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编队协作的共同认知改变了战争方式

人机编队协作的基础是共同认知的理念，即使机器的思维方式与人类完全不同。战争一直是人类唯一关心的问题，但现在不再是了。
人类和人工智能的一个关键属性是认知，即思考过程。这种认知的形式在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存在很大差异，通常被视为互补的。因此，从广义上讲，当前人工智能支持的人机协同结构涉及一种共享认知，或至少是一种分布式的集体思维过程。
对于许多国防部队来说，决策支持系统（DSS）被视为人工智能的重要初始应用。当前的乌克兰战争和加沙战争似乎就证明了这一点。虽然人们担心在这种人机团队中究竟是人类还是机器说了算，但两者之间的互动可能才是更重要的问题。
将互动作为主要焦点，意味着可以有目的地对人工智能、人类或它们的组合给予或多或少的权重。这种权重可能会受到决策目的和背景的影响，以及分配给人工智能或人机团队中人类部分的自主程度。这是人机团队设计者可以也需要做出的选择。
使用人工智能支持高层次选择的内在原因是，人们认为决策是一门科学，而不是一门艺术。因此，数据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它能系统地将可用数据转化为预测和见解，并使组织工作流程和产出自动化。因此，决策可以用数据来表达，并倾向于可量化的衡量标准，而不是定性的衡量标准。随着人工智能的加入，企业传统的纯人工运营模式也将发生改变。
改变战争的本质
克劳塞维茨强调，战争涉及 “两种生命力量的碰撞”，“由原始的暴力、仇恨和敌意组成，它们应被视为一种盲目的自然力量；由机会和概率的游戏组成，创造精神可在其中自由驰骋；以及由其作为政策工具的从属因素组成...... ”在许多人看来，这三位一体定义了战争的本质，并且是永恒不变的。
这三个方面都具有深刻的人类特质。人工智能没有激情、创造力或政治头脑。机器智能则完全不同。机器学习是当今领先的人工智能范式，它专注于任务优化，而不关心任务是什么。大多数人都同意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即战争是 “迫使敌人按照我们的意志行事的武力行为”。然而，人工智能并不具备也可以说无法理解人类的意志，更不用说理解如何影响人类的意志了。
由于人机团队具有共同认知，他们的作用是人类和人工智能的总和。因此，从设计上讲，人机团队将利用不同于人类的集体智慧发动战争。
人工智能的思维方式与人类不同，推理方式与人类不同，逻辑流程与人类不同，拥有不同寻常的理性。因此，在战争中，人机团队是真正的新角色。这意味着目前所理解的战争性质将发生重大变化，战争将不再是一种 “盲目的自然力量”，而是一种由 “创造精神”注入的、自由驰骋的、服从于人类政治的力量。随着传统军事力量的纯人工操作模式开始纳入人工智能，作战决策将开始纳入可量化的数据，而不仅仅是定性判断。
改变战争的性质
战争性质的转变可能会导致战争特征的相应转变，特别是人工智能对组织运作模式的影响。为简单起见，这里认为战争的作战层面只包括机动和阵地作战模式。
演习的目的是制造恐慌，一种认知上的瘫痪，导致对手抵抗意志的崩溃。Basil Liddell-Hart 认为，机动战需要在认知上给敌方指挥官以惊喜；但他提醒说："惊喜属于心理范畴：出其不意属于心理范畴，取决于对每种情况下可能影响对手意志的多种条件的计算，这比物理范畴的计算要困难得多。这种计算是一种定性评估，只能由人类合理完成；人工智能无法理解或量化这种计算。
由于机器无法解释机动战的基本前提，人机团队更倾向于强调阵地战。在阵地战中，军事编队被安排在一个迫使敌人进攻但又有利于防守的位置。阵地战的目的是对进攻的敌军造成高消耗，逐步摧毁对手的装备、人员和资源，其速度超过其补充速度。
这种对物资和人员的损耗可以用定量的方法来理解，因此人工智能可以对其进行建模和考虑。有鉴于此，人机团队中的机器元素将在本质上有利于阵地战。这种趋势表明，当战场上的敌对双方都使用人工智能支持的 DSS 时，由于参与其中的人机团队会不自觉地倾向于打阵地战，因此可能会出现某种停滞。
可以想象（但无法证实），2023 年乌克兰战争中向阵地战的转变部分是由于引入了人工智能支持的 DSS 及其对战略和作战思维的影响。当年，Delta DSS（"三角洲"系统）在乌克兰武装部队中的应用日益广泛。
通过使用人工智能支持的 DSS，俄罗斯的大规模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了。在基辅北部的战斗中，乌克兰军队以 12 比 1 的优势击败了俄罗斯军队的攻势。现在，防御似乎再次在攻防平衡中占据主导地位。可以说，“三角洲”人机团队中机器部分的特殊优势正在影响乌克兰对作战行动的思考，尽管这有可能重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静态、高伤亡的战争。
以色列国防军（IDF）在加沙使用 “薰衣草”DSS 可能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以色列国防军显然认为，“薰衣草”在打击据信与哈马斯有关联的个人方面比人类更准确，速度也快得多。以色列国防军似乎利用了这一点，并据此制定了作战方式，这也许不足为奇。
从一开始，最容易迅速找到并攻击的人就是步兵，而不是高级指挥官。在攻击名单上，最容易迅速找到的目标而不是战略上更重要的目标占据了主导地位。以色列国防军在进攻的头 35 天内攻击了 15000 个目标--与以色列国防军以往在加沙的主要军事行动相比，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
人类参与批准 “薰衣草”确定的每一个目标，但他们很快就开始信任 “薰衣草”，往往只经过 20 秒钟的考虑就批准了目标建议。据报道，以色列国防军的相关人员将 DSS 的输出结果等同于人类的输出结果，并赋予它隐含的决策权。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人类- “薰衣草”小组的人类伙伴似乎表现出自动化偏差和行动偏差。事实上，可以说 “薰衣草”鼓励并放大了这些偏见。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参与了对机器的认知卸载。
人机团队的共同认知平衡开始向机器倾斜。这种转变可能有助于推动以色列国防军采用消耗式作战方式，而在超过 14 个月后，这种作战方式仍在缓慢地削弱哈马斯的战斗力。面对实力相对较弱的对手，战场进展如此缓慢，不禁让人怀疑，如果以色列国防军人机团队在共同认知决策中更多地考虑人类情报，是否会取得更好的结果。
结论
人机团队决策架构的选择具有深远的影响。选择架构时应有意识地考虑到人机决策的背景、影响和参数。否则，机器部分从定量数据角度对战争的理解可能会主导人的思维，无意中影响战争的战略和方式，甚至产生负面影响。
人机协同涉及两个认知根本不同的实体对军事问题的集体思考。以前，战争只是人类的事情，但现在，未来的决策将涉及另一个人。这是一个真正的变化。
参考来源：RU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