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清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二十二日,长沙海关税务司署。
长沙城内,零星的枪炮声仍在持续。
在兵荒马乱中熬过了忐忑的一天后,长沙海关税务司、英国人伟克非收到了湖南军政府发来的一封照会,这个今天才刚刚诞生的新政权向他提出明确要求:军政府将全面接管属地内的所有海关。
对方毕竟是军人政权,伟克非内心还是颇为忌惮的,因此连忙向上级领导、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电告了此事。
英国人安格联立刻下达指令:因中国海关关税已被指定用于抵偿外债,建议将相关税收交由总税务司或领事团保管,一律存入汇丰银行。
话虽客气,但意思却十分直白,抱歉,海关关税不能移交给军政府。与此同时,安格联不忘向英国公使朱尔典求援。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朱尔典立即代表英国政府支持了安格联的做法,并电令长沙英国领事馆,命其全力配合海关税务司或领事团的一切行动。 6park.com
![](https://p3-sign.toutiaoimg.com/tos-cn-i-6w9my0ksvp/91e56bf9feea412990a843f4270cd056~tplv-tt-origin-web:gif.jpeg?_iz=58558&from=article.pc_detail&lk3s=953192f4&x-expires=1740027939&x-signature=vtFCqJcz%2Bw8isujnUmQKnEAnz6U%3D)
△英国公使朱尔典 6park.com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湖南军政府当然也不能例外。丰厚的关税税款近在咫尺,奈何洋人紧紧攥着,就是不肯松手。
在当时,洋人的蛮横是众所周知的,军政府对此一筹莫展,反复权衡之下,军政府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继续发函:建议将税款存入大汉银行,双方都不得擅自动用。
大汉银行不就是你们中国人控制的银行嘛,这简直太可笑了!伟克非继续回函:不同意。
那以湖南军政府的名义开立账户存入汇丰银行总可以了吧,湖南军政府一退再退。
然而,湖南军政府没等来伟克非的点头同意,而是等来了各国的炮舰。
最终,海关关税还是牢牢掌握在伟克非手中,湖南军政府一分钱都动用不了。当时,同样的情况在全国各地均有发生。
革命政府拿不到关税税款,那和洋人交好了半辈子的清廷总可以吧?事实上,清廷一样拿不到一分钱。
当革命烽烟四起之初,各国列强便火速成立专门机构,以偿债和赔款的名义立刻截留各地关税。
而且,列强的操作可以说是惊呆了清廷,因为不仅南方独立地区的关税遭到了截留,就连尚在清廷实控地区的关税也一并落入了列强的口袋,上述款项均统统汇入了外国银行暂管。
朱尔典对此志得意满,在向英国政府的报告中如此写道:“中国所有口岸的海关关税现已完全置于总税务司的控制之下,以供偿付和赔款之用。”
列强的无情抽血使得南北双方本就羸弱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很快,清廷和革命政府都意识到,这仗,实在是打不下去了……
02
宣统三年(1911年)十二月,北京紫禁城。
一名太监脚步踉跄着跑进养心殿暖阁,将度支部的一封急电递到了隆裕太后的手中,而看完电报后,隆裕太后一言不发,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
自武昌起义爆发后,短短两个月,国家财政即将崩溃,正如度支大臣在电报中所说的那样:“现在时局危急,库款告罄,望太后和皇上紧急拨发内帑银,若再筹不到钱,只怕是崩盘在即了。”
然而,隆裕太后前不久刚从内帑凑银一百万两用于支持军饷,如今内帑已空,哪还有什么银钱。
但朝廷财政的困难却也是刻不容缓的。
随着各省相继独立,原本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田赋和盐税纷纷被地方截留,加上海关关税又遭列强代管,清廷收支立即入不敷出。当时,国库存银已不足六万两,堂堂一国的家底,几乎清零。
清廷没钱了,各种连锁反应立刻显现。
早在武昌起义前,清廷财政状况就已举步维艰,不得不颁布诏令,各级军官廷统一降薪40%,军队因此一片哗然,不到半年时间,革命形势风起云涌。
而到了眼下,北洋军也已三个月未发饷银,军心不稳,甚至出现了军队劫掠百姓的现象,再这样下去,不等革命军北伐,清廷必然率先爆发内乱。
火烧眉毛,清廷当然想过办法,而最先想到的便是发行公债。很快,公债方案出台,清廷拟募资三千万元,并以财政收入作为担保。
由于担心发行效果不佳,满清皇室不仅自己发内帑银大额认购,还动员亲贵大臣积极参与。只不过随着各省相继独立,清廷信用等级不断下降,实际认购者寥寥无几,东拼西凑不过募集一千两百万元。
清廷着急,作为总理大臣兼北洋掌门人的袁世凯同样心急如焚,为维持北洋庞大的军费开支,袁世凯不得不四处联络列强举债。
但此时南北局势不明,满清随时有垮台的风险,精明的洋人们当然不会盲目下注,对于清廷的借款请求大多予以拒绝。
在袁世凯的努力下,倒也有少数外国资本家愿意向清廷借款,比如法国的勾堆男爵便答应借款两万四千法郎,但出于风控考虑,一直未发放此笔款项。
袁世凯代表清廷忙前忙后,同样是一分钱没借到。
北洋在要钱,度支部在要钱,地方也在要钱,危急关头,列强也没有放弃以往债务和赔款的催收,隆裕太后别无他法,只得开始变卖家产,将盛京和热河的部分宫中器物对外抛售,用于补充军饷。
不仅如此,和明末的崇祯一样,隆裕太后也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满朝亲贵大臣的身上,期盼他们能够仗义疏财,帮助朝廷挺过难关。
但隆裕太后和崇祯的境遇也是一模一样。大厦将倾之际,树倒猢狲散,嘴上嚷嚷几声都很卖力,实际上却鲜有人愿意拿出真金白银支持朝廷,即便是最血亲的宗室也陆续逃往天津等地租界避难。
财政迅速崩溃,朝局日益艰难,正因如此,在南北议和的关键时刻,袁世凯在革命政府共和制和满清皇族君主立宪制两者之间颇感为难,遂向清廷摊牌:财政最多只够支撑半月,再不决断必将内乱。
这一头,清廷因财政危机已经山穷水尽,而另一头,南京临时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同样被糟糕的财政状况搞得焦头烂额。 6park.com
![](https://p3-sign.toutiaoimg.com/tos-cn-i-6w9my0ksvp/6fb38f56d13d4acda9c45ee7db1e96e3~tplv-tt-origin-web:gif.jpeg?_iz=58558&from=article.pc_detail&lk3s=953192f4&x-expires=1740027939&x-signature=qIh6fwe9F6Vfd5ukb58dKmOClMo%3D)
△清廷最后的话事人:隆裕太后 6park.com
03
宣统三年(1911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海外滩。
“江利轮”冲破黄浦江面上的层层薄雾,缓缓抵近海关码头。
从看到船上孙中山身影的那一刻起,迎接人群不断爆发出阵阵掌声,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所有人都在期盼着这位“中国华盛顿”的到来,渴望他能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帝制,走向共和。
当孙中山靠岸下船后,众多中外记者蜂拥而至,一名记者率先发问:“孙先生,您是否为革命军带来了急需的巨款?”
随后,孙中山充分演绎了什么叫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对此,孙中山正色直言:“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精神耳!”此话一出,无论记者还是负责迎接的革命军首脑们均被尬在当场…… 6park.com
![](https://p3-sign.toutiaoimg.com/tos-cn-i-6w9my0ksvp/06e659efc67d45caa95e8bb5490eebc3~tplv-tt-origin-web:gif.jpeg?_iz=58558&from=article.pc_detail&lk3s=953192f4&x-expires=1740027939&x-signature=gf2v9Il1Oe6pPmvhU4YQaLc9Vmo%3D)
△孙中山抵达上海海关码头照片 6park.com
事实上,这样的回答也是孙中山的无奈之举。从事革命多年,没有人比孙中山更清楚,两党之胜败,全恃财力。
早在收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孙中山最先想到的不是回国领导革命,而是立刻收拾行囊前往欧洲募资。然而,彼时中国局势走向不明,列强恪守金融中立政策,清廷借款没门,你孙中山来同样不好使。
于是,到了十二月底,白跑一趟的孙中山只得厚着脸皮回到国内,决定摸着石头过河,一边革命,一边解决钱的问题。
可是,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状况远比他预想的还要糟糕,翻开政府存银账册,用一贫如洗来形容都是轻的,以至于临时政府的设立和运转都面临极大的困难。
因此,在出任临时大总统的前一天,孙中山便急切地向自己的追随者、日本人宫崎滔天提出要求:“你如果不能保证在周内给我弄到五百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
最终,在张謇的担保下,黄兴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三十万元,方才成功组建临时政府。这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很快,孙中山便被新政府庞大的开支折腾得焦头烂额。
在临时政府的众多开支中,最核心的还是军饷。
当时,南方纸面上拥有上百万的革命军,仅南京周边便有各路人马三十余万,而各省各地之军政府更是山头林立、多如牛毛,一个个啥事不干,见天催着向南京要钱要粮。
对此,孙中山往往大笔一挥,责成秘书长胡汉民办理。某日,安徽都督孙毓绮派人前来催饷,孙中山当场批复二十万元,但等胡汉民前往财政部提款时,存银仅剩十块银元而已。
那坐拥南方半壁江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就没有努力开源过吗?
当然有!
和清廷面临同样的困境,彼时田赋、盐税两项都被地方军头们所截留,关税则被列强代管,因此,这几项最重要的财政收入都没了着落。
无独有偶,南京临时政府也想到了发行公债,为此还专门设立公债司,紧急发行公债一亿元。谁成想,临时政府比清廷还惨,最终仅募资六百三十余万元。
与此同时,民国财政总长陈锦涛积极奔走于上海十里洋场,试图向列强举债。信用贷想都别想,这一次,列强倒是给临时政府指了一条“明路”:可以拿资产办理抵押贷款,比如贵国的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是当时中国最核心的实业资产,关系中国经济的命脉,即便是清廷也从未将其抵押贷款或开放合资,可以说,轮船招商局是列强早就觊觎却未曾染指的一块肥肉。
一个是真敢提,另一个是真敢干,很快,南京内阁会议决定,拟将轮船招商局抵押给日本洋行,贷款一千万两。
消息一出,举国哗然。
招商局的股东和董事明确反对此项议案,甚至不惜与军方爆发激烈冲突。
而这件事同样引来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就连副总统黎元洪也明确表态反对,向孙中山发电劝说道:“招商局为国家之重要交通机构,若以该局为抵押让与外人,则扬子江流域交通事业悉将归于外人掌握之中,万勿因眼前之小利而轻听外人之言。”
最终,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参议院表决反对,此事未能达成。
同样的剧情还在汉冶萍公司再次上演,南京临时政府一次次将国家主权摆上货架,国人对此无不义愤填膺。
无怪乎《民声日报》等报刊纷纷进行抨击:“满清政府都不敢做的事,你们却敢悍然为之,恐怕全国人民将骂你们连满清都不如了。”
还有更夸张的,孙中山甚至一度考虑将尚未统一的东三省租借给日本人,以此来支撑革命北伐事业,但终因阻力太大而胎死腹中。
折腾半天,临时政府已然黔驴技穷,而这样的局面可当真愁坏了革命军统帅黄兴同志。
面对人数庞大且战斗力低下的百万革命军,黄兴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军队缺饷哗变的问题,以至于到了心忧吐血的地步。他曾无奈发出感叹:“南北和议如若不成,我自觉肯定无法下达作战动员令,只有割腹以谢天下了。”
显然,走到这一步,南北双方都已山穷水尽,这场内战也注定无法继续下去。因此,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调解下,双方顺理成章地坐上了谈判桌,开启了一轮又一轮的南北和谈。
和谈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袁世凯成为最大赢家。但在我看来,与其说是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倒不如说在国家深陷财政危机,举国都在寻找一个靠谱信用担保人之时,历史选择了它认为的最优选项——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