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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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
　　——再驳所谓“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之谬论


　　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这是许多网友纠结的问题。这并不是像日本人所说的因为“中国人自卑”，而是日本人自卑。他们拿不出什么来说事，只能纠缠于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词”。加之一些中国人，特别是一些学者或公众人物，推波助澜，一次次污蔑中国人民“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汉语中有多少日语外来词，张嘴胡说八道。

　　对此，有网友曾经作了个生动的比喻：“别人借给某人1000元钱，该人还了10元钱，还说离开了这10元钱，别人没法活了。”确实是这样，日本人还拼命证明这“10元钱”是他挣来的，不是中国人借给他的，所以离开了那“10元钱”，就没法活了。但是，“离开了那‘10元钱’”和“别人就没法活了”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日本人这样的心态，用我们上海话说，就是“穷瘪三没钱还惯派头（装阔）［1］”，是自卑的表现。日本人没知识没头脑，难道咱们那些学者或公众人物，甚至教授，也同样没知识没头脑？可他们还自诩“有文化”、“有知识”、“有头脑”，道貌岸然、喋喋不休地“教育”别人。

　　常言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词”问题，本来应该是个很平常的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据1984年出版《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注明源于日语的外来词共878个，不足收录的汉语外来语的8.8%；［2］而汉字汉词在日本被广泛采用，“从《说文解字》的九千三百文，到《康熙字典》的四万九千多字，几乎全部行用于日本。近年诸桥辙次博士作《大汉和辞典》共四万九千多字，五十二万余语汇。新村出作《新苑》附日本国字表，就是日本人自造、中国没有的汉字，通共才一百三十四字，占日本所用汉字的百分之零点二”。［3］这里的反差是十分巨大的。

　　可不知为什么，1998年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王彬彬教授，在《上海文学》第8期上发表了题为“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的文章，轻率的断言：“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4］该文后来被广泛的转载引用，意思也被无限放大了，被夸大到了“据现代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5］从王彬彬教授所说的“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扩大到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整个科学领域。还有人夸张到了“现代汉语70%词汇是从日本输入的，现在中国人说话、写字，用得基本都是日本外来语。”又扩大到了整个语言领域。王彬彬一个毫无根据的说法，被无限放大了。2013年8月9日，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电视台“晓说”节目中称：“大家只要看到双字词，基本上就从日本引进的。所以今天的现代汉语大家用的，有大量的词，超过一半双字词，都是日本引进的。”这纯粹是没有常识的胡说八道了。

　　我们且不说1984年出版的《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的外来词，绝大多数是双字词，日语外来词不足8.8%，仅从日本人实藤惠秀先生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看，实藤惠秀先生也承认汉语中的英语外来词超过日语外来词。［6］那么如果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已经超过了一半，英语外来词又超过日语外来词，这个算术就无法算了。况且，汉语中还有其它外来词，如俄语的、法语的、西班牙语的、意大利语的等等，算下来远远超过了百分之一百了。如果不是脑袋被枪打过了的，即使是个小学生，都会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这算怎么回事呢？请高晓松解释解释。

　　其实根本就不必去纠结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从上面可以看到，日语中采用的汉字汉词远远大于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离开了汉字汉词，日本人根本就无法说话，也根本无法成文，那些“松下”、“山里”、“田里”、“井边”、“河边”的姓名都无法取了，日本人只能编号了，就连“日本国”这国名也只能“唵嘛呢叭咪吽”［7］了！对于汉语中那么区区几个日语外来词，在数量上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概率学认为，小于5%的事件为小概率事件，一般可以忽略，而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就照最近新加坡学者和日本人所说的有2000个，也不足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56000余条词汇的3.6%，不少所谓“日语外来词”，可以用汉语固有词汇替代，更何况汉语词汇一词多义，根本就不足以影响汉语的使用。可偏偏有那么些人拿这来说事，还在那里“头皮发麻”、“毛骨悚然”。那咱就来探讨一下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是不是离开了中国人无法说话了，以正本清源。否则，我们把先人创造的词汇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我们将无颜面对列祖列宗！

　　必须先说明的是，有些学者的论文以某句句子来考察日语外来词所占的比重，是不科学的。我们可以将所有现在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组成一句句子，那占有量就是100%；我们也可以完全回避所谓的“日语外来词”组成一句句子，比如“你吃饭了吗？”，那占有量就是0。同样，用我们年轻时期电视上日剧较多，常常使用日剧中的词语，来说明日剧几乎不存在的今天，日词“易受到青年人的青睐”、“更有市场”，也是不恰当的。

　　汉语中究竟有多少个日语外来词（日语借词）？据《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注明源于日语的词语共878个，其中包括了“奥巴桑”（老太太）、“吉地”（木屐）、“加答儿”（粘膜炎）、运転手（司机）、覚书（备忘录）等等汉语并不使用的词汇［8］。而日本实藤惠秀先生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称，共收集到844条日语借词词汇［9］，并非像网络上所说的“来自日语的中文还远远不止这些，数不胜数”。而且不少词源自中国古汉语，《汉语外来语词典》中有194条日语外来词源自于中国古汉语［10］，并非完全是日本人的创作。更有不少是明清以后由中国输入日本的，被误认为是日语外来词了。

　　沈国威教授在《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之研究——序说》中承认，据日本学者近年研究，在《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语外来词中，有44条词汇是明清以后的汉译西书中曾频繁使用过的。根据其考证，还有43条词汇（其中15条重复），也曾在《英华大词典》中出现过［11］，完全是由中国输入日本的。沈国威认为，据他整理，汉语中的日语借词在1600条左右［12］。但他并没有公布这1600条左右的日语借词。不知是否包括了那些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使用的词汇。

　　另外，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在他的《语词的漂移：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共有》中也提到了电气、电报、电信、铁道、工业等11个词是由中文进入日语的新词，其中7个与沈国威的重复。［13］而意大利学者马西尼在他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一书中收录了19世纪中国书刊上所发现的新词500条，其中另有48个被认为是从中国进入日本的新词。［14］因此，在《汉语外来语词典》中有124个词不应该被认为是汉语的日语外来词。随着学者们的深入研究，还会有更多的被误认为日语外来词的词汇被确定为汉语词汇。

　　实藤惠秀先生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引用了许多梁启超先生等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词汇，如“化学”、“物理”、“银行”、“资本”、“民主”、“自由”、“权利”、“义务”等等，现在经学者研究，都是日本从中国引入的新词（不是中国古典词语）。书上引用梁启超先生对新词的注释及若虚在《评中国著译界》中所言：“翻开新书一看，十有八九是东洋的来路货”，这只说明当时中国人对新词不了解，误以为是日语外来词了，并不能说明这些词真的不是中国的。再有，如“主人翁”一词，［15］中国古代就有了，唐代刘禹锡的《纥那曲词》就有：“愿郎千万寿，长作主人翁。”清代采蘅子的《虫鸣漫录》中有：“成婚三日，壻竟执簿入肆，按籍而稽，居然自作主人翁矣。”这里词义并没有变化，而《汉语外来语词典》中将“主人翁”改为了“主人公”，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了。

　　1958年邵荣芬在《中国语文》1958年第7号上就发表了《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的文章，列举了服从、希望、记录、命名、破产、解放、假设、交易、作用、算术、绝对、试验、宿舍、新闻、材料等，都是中国固有词汇原有的含义，而军事、法则、关系、刑法、交流、供给、消化、相对等，都是中国古语，只是日本人将意思略加变化。郑奠也在《中国语文》总68期上撰文，指出王立达的《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中把“权利”、“文法”、“历史”、“伦理”、“心理”、“积极”诸词误认成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了。实藤惠秀先生也承认了这些，还包括“化学”一词。［16］因此，这30个词应该从日语外来词中除去。

　　豆丁网上有篇厦门大学顾江萍同学的博士论文《汉语中日语借词研究》，该文通过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20世纪初期的汉语词典的筛选甄别，对过去政文、奏章、散文、笔记等原始文献的耙梳整理，并阅读改革开放以来的报刊、书籍进行收集这四条途径，收集到不重复日语借词共2250条。

　　从该论文我们可以看到，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仅占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56000余条词汇的4%，并非现代汉语中70%都是日本外来词，“离开了日语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必须说明的是，顾江萍的论文中并没有将《汉语外来语词典》中那些现在根本不用的日本外来词剔除，而且还将1915年版《辞源》等中的“八線”、“保佐人”、“并等”、“并制”、“不都合”［17］等现代汉语中根本不用，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连1984年版的《汉语外来语词典》都舍弃不用的词条，都算在她收集到的2250条日语借词中去了。可以说顾江萍同学从近代汉语的犄角旮旯中将曾经出现过，现在根本不用的词汇都已收录在囊中了，应该是十分全面完整的。

　　沈国威教授在其《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用》中查实，1915年版的《辞源》和1931年版的《辞源》续编中共有336条日源词和33条日本参照词（包括了“并等”、“并制”、“不都合”等词汇），［18］可保留到现在的仅剩65条，占17.6%。看来顾江萍同学确实是将现在不用的许多词也算在日语借词中了。

　　而且，在65条词条中，沈国威教授仍保留了代用教员（代课教师）、代用学校、支店（分号、分店）、膵（胰）等现在也已不用的词。还有，“算术”一词应该不能算日源词，中国古代就有“九章算术”，“算术”一词的意思并没有变；“味素”和“探检”也应该去掉，现在汉语中是“味精”和“探险”。那么从《辞源》来看，上世纪30年代到现在，汉语中的日源词下降了约85%，中国人不仅没有不能说话、写作，而且说话更流畅、写作也更便利，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连中国的经济规模也超过了日本，这样的事实不就是给那些“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的谎言者一记最响亮的耳光吗？！

　　对于这2250条日语借词，顾江萍的博士论文按“日常生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类来统计，三类各有词语879、1022、349条。再按23个具体学科来划分，数量最多的学科是经济、法律、医学，分别达到311条、129条、124条。［19］

　　我查阅了1994年9月出版的、由梁小民等主编的《经济学大辞典》，共收录了名词、术语4288条词目。如果按顾江萍统计，那么在经济学中的日语外来词，咱且不论是否还保留到现在，仅占7.25%。即使把顾江萍同学统计的1022条属于社会科学中的日语外来词全算在经济学头上，也仅占23.8%。而那套《社会科学系列大词典》计划出版10种之多，且不包括哲学。1022条“社会科学”的日语外来词，还不足汉语社会科学名词、术语的3%，远远达不到王彬彬教授所说的70%。看来1998年王彬彬教授在《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中，将事实大大地夸大了。

　　是不是“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呢？我手头有本1996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物理学名词》，共收录名词8264条。那么仅仅《物理学》一个科目，“自然科学”的349条日语外来词，也不论是否还保留到现在，只占物理学名词的4.22%，更不要说整个“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范畴的标准科学名词（非正规和同义词咱就不算了），足有数十万条，区区349条日语外来词，更是不足1‰，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说“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这样的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是哪个现代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的？他能算“语言学家”吗？！

　　现代汉语中真有70%以上的日语外来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现代汉语中还有大量的其它外来词，数量远远超过了日语外来词。苏州大学曹炜教授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曹炜教授认为：“世界各国的语言中数英语的开放程度最高，直接或间接吸收的外来词为世界各国语言之最，即便如此，英语词汇中也有将近一半是本民族传承词；汉语的开放程度与英语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难道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的汉语发展到了现代，竟然是以直接或间接吸收外来词得以形成眼前的状态的，这着实让人难以认同。”［20］胡裕树在其《现代汉语》中也认为：“在吸收外来词方面，由于汉语词汇的丰富性和结构方式的复杂性，直接借用的外来词在汉语中的比重较小。”［21］至于高名凯、刘正琰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所说的：“在汉语和日语的融合过程中，现代汉语就吸收了许许多多日语的词汇成分，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成分。”意大利学者马西尼就已经提出批评：“研究现代汉语的一些学者，他们一味的强调后面这段过程，对于那些进入汉语的日语新词，他们以为是借自日本的。而事实是，这类词汇中有好多是由中国传至日本的，几十年后才又回到了中国。”［22］况且，高名凯、刘正琰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只列举了450个“日语外来词”［23］，并非真正“许许多多”。

　　有人会说现代汉语中有70%的日语外来词，是指汉语中的常用词，指汉语中最常见的词汇中有70%是日语外来词。关于这，曹炜教授的研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曹炜教授根据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汉语水平考试制定的《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确定的3051个常用词研究查实，现代汉语的3051个最常见的词汇中的1011个甲级词首见年代在清代出现的为83个，占8.21%；在“五四”后出现的为187个，占18.49%；而1968个乙级词首见年代在清代出现的为146个，占7.42%；在“五四”后出现的为506个，占25.71%；还有72个词《汉语大词典》未予收录。［24］总计这2979个最常见的词汇中只有不足31%的词汇首次出现在清代及以后，才有可能是日语外来语，当然也可能是其它外来语或中国人自创的新词，而本民族传承词占69%强。也就是说，在现代汉语最常见的词汇中，有近70%的词汇是汉语固有词汇。那么，所谓的我们在写作时“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的说法，便无法成立了。

　　有人认为，由“～化、反～、～主义、泛～、～作用、～式、～炎、～社会、～法、～性、～的、～物语、～界、～问题、～型、～时代、～率、～腺、超～、～阶级、～感、～论、～线、～学、～点、～观”这26个词构成的新词，应该算日语外来词，［25］最近有人提出由～屋、～族等构成的新词，也应该算日语外来词，这样算下来，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就有“许许多多”了。但这样的理由是说不通的。我在“驳所谓‘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之谬论”一文中就举了“哲学”这词的例子，该词显然是用有“睿智”之义的汉字“哲”和词尾“学”构成的新词，而“学”这个词尾在中国古代就常常用来与其它的词组合构成学科名称，如“玄学”、“理学”等等。在明末清初及晚清，中国学者和西方人士合作，也创作了诸如“数学”、“化学”、“植物学”等现代学科名称，并为日本人所采用。如果按照上述观点，那么日本人用汉字“哲”和词尾“学”构成的新学科名称——“哲学”，应该属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而不是中国引进的日语词汇。非但如此，凡是日本人以词尾“学”构成的新的学科名称，如美学、经济学等等，也都应该属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可持上述观点的却把“哲学”等又归结为日本外来词，这就产生了无法解释的矛盾。

　　我再举个例子，如现在中国流行的新词——“科学发展观”，按照上面的观点，应该算是从日语中借来的词。但事实上日语中压根就没这个词，又怎么去借呢？难道咱胡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用了日本人的观点、借了日语外来词？笑话！这样的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况且，像“～的”、“～学”、“～界”、“～论”等，中国古代很早就有这样的用法，怎么能算日本人的呢？！《水浒》、《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的”都是日语外来词？开玩笑吧！毛泽东诗词《西江月?井冈山》：“黄洋界上炮声隆”中的“黄洋界”是不是也算日语外来词呢？春秋战国时期荀子的“天论”、汉代贾谊的“过秦论”、张仲景的“伤寒论”、三国时期杨泉的“物理论”等等，都是日语外来词？那时候日本连字都没有，哪来什么“日语外来词”呢？瞎扯淡！太厚颜无耻了吧！应该是像“哲学”、“美学”、“积极的”、“消极的”等等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都算作汉语固有词汇才对。而那些鼓吹“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的又不承认这点，他们的逻辑就是这么的自相矛盾。

　　用上述“构词法”来认定日语外来词，是十分不妥的。因为这“构词法”是汉语固有的，而不是日语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所谓的“日语外来词”，都符合汉语构词法，所以无法分辨它究竟是汉语词汇，还是日语词汇；而那些不符合汉语构词法，一看就知道是日语词汇的词，都被淘汰了。如果用“构词法”来认定，那么那些所谓的“日语外来词”，都应该是汉语词汇了。

　　纠正高晓松的一个错误，“警察”一词出自《金史》，［26］并非日本人创造的，日本人只不过把“警察”这词用在了维护社会治安的特殊人群的名称上了。“～屋”的用法中国过去就有，如著名的“三味书屋”，其横匾还是清代乾嘉年间的著名书法家书写的，不可能受日本的影响。这里的“屋”是指“空间较小的特定场所”。无论是日本的“花屋”、“本屋”，还是中国的“咖啡屋”、“西饼屋”等，还是这个意思，并非“店铺”的意思，［27］所以，以“～屋”来认定日语外来词，是不能成立的，否则“三味书屋”也成“日语外来词”了。

　　丹麦语言学家叶斯丕森（OttoJespersen）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许多语言混杂当中各种各样的成分仍然是很清楚的，并且可以分开的，就好象是一副扑克牌还能挑出红桃、黑桃等一样；但在英语和斯堪的那维亚的情况下，我们却有一种更微妙的、更密切的混杂，很像把一块糖放在一杯茶中，几分钟以后，就很难说哪是茶、哪是糖了。”［28］汉语和日语外来词的情况也正是这样，这些词汇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真正要说清楚哪些是汉语词汇、哪些是日语外来词，是十分困难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机关”这词，有几个意思：1.整个机械的关键部分；2.用机械控制的：机关布景；3.办理事务的部门；4.周密而巧妙的计谋。在这四个意思中，只有3.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义）”，其余3个都是汉语固有词汇的意思，那么把“机关”这个词认为是“日语外来词”，把其余3个汉语固有词汇意思的词全混淆成“日语外来词”了。

　　又如“关系”这词，1.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2.人和人或人和事之间的某种性质的联系；3.对有关事物的影响或重要性；4.泛指原因、条件等；5.表明有某种组织关系的证件；6.关联；牵涉。这6个意思中，仅1.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其余都是汉语词汇的意思，但仍认为“关系”这词是“日语外来词”。算术上有个“四舍五入”，民主上还讲个“少数服从多数”，咋日本人的一个扩展用法，把汉语词汇自身的几个用法全盖过了，汉语固有词汇就变成“日语外来词”了呢？

　　有人会说词语就是这样的，但我有反例。比如“简单”一词，不是汉语固有词汇，应该算所谓的“日语外来词”吧。汉语中“简单”一词有三个意思：1.结构单纯，头绪少，容易理解、使用或处理；2.平凡；3.草率；而日语只有1.这一个意思。那么“简单”这词被用到汉语中后，又扩展了二个意思，按照上面“机关”这词的理由，“简单”应该算作汉语词汇，咋还是“日语外来词”呢？

　　有些汉语固有词汇到了日本，如革命、共和、经济、社会等，词义发生了变化，回到中国变成了“日语外来词”。但一些日语词汇来到中国，词义也发生了变化，却仍认为是“日语外来词”。比如“取缔”，日语的意思为“管束、监督、管理”，而汉语的意思为“明令取消或禁止”，意思完全不同，但仍认为是“日语外来词”。又如“劳动者”，是日本人用汉语词汇“劳动”和“者”组合成的一个新词，意思为“工人”；但现在汉语中“劳动者”的意思为“参加劳动并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生活资料主要来源的人，有时专指参加体力劳动的人。”涵义比日语广泛得多，但也还是“日语外来词”，等等，反正有人说“是”就是“是”，没有任何规矩。

　　关于“共和”一词，对译英语的“republic”，一般认为始见于1886年的《和英英和语林集成》，［29］1891年冈本监辅所撰《墨西哥记》，有“共和政治”一词；而中国首先使用“共和”一词的为章太炎，于1903年。但我发现，1880年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书》上已经使用了“共和”一词，曰：“盖其民主之国，共和为政……”。［30］这里的“共和”应该对应“republic”，不但早于章太炎的1903年，也早于日本1886年的《和英英和语林集成》，应为首先使用。由于黄遵宪1877年任中国驻日参赞官，与日本脱不了干系，所以无法确认是他首先使用了“共和”一词的新概念。

　　一般认为，是中国留日学生翻译日本著作，才将“日语外来词”带入汉语之中的。中国首先翻译日本书籍为1899年樊炳清翻译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樊炳清不是留日学生），大量翻译日本书籍则是20世纪后的事了，“在1902-1903年间，留日学生翻译之风大盛”，［31］那么可以认为中国在19世纪出现的新词并不是日语外来词，而日本在19世纪将大量中国翻译西方著作的书籍运回日本，日本翻译西方著作应受中国的影响。但是，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余记》（1889年）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90年）中出现的新词仍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理由是他们的文章介绍日本，所以他们使用的新词“肯定”受日本影响。但为什么日本运回了那么多中国翻译的书籍，他们创造的新词就不受中国的影响呢？！道理讲不通吧！总而言之，日本人千方百计地把汉语词汇算作他们的，而中国人则把汉语词汇往外推，恨不得把所有的现代汉语词汇都算作日本的，于是乎，王彬彬、高晓松等人就有了“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一说。

　　天涯论坛上有网友认为：“日本人大面积翻译西方文献的时间比我们早了近百年”，这是错误的。我们且不算古代对佛教和圣经的翻译，就算17世纪翻译西方著作，从1607年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欧几里的《几何原本》开始，至19世纪末，之间从来没有停歇过；而日本最早翻译西方书籍则是1774年杉田玄白翻译荷兰文的解剖书《解体新书》。即使在清代康熙全面禁教时期，中国也没停止翻译西方文献，中国大面积翻译西方文献则比日本要早150多年。而中国近代新词的产生是1807年英国人马礼逊来华后开始的，外国人在中国开设了多处出版机构，雇员翻译西方著作。中国也开办翻译机构，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海军衙门、税务总司、京师大学堂编译馆、上海的南洋公学、湖北官书局、北洋官书局等。据统计，仅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从1855年（咸丰三年）到1911年（宣统三年）近60年间，共有468部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32］19世纪中国翻译西方著作之巨，是日本只能望及项背的，其中创制了大量的汉语新词，沈国威教授认为；“可以说大多数（中国）近代新词形成于19世纪”［33］绝非中国人开始翻译日本书籍的20世纪。

　　日本真正接触西学是在1854年开国后的事了。有些学者没进行考证，将日本“兰学”混淆成“洋学”，妄称“日本早期的翻译家大多数原来就是汉学大家，当我们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发现与其翻译西方文献，不如翻译日本文献”。（这话取自那网友的话，但应该是某些学者或书报专栏作者说的，我过去见过，不再查证了）还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翻译界的“音意之争”提前来混为一谈。其实“兰学”主要限于医学及如天文历学那样的“实用之学”，“洋学”则范围扩大到一切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兰学”只根据荷兰书籍进行移植和研究，“洋学”则除根据西欧诸国的书籍外还派遣使节团和留学生实地考察和见习，［34］这样的学习是有天壤之别的。而且，日本人再“汉学大家”也比不过中国人，且从那些所谓的“日本外来语”看，并非是医学及诸如天文历学的词汇，那样的说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其实真正要追究起来，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连语言学家也解释不清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咱且不管它，就按前面的论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曾经汉语中有2000多个日语外来词。经过历史淘汰，现汉语中约有620个日语外来词（义），约占《现代汉语词典》词汇的1.1%。日语外来词在现代汉语中减少了约73%，丝毫没有影响中国人的说话、写作。

　　如果有人用小品中“浓缩的才是精华”来反驳我这条，那也太贬低连“神马”、“打酱油”都能取代“什么”、“与己无关”的中国民众的语言和文字的创造能力了。

　　2. 在这约620个日语外来词中，大多数为中国固有词汇，日本人仅扩展了它们的某个词义，它们的大多数词义还是中国人创造的，或它们本身的词义仍被保留；即使是日本人创造的某些词汇，在中国人也改变或扩展了它的词义，因此，被认作是日语外来词并不合理。

　　3. 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汉语词汇中，日语外来词不足3%，并非70%的词汇都是日语外来词。

　　4. 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汉语词汇中，日语外来词不足1‰，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5. 在汉语常用词汇中，约70%是中国固有词汇，新词仅占30%强。用统计学方法计算，这些新词中的日语外来词不超过5%。也就是说，在汉语常用词汇中，日语外来词不超过1.5%。

　　6. 尽管汉语过去被认为是单音语，但我们祖先曾经创造了数不胜数的双音词、多音词。现在汉语中的双音词，包括一些所谓的“日语外来词”，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祖先创造的，只不过又赋予了新的含义。所谓“大家只要看到双字词，基本上就从日本引进的”，完全是无知的谰言。

　　7. 诸如～的、～学、～界、～论、反～、泛～、～作用、～式等等构词法，是汉语固有的构词法。在古代，日本尚未产生文字的时候，中国已经广泛使用，不能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

　　8. 过去中国官方的书面体是文言文，但并不是唯一的文体，中国还有“白话体”、“官话”等。对于“白话文”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唐代（变文），宋末元初中国出现了接近当时口语的小说，俗称“话本”。“官话”是中国古代处理公务时一种口语的表达形式，特别是明代以后，“强调考生书面语的技巧，而忽视口语的技能，这样在管理的能力上出现了问题。这在京城法庭上尤为明显。”［35］经过几个世纪，逐渐形成了一种由官员使用的通用口语。到了清代后期，官员书面报告的文体也已经接近白话文，其中采用了不少新词，如1841年3、4月间林则徐的《夷情回测宜周密探报》，上面有“新闻纸”（报纸）一词（三字词）。应该说，五四运动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推行白话文体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延续和必然，并非是受日语影响造成的。实藤惠秀先生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称“日本式的文气”，是没有道理的，他举的例子只不过说明梁启超先生的文章中采用了不少新词，文体与当时报刊文章上的无二。至于实藤惠秀先生所说当时中国人批评的“日本语气”的汉译本，一是翻译水平不高，二是新词太多人们不理解，确实存在一些不符合汉语结构的新词，才被称为“日本语气”。就像上世纪20年代才出现的新型服装，当时满清早已推翻，与其根本毫无关系，也被称为“旗袍”。

　　人们常说，中日文化同根同源。那么“根”在哪？“源”又在哪？无可否认的是——在中国，而不是在日本，这是众所周知的公认的事实。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只不过是为中华文化这棵大树增添了几片树叶；它的有或无，都不影响这棵大树的生长。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才是这棵大树枝繁叶茂的根本所在。

　　对于那些中国发展必须靠日本，离开了日本，中国就没法活了的论调，我们还是来看看日本人是怎么说的吧。我引用实藤惠秀先生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的一番话：

　　在日本，虽然也有人认为教育中国留日学生，是为了报答中国过去在文化上所给予日本的恩惠，但大部分日本人却认为是为了中日友好。这个目的，达到了吗？不，留日学生从日本人学到的近代知识，和从他们得到的轻蔑对待，混合了他们自己对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政策的愤恨，产生了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终于使他们团结一致，抵抗日本。有些时候，他们决意集体回国，作为抗日运动的先驱；有些时候，他们成为日本政策的评述者，参加了全中国的统一和抗日的事业。作为留日学生第二故乡的日本，竟然沦为难以饶恕的敌国！真是一个大悲剧。

　　中国的确从日本学到不少东西。但日本人因此能感到自豪吗？不，绝对不能。因为日本人大体上没有真心诚意地教导中国学生。留日学生是一面忍受着日本人的歧视，一面发愤自学成功的。唯一值得为中国感到高兴的是，日本这个中国的邻邦，能稍先一步学到了近代文化。

　　即使我们说中国人的爱国心，孕育于留日生活之中，但我们决不能说这是来自日本人的诚意教导，毋宁说是因日本人歧视中国人和侵略中国所激成的。从1896年到1937年共四十二年之间，虽然日本接纳了五万名中国留日学生［36］，并负起教育之责，但其后八年间对中国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却蹂躏广大中国领土，杀害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二者之中，我们有必要作理智的比量。又汉奸之中，很多是留学日本的人，当我们想到这里，心情更不禁沉重、复杂起来。［37］

　　作为研究中日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台湾学者梁容若先生，曾经是留日学生，以他亲身经历也说过这样一段话：

　　过去的七十年中，中日两国随时可以化为敌国，日本军事学校以何等警戒心情教中国学生，是可以想象的。教的本领，够打内战就行了。中国青年到日本志愿学制兵器，学制造飞机的人都有，从来没听说回国有任何贡献。日本的工业品以中国为市场，一切工业的技术秘密，当然不能教给中国人。一位东京工业大学毕业的朋友，想找一个人造丝工厂实习，费尽了心思精力，还是碰壁而回。读陆军士官的学生最多，留学的目的当然在国防，可一部分地道的士官生在内战上也常是失败者，曲同丰、徐树铮、陈仪、杨宇霆等，可以算突出的典型人物；纵横捭阖，充满战斗兴趣，观望倒戈，猎官取巧是能事，就是不足以谈实战。日本士官教中国学生和教日本学生一切不同，是很明显的事实。［38］

　　直至今天，日本依然如故。中国虽然从日本学到不少东西，但日本人大体上没有真心诚意地帮助中国，他们心思只是为了从中国赚取更多的真金白银。如70年代上海宝钢项目，日本以比德国落后的技术得到比其更高的货款，宝钢生产的能耗比远远高于提供技术的新日铁，且只能生产普通的钢材。诸如汽车钢板等中国急需的钢材，是宝钢建成20年后，中国人通过自己的技术改造才得以实现。

　　对于70年代末开始的日本对华经济“援助”，美国亚美利坚大学国际学院副教授、哈费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赵全胜指出，日本对华援助项目的选择，“明显地由日本的经济利益决定”，他举例说明：从第一批长期贷款开始（1980年），日本同意向８个基建工程中的６项提供政府贷款，日本选择了铁路干线和海港工程。两个水电站工程则落选了。这一选择清楚地反映出日本的经济利益。对日本来讲，石臼所和秦皇岛这两个港口是能源供应（特别是煤）的重要出口港。三条铁路干线中的两条，兖州至石臼所铁路和北京至秦皇岛铁路直接连接两个港口。日本分别对这两条铁路，提供了所要求贷款额的62%和100%。另一方面，第三条铁路干线，衡阳至广州的铁路与日本的能源供应丝毫不相干，因此只给予中国所要求的16%的贷款额。日本人拒绝了两个水电站工程（龙潭和水口），因为与日本的经济利益相冲突。龙潭水电站将具有给一家大的炼铝厂提供电力的能力，这家炼铝厂每年的生产能力是60万吨。这同日本在印尼和巴西合作投资进行铝生产的利益相矛盾。这些例子证实了这样一点，对所要求的工程的实际选择，反映了“投资者而不是接受者的需要，也就是说，这种选择首先迎合了日本的，而不是中国的优先需要。”［39］

　　耐人寻味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一些人还在说“核心技术依然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所以中国必须依赖日本。我们还要依赖多久？难道这是日本真心帮助中国？事实上，日本只是把中国当作他们的打工仔，老老实实地被他们榨取血汗！中国的发展如果靠日本，只能是下一场“甲午战争”的失败者，再遭受“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的悲剧。这样的“离不开日本”，难道不发人深省吗？！


　　后记：本文从2013年5月8日动笔到现在，整整有一年多时间了。前后中间还花了大量的时间收集资料，作了大量的分析；近日又作了大幅修改，增加了关于高晓松的内容。网友们又要说：“造谣的一张嘴，辟谣的跑断腿。”但为了网友弄清楚事实真相，还是值得的。前文“驳所谓‘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之谬论”（简称《驳》文），于2010年2月6日在四月网（AC网）首发后，被网友们广泛传阅转载，为厘清汉语中日语外来词的事实真相，以正本清源，起到了一定作用，也解了不少网友心头疑惑，为此我深感欣慰。《驳》文虽然列举了大量事实，也说明了理由，但缺乏数据说话；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如何厘定，仍是疑问。另外，《驳》文发布后，有网友提出了资料过于单薄，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的《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下称冯文）“疏于考证”的批评，（其实就在2010年2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沈国威的新著《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用》，也将冯文列在了参考文献中）我也曾表示，今后我还可以参考沈国威先生的观点对我的观点进行修改。本文就是我参考了沈国威先生等众多各方面的观点写成的，力图以客观事实来说明汉语中日语外来词真实情况，探讨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能否说话、写作的问题。此番写作时，我广泛地采用了名家大师的著作，许多参考文献都堪称重量级的，具有权威性。

　　最近发现，《驳》文的题目被篡改，改成了“驳日奴‘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之谬论”，这是我所不赞成的。尽管该帖我语气比较激烈、甚至采用批判性的词语，《驳》文作为反驳性的文章，采用那样的语气，特别是针对网络上那些不是为了弄清事实真相，而是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