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算是发展中国家吗？

从某个角度来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大于美国。正如《纽约时报》在“中国因素”(China Factor)系列报道中明确指出的，中国在全球的野心和权势相当大。但是，以人均收入而言，中国却排在100位之后，可能有多达2亿的中国人生活在国际规定的贫困线之下，而且中国股市的疯狂暴跌也表明，它的增长可能相当脆弱。因此，中国应当被归类为“发展中国家”，从而使它获取贸易和财政优惠，同时又能躲避更严格的碳排放标准吗？

对中国苛求太多，会让较贫困的中国民众蒙受损失。

要求中国在海外发展援助方面遵循“发达国家”的标准，这既对中国的弱势公众不公平（因为要遵循这些标准，他们就需要承担代价），而且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中国实际上错误地分配了稀缺的资源，在国外展示实力，在国内却没有满足发达国家应满足的大多数社会需求。

在外界观察家看来，中国似乎是头经济巨兽，它在援助外国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必须遵循“发达”国家遵循的严格规则。这种说法表面上看似乎合理，却忽视了几个重要事实。

首先，中国的对外发展计划的资金来源，靠的是中国普通纳税人缴纳的税款，而对于这类计划是否应该存在，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发言权。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那么纳税人未必会支持开展昂贵的海外项目，来方便政府提高威信。

其次，接受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标准，会带来切实、显著的成本，这种成本只会进一步增加普通中国民众的负担。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缺乏基本的社会服务和保障。

最后，中国在国内付出了巨大的社会和环境代价，才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政府始终未能遵照发达国家普遍践行的可持续发展准则。

中国对环境的忽略已经造成了一场生态灾难，正在逐步扩大的灾难会对全球造成破坏性的后果。中国食品和药品安全执法不严的受害者不仅是中国民众，还包括全世界购买这类中国商品的消费者。基建行业的腐败造就了劣质、危险的桥梁、公路和楼宇。它们已经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不合格的用工操作和人权记录，导致人们生活痛苦，也加剧了国内的社会动荡。

和试图说服北京改变在海外的行事方式相比，效果更好的做法是向中国施压，要求其在国内事务中遵循发达国家的规则，进而改善民众的生活。鉴于中国有近14亿人口，改变其在国内的行为所带来的净效益，将远远超出其对外发展援助行动中可以料想的一切变化。

裴敏欣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学教授

官僚体系办事能力强是中国与众不同之处

即便在偏远、贫穷的中国地区，当地政府也能够实施世界银行的复杂项目，令人非常满意。我在世界银行工作的20年间，我和同事们都为自己能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感到高兴，因为中国政府真的能够干实事。

原因在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1820年，中国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美国的40%（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算是高收入）。它有很长的作为民族国家的历史，其官僚机构能进行有效管理。出于外部及内部原因，毛主席去世的时候，中国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还要贫穷。但在1978年以来再次与世界接轨后，中国开始迅速恢复之前在世界的地位。

中国与众不同的原因不在于其庞大的经济规模，而是其官僚机构的能力。我不想吹捧其官僚体系；它也饱受腐败及内斗问题困扰。但中国的官僚体系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不太一样，更接近富国中平均线以下的那些国家。对于中国能够有效实施复杂的国际项目，比如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我们不应感到震惊，我们应该欢迎中国以这种方式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与此同时，世界期待中国继续开放其经济也是合理的。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来，这方面没有取得太多更深入的进展。中国对商品征收的关税不是很高，所以主要问题在于其他方面。

中国尚未签署《政府采购协议》(Government Procurement Arrangement)，该协议要求开放政府采购领域，允许国际竞争。这不是有关《服务贸易协议》(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的谈判的一部分。在直接投资领域，中国的开放程度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还不如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大型发展中国家。

在经济谈判中，中国喜欢打发展中国家这张牌，尽力保护国内产业。如果中国提高开放程度，中国和世界都会获得巨大收益。期待中国在采购、服务及投资方面采用发达国家标准是合理的，中国或许需要三年左右的较短的过渡期。其实，中国停止改革，基本上是在伤害自己。

杜大伟(David Dollar)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资深研究员、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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