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6月以来，全球地缘博弈节奏明显加快，如果这一趋势继续持续下去，世界迎来惊涛骇浪的概率将大幅增加。
美国大选前乌克兰可能会袭击克里米亚大桥：

在欧洲，俄乌战争的对抗强度明显提升。欧美放宽了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的限制。为了给乌克兰打气，西方把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收益作为抵押，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欧盟还正式开启乌克兰的“入盟”谈判，鼓励乌克兰继续打下去。下一步，德国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这款导弹专门被设计用于对付建筑物。在美国大选前，乌克兰可能会炸克里米亚大桥，通过拉高俄乌舆论热度为拜登选情助攻。
不仅如此，在《G7联合公报》中，西方国家威胁中国不得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物资，否则将制裁中国的实体和银行。不仅如此，G7国家还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在主权问题上对我国“切香肠”。在欧洲右转的背景下，未来欧盟可能会在光伏、风能、锂电、钢铁等领域对华加关税。
去年以来中菲已多次爆发海上冲突：

近期，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仁爱礁附近再次爆发冲突。与以往不同，这次双方发生近距离肢体接触，菲方一名士兵在战斗中受伤。自去年以来，菲律宾多次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发难，其背后离不开美国的“拱火”。美国之所以炒作南海话题，主要是为了挑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因为马来西亚、越南、印尼等跟中国也有岛屿争端，只要中菲发生实质性军事对抗，出于对中国的恐惧，很多东南亚国家可能会倒向西方阵营，寻求美国的安全保护。
黎巴嫩和以色列发生军事对抗：

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战斗后，以色列已经击溃了哈马斯盘踞在拉法地区一半的兵力。为了拖延以色列的战争节奏，在伊朗支持下，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城镇发动大规模火箭弹袭击。作为报复，以色列空军对黎巴嫩实施空袭，双方互有平民伤亡。自红海危机之后，伊朗和以色列的代理人冲突出现第二轮升级。
黎巴嫩真主党拥有较强的远程打击能力：

黎巴嫩真主党拥有7万武装力量，实力是哈马斯的3—5倍。而且真主党配备30万枚火箭弹，足以让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过载。以色列对付哈马斯尚且吃力，如果想击败真主党，至少要消耗600亿美元的军费，占其财政年收入一半。这笔钱以色列无力承担，只能仰仗美国援助。然而当前拜登政府面临选举压力，对以色列开辟第二战场的行为持反对态度。
伊朗通过红海危机和黎以冲突实现“围魏救赵”目的：

作为幕后策划者，伊朗虽然经济落后，但拥有较为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可以源源不断生产武器弹药。在缺乏美国支持的情况下，以色列跟伊朗打代理人战争并不占优势。作为高收入国家，以色列年轻人对服兵役较为抗拒。加沙战争以来，内塔尼亚胡当局动员了30万预备役上战场，其中大部分都是白领中产。不仅如此，由于巴以边境口岸被封锁，巴勒斯坦劳动力无法进入以色列就业市场，以色列出现“用工荒”的问题。假如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爆发持久战，外资势必会进一步流出，以色列经济起码得倒退五年。
为了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定“正统派”犹太人必须服兵役。正统派犹太人占以色列总人口比重10%，由于历史原因，过去一直享受不用服兵役的特权。以色列最高法院的做法加剧了以色列内部矛盾，由于缺乏正式的宪法，以色列议会和最高法院一直没有清晰的权力边界划分。议会长期被右翼控制，最高法院则被左翼控制，二者可谓水火不容。去年以色列议会靠“简单多数原则”强行通过司法改革的议案，引起左翼选民强烈不满，纷纷上街游行。为了镇压抗议民众，内塔尼亚胡政府专门成立“国民警卫队”，这种做法使以色列政府和国防军之间出现裂痕，给伊朗和哈马斯可乘之机。
以色列大部分选民支持靠武力手段彻底消灭哈马斯：

随着拉法战争进入尾声，以色列内部陷入分裂。温和派主张靠谈判的方式解救所有人质，受到美国民主党支持；强硬派主张彻底消灭哈马斯，受到美国共和党支持。最高法院的裁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执政党联盟（强硬派）之间的矛盾，代表正统派犹太人利益的极右翼政党强烈反对这一裁决，代表世俗派犹太人利益的利库德集团则持中立态度，毕竟扩充兵源符合以色列长期利益。如果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没能达成妥协，内塔尼亚胡政府面临倒阁风险，以色列或提前大选。
总统坠机事件后，伊朗举行新的总统选举。在第二轮选举中，改革派候选人佩泽什基安得票过半，成为新一任总统。如果说伊朗强硬派更受宗教势力支持，改革派则更受平民支持。佩泽什基安上台后，可能会部分延续鲁哈尼时期“对美缓和”的路线，与西方重启核协议谈判。并废除强制戴头巾的规定，增加少数族裔自治权等。
在某种程度上，改革派的上台可能是哈梅内伊的妥协。毕竟哈梅内伊掌控了宪法监护委员会，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把候选人名单全部换成强硬派。由于长期遭到美国封锁，再加上跟以色列打代理人战争消耗大量资源，伊朗经济和民生面临严重问题，民众对改革的呼吁很高，选改革派上台可以缓解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在全球动荡的背景下，未来几年伊朗经济形势难有起色，这个时候选一个改革派总统上台，正好可以为经济下行背锅。
目前伊朗最大的问题就是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年事已高，随时有可能去世。哈梅内伊虽然有意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儿子，把伊朗从选举制改成世袭制，但此举遭到各路势力强烈反对。从投票率来看，超过一半以上的伊朗民众并不认可现行体制。尽管保守派掌握伊朗革命卫队，但反对派却受到国防军同情。哈梅内伊之后如果伊朗没能顺利实现权力交接，必然会出现血雨腥风的结果。
拜登和川普民调支持率走势：

6月底美国举行总统候选人辩论，虽然川普的民粹主义言论招人反感，但拜登的身体状况更令选民担忧。但诡异的一点在于：原本亲民主党的左翼媒体，比如CNN、NYT、WSJ等均一致给拜登拆台，大幅下调拜登支持率，并要求其退选，就连4年前支持拜登的主持人小华莱士都暗示拜登应该卸任。为什么会这样呢？
今年以来美国多次扣押援助以色列的2000磅航空炸弹：

事实上，拜登虽然口齿不清，但依然认真回答了主持人所有问题，并没有出现严重的逻辑错误。左翼媒体之所以唱衰拜登，主要是因为拜登政府在巴以问题的处理方式严重得罪了美国犹太势力。今年以来，美国校园爆发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运动，居住在摇摆州的上百万穆斯林选民也抗议白宫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出于选举考虑，拜登一度暂停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弹药援助，并扣押了一批包含2000磅航空炸弹的军事物资。美国给出的理由是重型航空炸弹会被用于摧毁居民楼，导致大量平民伤亡。由于缺乏重型航空炸弹支持，以军在进攻拉法时打得很吃力，有时候被迫跟哈马斯打巷战。
拜登扣留以色列军火的措施虽然安抚了进步派选民，但导致美国犹太势力强烈不满。事实上美国的犹太人数量，比以色列本土还多，他们非常关心母国的利益。二战后，美国形成两大利益集团，一个是犹太财团，主要控制金融和媒体；另一个是WASP，即信奉清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精英，主要控制工业和能源。过去几十年，犹太财团是民主党最大金主，WASP则是共和党最大金主，二者随着党派更替轮流坐庄。犹太财团对华尔街有很强影响力，以至于很多美联储主席都是犹太人（比如沃尔克、格林斯潘、伯南克、耶伦）。为了防止成为仇富对象，犹太财团收购了很多主流媒体，用于宣扬对犹太人有利的言论，并压制美国种族主义思潮。
CNN的犹太高管：

像CNN、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长期被犹太财团控制，因此喜欢发表一些左翼言论。正因如此，这些媒体极力唱衰拜登，一部分犹太金主也以撤资为要挟，试图形成一种“逼宫”效果，让民主党换人。这使民主党高层陷入两难，如果临时换人，短期内选票无法整合，民主党大概率会输掉选举。如果不换人，民主党将失去最重要的竞选资金来源。
对拜登来说，如果他想参选到底，就必须在安抚进步派选民和拉拢犹太财团之间做选择。得罪了前者，拜登将输掉选举；得罪了后者，拜登则会失去提名资格。另一方面，近几个月来特朗普一改之前的强硬形象，主动与共和党建制派改善关系，希望争取温和选民支持，特朗普上台的概率出现上升趋势。
特朗普攻击拜登的巴以政策：

事实上，特朗普对拜登最致命的攻击，就是描述拜登“变得像一个巴勒斯坦人”。对于被犹太势力影响很深的美国来说，这句话无异于核弹。不仅如此，拜登政府尝试推行“两国方案”，也触碰到犹太财团容忍底线。未来来看，拜登如果想继续参选，需要在巴以问题上让步，比如松绑对以色列的弹药供应。此举可能会使以色列变得有恃无恐，甚至向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全面战争，这会导致美国进一步卷入中东事务之中，也会继续削弱拜登在左翼选民中的支持率。
不过上半年全球最重要的事件当属朝鲜和俄罗斯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条约规定：其中一方遭到侵略而处于战争状态时，另一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本国法律，立即调动自己拥有的一切手段提供军事及其他援助。这是冷战后第一次东亚国家和欧洲国家签署军事同盟协议，具有划时代意义，标志着俄乌战争和朝韩局势从区域冲突转向国际对抗。
按照俄国法律，其本土正遭受乌克兰“入侵”：

按照俄罗斯法律，乌东四州以“公投”的方式加入俄罗斯，属于俄罗斯本土。如今乌克兰军队在乌东地区与俄罗斯作战，相当于俄罗斯遭到乌克兰“入侵”。不仅如此，由于朝鲜承认了乌东四州公投的结果，按照朝俄军事协议规定，朝鲜可以向欧洲派出军队或劳工，帮助俄罗斯作战。如果朝鲜真这么干，欧洲一定会采取反制措施，北约的影响力可能会向亚太辐射。日韩也会进一步抱团，组建美日韩军事同盟。这会使中国面临更多来自西方的压力。
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大战往往有两个前提：1、两大阵营的形成；2、两大阵营的矛盾走向不可调和。
由于产能“过剩”，美国资本家只能将牛奶倒掉：

二战的前置条件是1936年德国和意大利签署的《德意同盟条约》，该条约规定当其中一方卷入战争时，另一方应提供军事支持。1937年，德国、日本、意大利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柏林—东京—罗马三国轴心正式形成。另一方面，罗斯福新政虽然短暂地让美国经济反弹，但到了1938年，美国经济二次探底，资本主义国家再次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英法荷为代表的老牌殖民帝国和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后者迫切渴望获得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一战前欧洲形成两大军事阵营：

一战的前置条件是1893年法国和俄国签署的《法俄同盟》，条约规定当其中一方遭到德国或意/奥进攻时，另一方须全力提供帮助。自此，欧洲形成了法俄和德意奥两大军事集团。1904年，英国和法国签署协议，在埃及、摩洛哥、泰国等问题上形成利益交换。1907年，英国和俄国签署协议，双方在波斯、阿富汗、中国西藏等问题上达成妥协。欧洲阵营对抗趋势进一步加剧。协约国与同盟国的主要矛盾有四对，分别是：德国与英国的海权矛盾（海洋军备竞赛）、德国与法国的陆权矛盾、奥匈帝国与俄国在巴尔干半岛和民族事务（大斯拉夫主义）的矛盾、德国对俄国工业化的恐慌。随着地缘矛盾加剧，1914年的萨拉热窝事件，使欧洲各国迅速卷入其中，人类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
日俄战争是20世纪第一场国际战争：

作为二十世纪第一场国际战争，日俄战争的前置条件是1902年签署的《英日同盟》，该协议规定其中一方在远东与第三国开战时，另一方应保持中立；其中一方与多国交战时，另一方应出兵援助。1903年，日俄关于“满韩交换方案”的谈判破裂，日本担心俄国西伯利亚铁路修通后，俄国在远东地区将获得压倒性优势。另一方面，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上任后，决定加强美国对外干涉能力，有意遏制俄国在远东的扩张。1904年，在英美的支持下，日本偷袭俄国太平洋舰队，日俄战争爆发。虽然与俄国签署军事同盟协议，但法国不希望俄国把战略资源投入东亚，又忌惮英国介入，仅提供有限支持。只有德国积极为俄国提供援助，因为德国乐意看到俄国在东亚扩张，这样可以减轻来自东欧的军事压力。日俄战争不仅加剧了俄国内部矛盾，还使俄国外交政策从“东扩”转向“西进”，为一战的爆发埋下伏笔。
七年战争：

被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七年战争，不仅导致欧洲列强卷入，还波及北美、印度等海外殖民地。“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后，普鲁士从奥地利手中夺走了富饶的西里西亚，普鲁士取代法国成为奥地利最大威胁。不仅如此，普鲁士的扩张同样让俄国担忧，毕竟俄国一直将波兰视为自身势力范围。瑞典也打算从普鲁士手中夺回波美拉尼亚。另一方面，英法海外殖民地矛盾愈发尖锐，法国试图通过占领英王领地汉诺威来迫使英国在北美和印度问题上让步。
在此前的几十年里，奥地利、荷兰、英国维持结盟关系，共同对抗法国霸权。然而随着奥地利陆权衰落，英国主动与普鲁士拉近距离，试图让普鲁士拱卫汉诺威。1756年，英普签署《威斯特敏斯协议》，虽然这是一份防御性条约，但却让法国和奥地利产生被孤立的恐慌。在奥地利外务大臣考尼茨的斡旋下，法国和奥地利这对世仇签署了《凡尔赛条约》，确立了共同防御义务，之后俄国、萨克森、瑞典、西班牙、巴伐利亚、萨伏伊等国陆续加入法奥阵营，葡萄牙、黑森则加入英国阵营。
“七年战争”后法国丢掉的北美殖民地：

“七年战争”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军事上的较量，也是经济上的竞争。如果说普鲁士和奥地利主要是地缘矛盾，那英国和法国则更多是经济矛盾。英国之所以扶持普鲁士，更多是为了在欧洲牵制法国；英国则趁机侵占法国的海外殖民地。最终，由于俄国新任沙皇彼得三世倒戈，法奥阵营输掉了战争。奥地利没能收复西里西亚，失去了对德意志的绝对控制权；法国则丢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并欠下巨额债务，法王路易十五失去了民众的拥戴。债务和财税问题成为法国大革命导火索。
美国独立战争：

俗话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英国虽然成为七年战争赢家，从法国手中抢走大量北美殖民地。可常年的战事导致英国不得不增加殖民地的税收，北美人民不堪重负，掀起“波士顿倾茶事件”，成为美国独立战争导火索。这场战争迅速演变为国际冲突，以英国为一方，以法国和美国为另一方。由于不满英国对中立国船只的拦截，战争后期俄国、普鲁士、荷兰、瑞典等国成立“武装中立同盟”，加入到对英国施压的序列中。在消耗大量钱财无果后，英国只能被迫签署协议，承认美国独立。
普京和金正恩关系明显走近：

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和朝鲜的军事协议，使世界大战的进度条从49%提升至50%，三战的阴云笼罩在人类社会。之后，俄罗斯可能会和伊朗也签署类似的军事协议，正式打造“平壤—德黑兰—莫斯科”三国集团，与西方世界针锋相对。不仅如此，普京还访问了越南，俄罗斯和越南将在核技术领域开展合作。
对美国来说，朝俄军事协议是其非常希望看到的。拜登上任以来，一直在渲染“中俄朝伊”联盟，这样做目的有两个：一方面是挑拨中欧关系，鼓动欧洲配合美国反华。另一方面，美国历史上有孤立主义的传统，共和党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立场不坚定，但在中国和伊朗问题上持强硬态度。通过将中俄伊捆绑在一起，可以劝说共和党选民走出孤立主义，在全球执行扩张战略。
对我国来说，俄罗斯固然是地缘合作伙伴，但欧洲是最重要的下游客户。在与美国渐进式脱钩的背景下，如果再失去欧洲市场，对外贸行业的冲击不堪设想。因此我国需要在俄罗斯与欧盟之间保持等距外交，尽可能避免与欧盟撕破脸。另一方面，由于中朝签署过军事同盟协议，我国应施压朝鲜不得向欧洲派兵，以防止被朝俄拖入世界大战。
但从历史的进程来看，我国只能延缓跟欧美脱钩的时间，但很难改变脱钩的方向。如果能在军事上维持不结盟政策，我国或许能避开热战，但冷战却在所难免。在阵营对抗的背景下，全球可以划分为三类国家。
反美阵营、西方阵营和骑墙国：

第一类国家以中国、俄罗斯、伊朗什叶派阵线为代表的东方阵营，在反对美国霸权方面有共同诉求，拥有陆权优势。东方阵营致力于重塑全球秩序，构建以亚欧大陆为核心的国际政治体系。
第二类国家是以美国、欧洲、日本为代表的西方阵营，以价值观为连接纽带，拥有海权优势。二战后西方阵营长期垄断全球价值链制高点，并通过军事、科技、贸易等手段打压竞争对手，维护自身优势地位。
第三类国家是以印度、东南亚、沙特、巴西为代表的骑墙国。这些国家虽然科技落后，但掌握丰富的矿产和人力资源。在两大阵营对立的背景下，骑墙国是双方重点拉拢的对象，外交环境处于历史最佳水平，获得了宝贵的发展机遇。
从阵营对抗的角度，全球主要有三个战场。
在欧洲战场，俄乌战争成为二战后最大规模的代理人冲突，俄罗斯独自对抗整个欧洲+美国军事实力的25%。尽管欧洲经济更发达，但军事工业长期荒废，且选举体制下援乌意愿存在不确定性。俄乌战争陷入泥潭，短期内无法分出胜负。
在东亚战场，中国几乎以一己之力牵制美国军事实力的70%+日韩澳菲。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并试图通过第一岛链将中国封锁在陆地上。但中国拥有占全球份额30%的制造业，以及近海作战优势。目前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处于长期对峙的状态，短期内双方都不愿率先打破现状。
在中东战场，伊朗和以色列展开激烈的代理人冲突。由于美国执行撤出中东的战略，驻扎在中东的美军人数大幅下降。伊朗为核心的什叶之弧，仅需面对以色列+美国军事实力的5%。在巴以冲突的基础上，什叶之弧在红海和黎巴嫩又开辟了两条新战线，对以色列形成前后夹攻之势。
可以发现，中美博弈的破局点在印度洋地区。当前无论俄乌战场，还是东亚局势，欧俄和中美都呈僵持之势。中国拥有庞大的制造业体系和人力储备，俄罗斯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与核弹头，二者形成互补。在中俄抱团的情况下，西方无法通过经济制裁或军事干预手段实现速胜。在东西方势均力敌的背景下，中东、南亚、东南亚的骑墙国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这些国家倒向哪一方，哪一方就能掌握优势。
从经济的角度，中国是东南亚第一大贸易伙伴，东南亚国家非常希望借助中国的力量实现工业化。从安全的角度，中国与很多东南亚国家存在领土争端，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军事崛起感到担忧，因此希望引入美国的力量维持地缘平衡。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东南亚国家会形成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局面。选举制国家会随着政党轮替在中美之间左右摇摆（比如菲律宾），非选举制国家则不会轻易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比如越南）。
印度是中俄和欧美博弈的胜负关键手。未来十年，印度将是中美斗争的最大赢家。印度拥有十多亿人口，城镇化率仅36%，距离刘易斯拐点还有较长时间。在中美脱钩和国际供应链转移的背景下，印度工业部门可以获取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厚的海外订单。但与日本不同，印度非常希望中美形成长期均势。如果美国获胜，印度将成为继中国之后下一个被海上围堵的目标；如果中国获胜，印度北方将面临空前的地缘压力。因此印度并不希望中美博弈在短期内分出胜负，有意延长阵营对抗的节奏。可以发现俄乌战争以来，印度一方面加强与美国合作，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另一方面继续维持与俄罗斯友好关系，甚至大量采购俄罗斯能源，以防止普京政权垮台。在中美博弈没有出现一边倒情况之前，印度不会轻易站队，莫迪政府倾向于采取一战早期美国孤立主义的政策，利用外交红利期发展本国经济。
拉美和非洲虽然资源丰富，但对中美博弈的影响有限。拉美历史上长期是美国后院，但跟中国有庞大的贸易往来。拉美政党轮换对其外交政策影响很大，巴西和阿根廷在左翼和右翼之间反复摇摆，并在亲中和亲美之间来回切换，无法形成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外交和经贸政策。非洲矿产资源很多分布在内陆地区，需要修建铁路和配套采矿设备，短期内投入产出比较低。而且非洲战争和政变频繁，债务违约率高，存在较大投资风险。
真正有可能出现突破的是中东。当前中东有三股势力：受美国支持的以色列、什叶派阵营、逊尼派阵营。巴以冲突主要是以色列和什叶之弧对抗，逊尼派则处于中立状态。因此逊尼派的抉择很重要，逊尼派倒向美国，那伊朗将处于孤立状态；逊尼派倒向中国，那美国需要在中东投入大量资源才能维持伊以平衡。
自2010年以来，美国一直推行“撤出中东、重返亚太”的战略，但效果一直不理想。奥巴马第一任任期中东爆发“阿拉伯之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政府陆续倒台，叙利亚爆发内战，美国和俄罗斯相继卷入。在俄罗斯的干预下，美国最终未能完成推翻阿萨德政权的目标，白白消耗大量资源。不仅如此，ISIS的出现也加剧了中东乱象，延长了美军撤离中东的节奏。
殖民时代的阿拉伯半岛：

在奥巴马第二任任期，美国试图跟伊朗和解，正值鲁哈尼上台，美国和伊朗签署了“伊核协议”。伊朗以暂停核武器研发为代价，换取西方松绑经济制裁。伊核协议遭到沙特等逊尼派国家反对，拥有9000万人口的伊朗一旦获得充沛的外部资源，势必会成为中东最强大的国家，海湾国家将遭受严重威胁。在沙特的带领下，阿拉伯联军大举介入也门内战。尽管阿拉伯联军拥有先进的武器，但由于士气低迷，胡塞武装又获得了伊朗大力支持，双方陷入拉锯战。
特朗普上台后，撕毁了伊核协议，破坏了奥巴马时期最重要的外交成果，理由是该协议将使伊朗获得大量外汇收入，用于加强军力。美国对伊政策转向强硬，并刺杀了伊朗鹰派人物苏莱曼尼，间接导致亲西方派的伊朗总统鲁哈尼下台。另一方面，阿拉伯联军也加大了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但效果有限，沙特本土油田反而遭到胡赛武装无人机袭击。特朗普时期美国中东战略的最大突破是“亚伯拉罕协议”，美国以向阿联酋出售F-35战机为筹码，促使阿联酋、巴林等国跟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特朗普的最终目的是打造类似北约那样的“中东战略联盟”（MESA），让以色列和海湾国家联手对抗伊朗。
拜登上任后，尝试重启伊核协议谈判，但以色列主动挑起加沙冲突，美伊谈判遭到破坏。之后，拜登重新回归特朗普时期的中东政策。一方面，美国坚持撤出中东，尽管代价是塔利班重新夺得阿富汗政权，但长期来看这对美国利大于弊。另一方面，拜登在《亚伯拉罕协议》的基础上继续推动沙特和以色列建交。不仅如此，美国还牵头以色列、沙特、约旦、阿联酋等国，组建针对伊朗的“中东防空联盟”，共同抵御来自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2023年，出于对美国外交政策反复摇摆的担忧，在中国的调解下，沙特和伊朗在北京恢复外交关系，共同结束了旷日持久的也门内战。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缓和导致以色列地缘形势严重恶化，作为补救，拜登政府决定增加筹码，将沙特提升为美国的条约盟友，向其提供正式的安全保障，吸引沙特跟以色列建交。去年9月，美国、沙特、以色列在谈判方面取得进展，离签协议只差最后一步。为防止遭到外交孤立，伊朗主动策划了阿克萨洪水行动，支持哈马斯向以色列袭击，成功破坏了沙以建交进程。
《美沙安全协议》主要内容： 6park.com
美国承诺为沙特提供有限的安全保障
沙特同意在下半年增产原油
美国放宽对沙特出售先进武器的限制
美国向沙特转让民用核技术
美国帮助沙特发展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技术
限制沙特主权基金投资中国高科技行业

今年以来，随着加沙战事进入尾声，美国重启与沙特的谈判。在做出适度让步后，美沙安全协议取得新的进展。如果该协议被签署，美国将以立法的形式向沙特提供安全保障，沙特则会跟以色列正式建交，迈出逊尼派和犹太教和解最重要一步。不仅如此，美国还要求沙特主权基金禁止投资中国半导体和人工智能行业，以削弱中国高科技产业资金优势。
事实上，美国的中东方案，是让沙特和以色列联手，共同抵抗伊朗。中国的中东方案，是推动逊尼派和什叶派和解，联手对付以色列。最关键的变量在于逊尼派的立场，如果《美沙安全协议》落地，沙特将类似韩国，在经济上依赖中国，但在安全上完全倒向美国。沙特的外交政策必将以不得罪美国为前提，失去了亲中的选项。
更进一步地说，在中美博弈的大棋局里，中东类似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是最关键的破局点。在关内形成僵局的背景下，得东北者得天下。在俄乌战争和亚太局势形成对峙的状态下，谁能率先搞定中东，谁就能占据主动权。
尽管与沙特捆绑，会增加美国的防卫负担。但从十年的角度来看，《美沙安全协议》对美国利大于弊，它将重塑中东的地缘格局，并破坏中国调停沙伊关系的努力。伊朗是东方阵营最脆弱的一环，随时都有颜色革命可能，很容易引起连锁反应。因此我国下一步的外交重点，应是全力阻止美国和沙特签署安全协议，避免中东形成针对伊朗的战略同盟。
考虑到美国大选的因素，未来美国的中东政策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当前拜登选情遭遇危机，白宫很难在短期内推进与沙特的安全协议谈判，因为沙特政府可能会担心拜登政府没有能力在美国大选前推动美沙安全协议在参议院得到通过。因此这里得考虑美国大选之后的情况。
如果特朗普上台，虽然特朗普有意继续在《亚伯拉罕协议》的基础上推动沙以建交，但如果特朗普不愿让美国为沙特承担防卫义务，沙特也没有动力跟以色列建交。毕竟沙特好不容易才跟伊朗修复关系，没必要为了迎合美国再度跟伊朗翻脸。预计特朗普第二任任期沙特会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利用中国的技术发展光伏产业。
如果拜登连任，拜登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推动《美沙安全协议》，在失去竞选压力后，拜登政府不再需要沙特帮忙控制油价，在谈判时有更多底气，可以减少给沙特支付的筹码。另一种思路则是重启伊核协议，毕竟伊朗选出了改革派新总统，这未必不是哈梅内伊主动示好的信号。作为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一直以务实而著称，哪怕是保守派执政期间，伊朗也没真的研制核武器，对伊朗来说核研发更多敲打/拉拢美国的筹码。由于长期遭受经济制裁，伊朗民生状况堪忧，需要跟西方改善关系以换取外汇收入。假如拜登开启第二任任期，美国外交政策的连贯性和可持续能获得一定保证，伊朗有动力与美国重新签署伊核协议，以保证内部权力顺利交接。
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美国与伊朗修复关系，势必会引起以色列和逊尼派国家不满。毕竟伊朗底子非常雄厚，一旦获得宽松的外部环境，它可以获得更多资源用于加强国防。以色列和逊尼派国家更多只是宗教上的分歧，它们和伊朗更多则是地缘上的矛盾。
在美国—沙特—伊朗三方博弈中，美国是占据主动权的那一方。如果伊朗奉行反美政策，不愿在巴以冲突上让步，美国可以跟沙特推进安全协议谈判，打造针对伊朗的“中东版北约”。如果沙特实行亲中政策，不愿在能源问题上配合美国，美国可以重启伊核协议谈判，通过修复美伊关系实现撤出中东的目的。美国甚至可以同时推进《美沙安全协议》与《伊核协议》谈判，这样可以让沙特和伊朗因为被孤立的恐惧被迫在谈判桌上让步。相比之下，由于历史和地缘矛盾，沙特与伊朗更多是战术性、阶段性缓和，而非战略性、长期性和解。即使有北京作为担保，但沙伊都会担心对方存在颠覆自身统治的动机，这种猜疑链很难消除。
在中东问题上，美国确实有很多可操作空间。华府能以安全保障为筹码拉拢沙特，也能以解除经济制裁为诱饵吸引伊朗。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美国还能牺牲以色列的利益，甚至暂时放弃中东（毕竟美国已经实现了能源独立自主）。对中国来说，经营中东既有机遇也有挑战，这里有我国迫切需要的能源，但同时也充满动荡和纷争，一旦处理不好反而容易被卷入其中。
中美的阵营对抗，在某种程度上是全人类效率的损失。中国拥有成本优势，在新能源领域独树一帜；美国拥有创新优势，在人工智能领域一枝独秀。在产业路线上，中国押注新能源和电动车，赌未来发电成本下降；美国押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赌未来生产效率提升。中美经济本该是互补关系，当下人工智能最大的瓶颈是算力，对高性能芯片有很强需求，但长期来看人工智能发展的天花板取决于电力，AI大模型的发展需要源源不断的电力投入。要解决发电量紧张的问题，得靠光伏+储能，这离不开中国的产品和技术。另一方面，长期来看电动车的发展趋势是无人驾驶，新能源效率的提升也需要智能电网配合，这些都离不开人工智能技术。
然而中美脱钩，导致美国新能源发展受限，只能更加依赖传统能源；中国则面临芯片卡脖子的境地，在人工智能领域与美国有较大差距。这种局面对全人类来说是巨大的损失，历史上的科技革命往往是多个产业共振的结果，比如第二次工业革命是欧洲电力革命和美国汽车革命共振的结果，第四次工业革命本该是中国新能源革命+美国人工智能革命组合，然而由于两大阵营的对立，中美之间的科技和经贸交流下降，使全球始终无法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来推动经济增长，只能继续维持债务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这会进一步加剧民粹主义和地缘冲突风险。
在军事领域，新能源可以降低中国对海外能源的依赖度，对冲马六甲海峡被封锁的风险。人工智能则能带来战争模式的颠覆性变革，使无人机和机器人成为战场主力。未来的世界，如果是安全至上，则美国占优，因为美国可以凭借远洋海军为盟友提供“保护”；如果是发展至上，则中国占优，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工业国和贸易国，能帮助亚非拉国家解决电力和基建短缺的问题。中美之争，不仅是地缘和经贸之争，也是模式和文化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