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助理龚澎和外交部文革，摘录柯华回忆

曾经长期担任周恩来助理的龚澎女士，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据说是是燕京大学校花，从照片上看，堪称俏丽。
下图是少女时代的龚澎，图片直接来源是维基百科。至于其真实性，请参看本文底部的读者和作者留言。




龚澎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我听我妈妈说过她们燕京大学学生们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事情，说是当时的北平政府不敢抓学生们，因为其中有不少高官子女。
龚澎的父亲龚镇洲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时，和蒋介石是同班同学。
我小时候在我母亲的燕京大学同学纪念册里没见到龚澎的资料，也许是见过然而当时不知道她是谁。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龚澎到了延安，她后来跟随周恩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从此一直是周恩来的助手，长达30年。下图是龚澎（左一）与周恩来在记者会上。



1943年龚澎和乔冠华在重庆结婚，毛泽东称赞他们是“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中共建政后，龚澎先后担任过外交部情报司（后来改称新闻司）司长和部长助理。
龚澎和乔冠华的长子乔宗淮（后来担任过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回忆说：
1967年初，发生所谓的“一月风暴”“造反派夺权”，她被扣上“三反分子”的帽子，造反派勒令她停止工作，除了挨批斗外就去打扫厕所。……母亲才50岁出头，患有慢性病，由于批斗身体变得很虚弱。
龚澎的健康状况恶化，1970年5月突然跌倒，被诊断为脑动脉血管破裂，1970年9月20日因脑溢血逝世，享年56岁。
她的燕京大学同学、中国外交官柯华发表了文章《洒泪忆龚澎》。
柯华在1978年担任中国驻英国大使，1983年回国。他活到103岁。他的女儿柯玲玲的前夫是习近平主席。
以上是我写的一篇短文。下面摘录中国的副部长级资深大使柯华的上述文章，作为本文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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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泪忆龚澎》
……外交部成立，周总理兼任外交部长，调龚澎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任情报司(即新闻司前身)司长。……在“文化大革命”那几年，我们都被“造反派”当作迫害的对象，共同经受惊涛骇浪。她高尚的品质和对党对总理对陈毅同志的忠诚使我怎么也忘不了。下面，我很自然地要多写一些她在这个时期的事情。
    
“造反派”在外交部夺权之后，我们好像一群被敌人打散了失去联系的“地下党员”。但是，共同的思想感情和共同的心愿，使我们很快就聚集在一起谈话。我们一天总要见面两三次，多的达五六次。有时是急急忙忙地通个消息，晚上常常谈到深夜。我们有时是慷慨激昂地痛骂，有时是冷静客观地分析。真正的志同道合，可贵的同志情谊，使我们聚到一起时无话不谈。但这是非法的“秘密串联”啊!随着运动的风云变幻，有时我们的“串联”被迫停止，但是很快我们又悄悄地更秘密地集合起来了。多次集合，多次停止。但“秘密”终于暴露了，造反派分别拷问我们：“你们是不是经常串联?”“是。”“一星期几次?”“总有两三次。”我们事先没有“串供”，但答复却完全一致。过后，当我们谈起此事时，大家不禁哈哈大笑，龚澎同志笑得最厉害，她斩钉截铁地说：“对这些人就是不能说实话。”
    
龚澎同志从1940年起就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她对总理有无比深厚的感情；她对陈毅部长的赤胆忠心令人钦敬；对那些反总理，打倒陈毅的“老干部”和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十分愤恨。她曾经多次愤怒地批评一位错误地批评过周总理的老同志，亲自质问他为什么喊“打倒陈毅”的口号时要举手?为什么要说“陈毅是外事口最大的走资派”?当那位私自召集全部大使、司长以上干部开会号召大家起来“造反”的老干部被捕时，她竟然冲上去给了这个人一个大耳光。平时十分厚道的龚澎这时却如此奔放起来，她的爱憎是何等的分明!
    
龚澎同志政治上十分坚定，顽强。“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抄家后，室内墙壁上被涂满了“打倒陈毅”、“打倒三反分子龚澎”的大字标语，她长时间不让粉刷掉这些口号。她冷笑着坚定地说：“让它们留下作纪念。”抄家的人要她划清“界限”，她回答说：“我没有什么界限要划清的。”抄家的人要她背语录，她就背起“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乔冠华同志被揪走后，有一天秘密打电话问龚澎，“造反派”逼他写材料怎么办?龚澎答复说：“不要写任何东西，你要是写了东西，就不要再进家门。”
    
在那艰难的日子里，龚澎同志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人的事，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战友。相反的，她总是不忘记用一切办法，用各种斗争方式去帮助别的同志，不怕自己承担责任和风险。当批斗一位同志是“假党员”时，有人逼龚澎同志表态，她默不做声，就是不表态。在批斗一些老同志“里通外国”时，她坚持真理，从不随声附和。“九十一人大字报”(是外交部91位大使、司长以上的领导干部联合写的一张保卫党、保卫周总理、保卫陈毅同志的大字报)的签名者被猛烈批斗时，龚澎同志毫无畏惧地承认自己是“没有签名的签名者”。事实也确是这样。当时我们由于某种考虑，没有让龚澎同志签名，可是这时她已为我们起草好一份比“九十一人大字报”态度更加鲜明地批判极“左”思潮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由于“九十一人大字报”已受到批判才没有贴出去。
    
我个人对于龚澎同志这种高尚品德感受尤深。我的检讨多次没有“过关”，自己茫然无法执笔，当时龚澎同志有病在身，但她不顾自己的健康和风险，到我家里连夜代我写检讨，直至凌晨4时。后来，龚澎同志被“解放”了。军代表要把我作为反对毛主席检讨得好的典型，在全部大会上作检查，然后立即给我恢复工作。我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个要求，接着，恐怖袭来了，我得知他们又要把我作为镇压的典型，我立即设法把这个情况告知龚澎同志。经过她的“营救”，我方得平安无事。
    
1970年，我在干校劳动，突然传来龚澎病危的消息。我很想请假回京探视，但是，这怎么可能呢?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怎么可能获准请假呢?……
龚澎住院不久，周总理就亲自到医院探视，总理坐在龚澎同志的病榻旁，亲自为龚澎同志号脉。龚澎同志已面临着一个严重的抉择：或者是立即进行脑部开刀手术，或者是等待着很快的死亡。周总理下决心给龚澎动手术，他亲自指示组成了抢救小组，邀请了北京的各医院会诊，指定了执刀的医生，聘请北京医院四位最好的专科医生日夜抢救。但这一切努力还是没有把龚澎的生命挽救过来。
    
周总理对龚澎政治上、工作上要求极其严格，生活上照顾周到细微。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龚澎的保护更是人尽皆知。当“三反分子”的大字报突然铺天盖地向龚澎同志袭来的时候，总理在外交部的一次集会上没有看到龚澎，就关切地问：“龚澎来了没有?”这时龚澎正在会场后面的一个角落里。总理叫她坐到前排，亲切地，也愠然地问：“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总理又问了龚澎几个问题，龚澎却是所答非所问。总理惊奇了：“平时精明强干对答如流的龚澎，今天怎么这样迷迷糊糊呢?”总理又亲切地问：“龚澎，你今天是怎么回事?”“总理!我刚吃了很多的安眠药。”原来她被斗了一整天，刚吃过安眠药正想去睡一觉，这时总理默然不语了。
    
一天，龚澎病了，医生开了休息两天的假条，当龚澎向“造反派”请假时，“造反派”把假条撕毁了。不知总理怎么得知此事，立即通知让龚澎休息四天。
 
文革中的中国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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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Weiggg于2024_02_16 21:28:39编辑
贴主:Weiggg于2024_02_16 21:32:09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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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Weiggg于2024_02_17 17:32:39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