卸任离开山东之前，把义和团领袖朱红灯等人杀了），而是觉得可以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和改革派，他的观点与朝廷保守派不谋而合。
         毓贤被贬回京后，向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和大学士刚毅等力荐义和团可以利用，并获准面见慈禧太后。此前的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皇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史称“戊戌变法”，因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反对而失败，维新运动也遭到了镇压。各国同情维新派，协助康有为、梁启超逃离中国，而慈禧欲废黜光绪帝，但因遭各国反对而不敢付诸行动，所以她也非常痛恨西方势力，慈禧非常认同利用义和团对付洋人和改革派的观点。
        1900年，毓贤被慈禧重新起用为山西巡抚后，唆使义和团焚烧教堂，屠杀教民。同年7月9日，他设计命全省洋教士等外国人集中到省城太原的一处房子内，将46人全部杀害（其中包括11名幼童），他还亲手杀死了天主教山西北境教区正主教艾士杰。在毓贤任内，山西全省共杀传教士191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个省。义和团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更加无理性的肆无忌惮的发展，但义和团的悲剧也是在慈禧的支持下就注定了。
        义和团虽然旗帜鲜明地喊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但义和团团员们并不知道，自己所支持的“清”（是慈禧太后而非光绪皇帝），和所欲灭掉的“洋”，从本质上是一回事，他们都是一家人。如果说，在鸦片战争之后，光绪皇帝等人还试图以变法图强来挽救中国，那么慈禧等顽固派则完全是苟延残喘，对列强历来“以和为贵”。
         慈禧之所以要向11国宣战，也与什么“爱国主义”无关。简单地说，就是“洋人欺负得太狠了”，影响了自己的权力。因此，虽然义和团曾经“奉旨灭洋”，但发出圣旨的慈禧太后，却绝不会“灭洋”的。她无非是想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增加一点与列强谈判的政治筹码而已。等到列强明确表示，不会以光绪皇帝取代慈禧之后，慈禧立即就向义和团伸出了屠刀。
        好在被慈禧等顽固派出卖过一次之后，一部分义和团领袖终于认清了顽固派的反动本质，庚子事变后，他们重新打出了“反清灭洋”旗帜，继续活跃在华北平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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