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是日本人 死为中国魂》
记日本八路——小林清
作者：小林陽吉
第五章 在《日本工农学校》学习
八路军不但没有把父亲当作敌人，而且还给他充分的自由和平等，尊重他的人格，尊重他的信仰，把他当作朋友、阶级兄弟和同志对待。八路军胶东军区政治部决定送他和其他几名原日本士兵到日本工农学校学习。

日本工农学校在革命圣地延安。他们踏上行军路途。他们以前也行过军，但路程只不过几十公里，走上一两天就完了，并不觉得有多累。而现在每天要走50余公里，从早晨走到晚间十点多钟。下了一座山，又爬上一座山。他们背着背包和行李，背包里是食品，还带着一些零用的东西，一个劲儿地行军。这次行军可以说是他到八路军里来，不！简直就是有生以来最艰苦的长途行军。
每日吃过早饭，就马上出发，途中休息也不充分，再加上午饭也吃不好，他们几个日本士兵很快就感觉累了。而保护他们的八路军战士，却总是以急行军的速度前进着，到前方宿营地去号房子。有时，他们实在走不动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也就渐渐地拉大了。
到了下午六点钟，太阳落山了，在暮色苍茫中，他们几个人都一身尘土，垂着头，一句话也不说，互相做着鬼脸，也不知是哭还是笑。走在前面的战士们做好饭，等待着后面掉队的人。他们追上来后，饿得要命，简直不能再走了，愁眉苦脸地斜靠在地下。吃饭了，大家觉得小米饭的滋味也是香喷喷的。
“这样的鸟食也能吃吗？”过去曾说过这样话的父亲，现在却连声说：“不错，不错，很香！很香！”
他用漱口缸子盛饭，连着吃了四五缸子。吃饱小米饭又精神起来，他和孟凡同志交谈着行军中难受的情景，不禁破涕为笑。饭后，孟凡同志说：“只有四五公里了，马上就到宿营地。”

于是他们又出发了，走着走着，一个钟头过去了，两个钟头过去了，似乎走出足有几十公里，但还不到宿营地。已经是夜间十点钟了，还在继续走着。最后，他们在一座山脚下的一个小村里住下了。在一间脏得要命的房子里，他们和八路军同志们躺在炕上和铺着铺草的地下。大家实在疲劳极了，刚刚躺下，就呼呼地进入了梦乡。
刚开始行军时，他们几个日本士兵感到非常疲劳，你一句我一句地说开了：“休息一下吧！”、“快点宿营吧！”当走的道路和方向有了偏差时，父亲埋怨说：“唉！怎么老是出这样的错误呢？”
总之，他们对于行军没有好感。特别是过封锁线，因为日军防守严密，暂时不能过，需要等待时机，或是在一个地方连着几天宿营时，却又感到很无聊，因为他们不能和老百姓交谈，也不能乱走动。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就又发牢骚说：“快走吧！在这样寂寞的村庄里等待，实在是讨厌死了。”
进入根据地以后，每到一个地方休息，都有许多老百姓围着他们观看，他们有的人发脾气说：“不要围在这里看！”
有时行军路过八路军驻地，八路军战士朝他们的队列笑着，父亲却感觉是嘲笑他们的。但是见了面八路军战士都热情地说：“你们辛苦了！快休息吧！”
八路军战士把好房子让给他们住，做好饭招待他们，以实际行动欢迎他们。对于这些，再糊涂的人也会感激涕零。有了觉悟后，在离开宿营地时，他们都勤快地扫院子、砍柴、担水，帮老乡做一些事。

随着觉悟的提高，父亲他们几人逐渐和保护他们的八路军同志们有了感情，也乐于和八路军同志接近了。在行军中，他们往八路军战士的背包上悄悄地放些小石头，小树枝，互相开玩笑，一起唱歌。唱歌时，还比谁唱得好。八路军拉他们唱日本歌，他们拉八路军唱中国歌。这样的生活使他们感到愉快，消除了行军中的疲劳，不断增强了他们与八路军战士之间的友谊和信任。
最后一次行军通过日军的封锁线，他们十分紧张也十分疲惫。领队的一位八路军的干部说了句:“今天真够呛！”。让父亲听到了，他立刻追问:“够呛是什么的意思？”
八路军的干部想了好一会儿，解释道，是辛苦的意思。他恍然大悟地点点头。过一会儿他又问:“你们唱的歌里有呼儿嗨吆一句，又是什么的意思？”。
八路军的干部勉为其难地解释，是高兴的意思。父亲又学到新的汉语，兴高采烈地继续行军。

到了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后，敌军工作部设“晚宴”慰劳大家。父亲和一位日本人手举酒碗，鱼贯而入，向八路军首长和干部们致辞表示谢意:“同志们，今天，你们都大大地够呛！见到你们，我们大大地呼儿嗨吆！请大家举杯，让我们一起呼儿嗨吆！”
其实，父亲说“够呛”，八路军同志心里都明白，都在那里偷笑，但是对“呼儿嗨吆”却是一时摸不着头脑，都以为这是日语。所以，那天晚上，大家都以“呼儿嗨吆”相互祝酒干杯。没想这个“呼儿嗨吆”的词义，在那天晚上达到了高峰，宴会场上气氛极其热烈。
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敌军工作部同志把父亲他们送到建立在延安宝塔山腰的日本工农学校。
日本工农学校是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领袖——野坂参三（1940年春从共产国际来到延安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化名冈野进，中国名字叫林哲)的倡议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決定，由八路军总政治部于1940年10月在延安宝塔山腰创立的，校长由野坂参三担任。

1941年5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在延安文化沟八路军大礼堂正式举行开学典礼。
在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亲笔题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
朱德总司令、傅钟、冯文彬等同志出席了开学典礼，朱德总司令作了讲话。此后，学校的教学便走向正规，各种规章制度日趋完善，并建立了一条完善的行政组织机构。
日本工农学校是一所教育、改造日本士兵的学校。最初有学员11人，到1945年8月增加到三百多人。副校长赵安博；1943年4月后，改由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李初梨兼任副校长。
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来源，以八路军在战场上俘虏的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为主，也有少数是受八路军政治攻势和俘虏政策的影响而投诚过来的敌军士兵。他们大都是被压迫被奴役的劳动人民。从职业上看，主要是工，农劳苦大众。从文化程度上看，主要是小学和高中程度，也有少数大专毕业或肄业者。如1944年5月15日，该校有学员六十九名，其中农民占15．9％，职员占13.1％，店员占7．2％，商人占5．8％，劳动者(工人)占56．5％，渔夫占1.5％。(《解放日报》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四日)
中学程度者十人，大专毕业或肄业者三人，小学程度者九人，高小程度四十七人。中学文化程度以下者占全校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日本工农学校开设的课程有：日本问题，时事问题，政治常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问题，联共(布)党史和中国话等。这些课程分别由冈野进、赵安博、王学文、李初梨、何思敬等同志任教。
学校的任务，首先对学员进行初步的思想教育，启发学员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明确战争的性质与自身的利益，在此基础上，进行革命理论的教育，转化思想，争取他们为反法西斯斗争服务。
日本工农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启发日本士兵阶级觉悟，争取思想上传化，使他们成为反侵略战争和为日本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坚强战士。
学校教育分三个阶段；父亲刚入校时，首先进行为时一个月的审査工作，看他是否有入学愿望，并考察是否具备入学资格。审査合格后，他在预科受教育两个月，后进入本科学习十个月。
学校鉴于学员们的年龄、阅历、入校时间及文化、政治水平的差异，将学员们分编为A、B、C三个不同层次的班级。以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提高教学效果。通过预科学习后，小林清分在Ａ班。Ａ班主要是新入校的学员，这一班的教师为赵安博同志，1943年以后由老学员梅田照文(香川孝志)担任。
A班的教育内容：初步了解社会主义理论，解剖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学科，彻底摧毁了小林清和学员们在日军和日本学校里学的有关的历史神话。赵安博同志讲解了日本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发展到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阶段的；还触及到人类不是神创造的，阶级和战争是怎样发生、发展、消亡的，它的必然性等问题。

听了这个讲授，父亲愤慨地说：“日本国内教的历史，是小孩子需要的，都是反动统治阶级伪造出来的。自己现在才真正弄懂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概念，弄懂了反动阶级的剥削实质和侵略本质。”
A班还设有中国语这门课，由中国同志王晓云同志任教。父亲对学中国语非常有兴趣。到新中国成立时，他的中文基本上听不出是外国人，大家都以为他是山东人。
父亲在Ａ班毕业后升到B班。B班的程度稍高一些，学员都是来到八路军一年以上的。他们学习理论上更深层次的有关帝国主义时代政治、经济的分析。教师由能流畅地讲日本话的王学文同志担任。他教授方法深入浅出，深受父亲以及学员们的欢迎。
父亲在B班毕业后升到C班。C班是由水平最高的学员组成，主要课目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个讲授，不仅学习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而且联系日本的情况和问题。由精通日本问题，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林哲（冈野进）同志亲自执教。他讲解俄国共产党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由怎样的战略、战术和准备，实现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不仅学习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而且还联系日本的情况和问题进行讨论。
除了上述学习内容，还有三个班的共同课程：中国语、常识讲座、时事问题等。时事问题课主要由冈野进（野坂参三）同志讲授。他讲课内容丰富，分析精辟，语言通俗。他联系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的崩溃，讲解社会发展的规律，说明日本东条英机法西斯内阁的必然失败。联系苏联红军胜利的消息，论述社会主义国家伟大力量的源泉等。还把修养、锻炼和“坦白运动”等内容插入讲课中。并且教导学员们如何正确地观察、思考问题，正确地分析、处理问题。学员们对时事问题课有浓厚的兴趣。

在一次讨论会上，父亲提出疑问：“现在我们都明白日本侵华战争是不正义的，为什么日本国内的工农群众不起来反对这场战争呢?”
冈野进（野坂参三）同志思考了一下后，觉得这是学员们普遍存在的疑问。
他回答说：“现在日本国内的工农群众，已经开始觉醒，起来反对战时的生活恶化。当然，日本人民的斗争，并不仅是为达到经济上的要求，还包含着反战的意义。1937年7月7日，日军向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以后，日本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在政治上进一步欺骗，经济上进一步剥削、压榨。日本工农大众从残酷的现实生活中，亲自体验到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只有家破人亡，他们不甘心坐以待毙。他们看清日本统治阶级正在强化欺骗手法，加强剥削程度，驱使他们为掠夺他国人民的财富，侵占他国人民的土地，奴役他国人民而流血牺牲。他们开始把仇恨的目光集中到日本军阀、法西斯政府身上，为自己的生命和利益正进行着坚决的反抗。”
有一位学员小泉三郎（大城盛德，后来在大连和父亲一起工作）接着问：“连国内的人民都起来斗争了，那我们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不是很快就能取得胜利吗?”
冈野进（野坂参三）同志回答：“不，还不能很快地取得胜利。第一，现在日本统治阶级的欺骗宣传还能起一些作用，还能暂时模糊日本人民对战争本质的认识。第二，军部对日本人民的不满，采取残暴的高压政策，武力解散进步组织，逮捕进步分子。第三，日本国内的经济，还没有达到完全崩溃的程度，国内人民革命斗争总爆发的条件尚未成熟。第四，日本在军事上还没有遭到盟军和中国的致命打击，还没有濒临失败。所以，日本国内人民的反抗活动直到今天，发展还是不平衡的，没有形成真正统一的反战势力。因此，现在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全体盟员，日本工农学校的全体学员，就成了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骨干和中流砥柱。你们要认识到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

每一次这样的讨论会，都使父亲和学员们得到新的收获。学校每隔一段时间，还要举行由全体师生甚至从前线归来的日人反战组织成员来参与的各类讨论会，通过自学、自讲，达到自悟、自省。
一天上午，学员们又举行座谈会，酒井站起来说：“昨天起，我才感到自己的心，是与中国人民的心相通的。我的脑瓜不能再僵硬了，我要努力学习，迎头赶上去。”
酒井的话，使在座的学员们很高兴。酒井当时已42岁，在学员中年龄最大。他来中国战场前，是日本一家工厂的工头。他性格倔强，遇到不称心的事，就瞪起眼睛大吵大闹。当了俘虏后仍一直坚持敌对的顽固态度。他刚到日本工农学校，因一点小事就以绝食威胁学校，要离开延安。他公开说：八路军的教育是“利用”。1940年11月3日“明治节”(日本国纪念日本明治天皇诞生的节日)那天，他带着五个日本士兵，爬到宝塔山顶，遥拜日本东京皇城。
现在连酒井也觉悟了，开始痛悔以前的言行，在学员中引起很大反响。特别是那五个曾随他一道遥拜的人，也开始认真读书和思索问题了。1941年10月26日，这六个人，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开幕式上，举臂宣誓参加了八路军。
学员佐藤过去深受日本军部宣传的毒害，他到日本工农学校之初，经常穿一身日本黄呢料军服，诬蔑八路军是“野蛮的共产军”，是“靠掠夺人民的小米过日子的乞丐军队”。在讲座会上，他说：“过去我诬蔑八路军，是非常荒唐的。八路军是我们的好朋友，我要认真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这以后，他穿上了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八路军军装，认真读书，改造自己的思想。后来，他被选为学校的文化娱乐干事，指挥学员们高唱《八路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

泷泽三郎发言说：“我经常听到关于劳动者、国际主义精神的讲话，但这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在开学典礼大会上体验到了。当我登上讲台，受到中国同志热烈的欢迎时，我的呼吸短促，眼眶发热。我几乎流出眼泪，我平生从未有过这样的激动。来到八路军后，中国同志从没有把我们当做俘虏，可是俘虏这个观念却像恶魔似地盘踞在我的脑海里，我被这个恶魔苦恼着，使我忧郁，不断叹息。但昨晚，这恶魔竟然离开了我，我再也不觉得自己是个俘虏，而是被中国同志所欢迎的嘉宾了。”
这天夜晚，他在校部的窑洞前徘徊了很久。最后，他鼓起勇气走进去，把一张纸条递给学校的负责同志。他在纸条上写着：他本来有一兄三妹，在填表时没有写；他本来住在神户某区的第三町目，在表上写成第四町目；他本来在大学只念了一年，却写已经大学毕业。
一切课程都举行讨论会。讨论不限于教课内容，还要讨论怎样正确地把握、领会问题，如何应用于实际，尽力避免陷入教条主义。
日本工农学校学员，还和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学校的学员，建立一对一的朋友关系。他们不仅相互学习语言，而且学习对方国家人民的思维方法、感情、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
小林清和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学校学员李振中（解放后是天津调查部副部长）结成一对一朋友关系。通过和中国同志的交往，父亲的中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随着学员们思想觉悟、理论水平的提高，教育内容也逐步由浅至深。到1942年，仅日本问题一门课程，就增设25个具体讲座。这些讲座涉及日本深层次的现实矛盾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与轴心国两大阵线交战的症结所在，日本士兵在战争中的切身命运及前途等。
上课时，教师一般都用日语讲授，而在讨论时，学员必须讲中国话。父亲的中文水平虽说有很大提高，但是涉及到复杂的深层次理论问题，用中国话讲得不很明白，只好用一半生硬的中国话，其中夹杂着日语参加讨论。
日本工农学校的教育宗旨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贯彻中国共产党俘虏政策的精神，通过在政治上、物质上的优待和思想上的教育转化，达到学员立场世界观根本转变的目的。
为使日本士兵思想上得到醒悟，就首先必须消除他们对八路军的敌对情绪，才有可能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逐步达到思想转变。敌我双方，在政治上的接近，往往总是由感情上的接近开始，有了感情上的某种程度的融洽和谅解，就为政治上的接近奠定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对他们再进行系统的宣传教育，使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得到提高，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从而达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在教育、改造日本士兵的过程中，始终遵循着这一原则。

首先，在精神上，尊重其人格和信仰，不设高墙卫哨，不使用体罚、打骂等强制和压服的方法管理学生，而是用赤诚的阶级友谊，以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消除法西斯思想的毒素，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国人民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反动成见，逐渐地把其民族自尊心引向正确的方向。
其次，在物质生活上，给以优厚待遇。当时，八路军自己的月津贴分为五等，即；士兵一元五角，排级干部两元，连级干部三元，营团级干部四元，师级以上干部包括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均为五元。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按连级干部供给，即每月三元。
父亲属于日本工农学校新来的学员，给予特殊优待：第一月份发给津贴5元，被毡都是新的，毛巾及肥皂各一条，牙刷一把，牙粉及烟各一包，旱烟袋一根，碗筷各一份，单衣单裤、衬衣衬裤各一套，鞋袜各一双。以后每隔四个月，每人补充牙刷一把，毛巾一条，肥皂两块，烟草二斤，鞋袜各一双。
从政治和集体生活上，也给他们以充分的民主自由。例如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举行第二届参议会时，要从日本工农学校、敌军工作干部学校、鲁迅艺术学院及抗日军政大学四校推选出的三名候补人中，选举一人为边区参议会议员。选举结果，鲁艺的周扬同志当选，日本工农学校和敌军工作干部学校的候补人森健（吉積清）名列第二。但陕甘宁边区依据“三三制”原则，作为特例，吸收森健为边区参议员。
同时，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中小路静男（中村善太郎）也当选为延安市参议会议员。他们直接参与民主政府的工作，并有权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之政务人员。
在对学生的管理上，学校采取一切学生的学习生活、课外活动，皆由学生自治的原则，校方只站在领导与帮助的地位，使学生们充分呼吸着民主的空气。学校设有学员自己推选的学生会组织，学生会根据学生的具体情況组织，管理学生，开展各种政治、文娱活动。这不仅激发和调动了学员的兴趣和热情，而且使学员的生活充满民主，愉快的气氛，促进了他们的学习和思想转变。
在学员思想得到一定转化后，1942年秋，学校又提拔部分学员直接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如中小路静男（中村善太郎）和大山光义被任命为学生正、副队长。森健（吉積清）、杉本一夫（前田光繁）被任命为正、副政治干事，茂田江纯与梅田照文（香川孝志）被任命为正、副教育干事。1943年，又提拔森健（吉積清）为教务主任。森健1944年被派往一二〇师担任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晋西北支部支部长，教务主任职务由高山进接替。

当时，在整个陕甘宁边区财经困难的形势下，日本工农学校的生活供给，不仅有保障，而且相对于八路军总部和政府其他部门的生活更优越。
在延安，部队、政府机关、学校都实行供给制。边区政府制定的供给标准共分10类40余种。在延安的日本、美国、苏联、朝鲜等外国友人被列为第一类。日本学员也被视为外籍朋友对待，供给每人每月大米15斤、面粉15斤、猪肉3斤、蔬菜30斤。
此外，学校还特别供应每人每月猪肉2.5斤，另加优待面粉每人每月10斤。逢年过节或遇到日本的重要节日，由供应机关批准发给一定的会餐费。
学员的主食，原来是小米，后来改为白面。一日三餐都有肉，早晚餐有二三个菜。星期六晚餐，有时加菜，还有各类边区自产的白酒。
最热闹的是每星期一次学员们自己动手包饺子。从厨房领来面和馅，大家七手八脚地抢着干，不是把饺子皮弄破了，就是把馅放得太多包不起来了，即使包好了放在锅里一煮，也全破了。在中国同志的帮助、指导下，过了一段时间，父亲才慢慢地掌握了包饺子的要领。
父亲在延安时，居住的地方很有意思。这里的人由于土质、气候等关系都住窑洞。不仅本地居民，连军队、机关、学校的人员，也几乎都住在窑洞里。他们日本工农学校的窑洞，是在宝塔山一个绝壁的侧面，往山里挖进宽2.5米、深4.5米左右的洞。五六个学员住一孔，就在这里生活。他们的窑洞六个一排，面向南面的旧市区。最大的窑洞，是教室、图书馆。
窑洞的入口，是像日本障子似的白木门，安全问题是不用担心的。窑洞冬暖夏凉，冬天用陶盆烧木炭取暖，也不怎么怕日机轰炸。他们住的窑洞没有电灯，这个时期，连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窑洞也没有电灯。他们在器皿里放入灯油，拿细棉线捻成灯芯，用油灯照明。一到晚上，五六个学员，围着这小小的灯火，辛勤地学习着，热烈地讨论着。有时，没有油了，在黑暗中也能讨论。
日本工农学校的教员，大部分住在校外。校长冈野进（野坂参三）住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机关，离校较远。但他一直风雨无阻，坚持来学校处理校务，给学员们上课，参加学员们的讨论会。学员们经常把自己想不明白的问题，提出来和他讨论。

学员们的思想转变，不仅表现在口头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他们和八路军一起，在前方和后方，积极从事瓦解日军的各种工作，宣传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揭露日军暴行，鼓励日军士兵向八路军投诚，在瓦解日军的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日本工农学校教育，争取了一大批日本士兵的转变，并通过他们的反对侵略战争和瓦解日军等各种宣传和活动，争取了大批日军士兵脱离反动军队，进入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战斗行列，形成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从而加速了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
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们毕业后，分赴各个抗日根据地进行抗日工作，有的直赴前线。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培养在华日本人反战人才的摇篮。1944年春季后，八路军、新四军相当一部分对日军的工作都由学校的学员担负。以这所学校为主体而组织起来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解放联盟，成为帮助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抗日战争的坚强的一翼。
1945年9月初，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结束了其历史使命，大部分人员奔赴东北、华北、华中战场，帮助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伪投降，尔后回国。有些人一直留在了中国，有些还参加了解放战争。
日本工农学校不仅争取了一支反战力量，巩固、扩大了国际革命统一战线，而且培养了一批为日本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革命干部。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上写下光彩夺目一页。它将大批深受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的顽固战俘，教育、改造成坚强的革命战士。这不仅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无此先例，堪称伟大的创举。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创立，在东方人民的解放史上揭开崭新的一页，给东方受压迫受奴役的民族以极大鼓舞，并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使他们懂得了要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争取本民族的尽快解放，就必须联合日本的工农群众，结成牢固的革命统一战线。同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谋求人类的最后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和国际主义的立场。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不仅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而且对于广泛建立统一陣线，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加快革命步伐，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日本工农学校根据山东军区反战同盟的需要，分配父亲和两名学员回山东开展工作，进一步加强胶东根据地的反战同盟工作。
在临行前的日子里，父亲一遍又一遍地仰望着巍峨的宝塔山。越是临近出发的时刻，他那难舍难分的依恋心情，就越是不能平静。是在日本工农学校的学习生活使他的思想和立场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使他深深地相信，这场战争的最终结局是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必败，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正义事业必胜。
他是多么急切地盼望着这一天能早日到来呀！生他养他的故乡啊，他日日夜夜都在深深地怀念着！他相信，投入故乡那温暖怀抱里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因为，日本工农学校赋予他新的信仰和希望，给了他无穷的勇气和力量。

他们告别了校长冈野进（野坂参三）和朝夕相处的同学们以及中国的同志们，踏上了重返山东的归途。啊！再见了，宝塔山！再见了！
从延安到山东，再从山东军区的沂蒙山根据地到胶东，必须从日本军队严密封锁的胶县和高密县中间越过胶济铁路。胶济铁路是敌人重兵把守的要道，在这一段地区，敌人沿着铁路线两侧每隔不远就设一个碉堡，彼此呼应。他们只能从两个碉堡中间穿过去。
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浓烟似的夜雾笼罩着大地。半夜十二点钟以后，他们悄悄地出发了。这个时候正是敌人哨兵最容易发困，打瞌睡的时候。
他们刚接近铁路线，从前面侦察回来的交通员，向担任护送任务的张排长报告情况，张排长立即领着他们在一块洼地中隐蔽好。
这时，从远处传来“轰隆、轰隆”的声响。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近，接着一道耀眼的灯光像一把利剑，穿透了平原上的夜雾。灯光起处，只见一个黑色的怪物——日军的装甲巡道车，“轰隆，轰隆”地开过来。
他们一动不动地紧贴着地面趴着，身体感到大地都在微微颤动。装甲车气势汹汹地用探照灯四下乱照着，向前急驶而去，转眼消失在远处的黑暗中。大家松了口气，站起来轻轻地向前，迅速地穿过铁道线。
铁路两侧的村庄、田野和碉堡都被黑暗吞噬了，只有伸向远方的两条铁轨像两条蜿蜒前伸的长蛇，发出两缕淡淡的白光。他们一个紧跟着一个，没有一点儿声响地快步向前跑去。负责护送他们的张排长最担心驮东西的毛驴发出叫声，尽管五匹毛驴的蹄子早在出发前就用草包裹好，料袋挂在驴嘴上，但张排长仍放心不下，不断叮嘱牵牲口的战士要小心，千万不能大意。他跟在毛驴身边，以防万一。

走在前面的部队刚越过了铁路，临近村庄时，突然狗吠起来，引起队伍中毛驴的共鸣。他们赶紧把毛驴的嘴塞住，但是已经发出了声响。碉堡里的敌人哨兵听见了，喊起话来：“什么人？干什么的?”紧接着就是一排子弹扫射过来。
这时，父亲和十几名同志被封锁住，没能冲过铁路。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铁路边尽是碎石子，无论怎么小心，还是发出了响声。敌人碉堡里的探照灯和枪弹同时射了过来，被堵着嘴的毛驴早已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惊了，一边愤怒的吼叫着，一边狂奔乱跳地在探照灯光的照射下跑散了。他们紧紧贴在路基下面黑暗处，一动不动地隐蔽着。枪弹声，驴叫声，狗吠声搅在一起，打破了深夜的寂静。
过了一会儿，随着驴叫声的消失，狗吠也停了，敌人的枪声也稀疏下来。他们赶紧试探着匍匐前进，敌人的枪声刚一停顿，他们便一跃而起，在战士们的保护下，连奔带跑地冲过了铁道。

当父亲和前面的同志会合时，已经离开了危险地区。检查队伍人数，有一名八路军战士负伤了。反战同盟中除了近视眼的吉尾次郎跌倒摔伤以外，其他同志全都安全无恙。
到达胶东五支队司令部后，他们对这次行军作了总结。反战同盟的全体同志，深深为一路上八路军战士对他们舍生忘死的保护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所感动。这次行动，他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他们更加倍敬佩八路军同志们的高尚品质。他们决心在今后的反战工作更加倍努力工作，用实际行动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来报答八路军对他们的关心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