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后如何变成了苏共中央国际部。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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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这样一个系列文章，作者旁征博引，以苏共高层人事政策为主线，用风趣的语言，实证的描述了苏联特别是苏共高层的人事和政策的变动及其起源。 6park.com
殊途同归，从侧面证实了“由封建而资本主义是美西欧，由封建而社会主义是苏东欧，百代秦制是中国”。也即中国和中共的问题，不是马恩的理论本身造成的，甚至于谈不上是列宁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只是中国特色的集权主义。 6park.com
简化很多之后，可以认为在中国，封建的代表是周制，集权的代表是秦制。2200年来，秦制不断增补修缮，但本质是集权没有变化。以前看到别的网友说得好，人治，法治，法制的核心区别是是否有法和制定法律的权力是否在法内。 6park.com
苏联有各种问题，但从列斯之后，基本在法治的范围内平衡，可能会走回头路，但最高领导人绝不是一言九鼎，高层也没有了肉体消灭。甚至于从列斯时期，就保有和发展了远比中国更多的技术和科学成分，可能来自于比较高的文化基础和更温和的宗教基础，又或者是残酷的生存压力和天赐的领袖短命。比如说，斯大林2次中风后，相较于之前已经基本属于躺平，主要精力去完成理论巨著，以期盼青史留名；他如果像毛一样得了不治的渐冻症而不自知，不断的神经质般的测试和清洗所有试图染指最高权力的人和集体，逼迫所有人反复誓死效忠，苏联会不会还有四夫的努力续命成功，苏联人民可能早就不忍了。 6park.com
研究苏联，对于研究苏东欧和同期中国有极大的裨益，特别是从49年以来，中国所谓马恩列斯和各种社会主义进展旗袍下藏着的集权主义本质，本质与马恩列斯不同。从改革和科技发展的角度，不断完善和加强中央集权控制，走了一条和马恩列斯完全不一样的道路。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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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苏联外交部的规定，派驻国外的外交官在同一国家工作不得超过10年。除了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是唯一特例外，其他人必须遵守，舍甫琴科也不例外。这时，舍甫琴科的好运又来了。
1969年后，勃列日涅夫倚重葛罗米柯，全力推行对西方国家的外交缓和战略。葛罗米柯也需要网罗人才。他发现，舍甫琴科在联合国工作近十年，对西方的情况比较了解；大学和研究生专业又是裁军问题，符合当前搞缓和的需要；再加上与自己的儿子是同学，用熟人也比较放心。于是，葛罗米柯在1969年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征求了舍甫琴科的意见，希望他担任自己的顾问。舍甫琴科二话没说，答应了。
这次征求意见是私下的，没进入组织程序，没有太多人知道。1970年4月，舍甫琴科回国，还没返回外交部述职，就接到了苏共中央国际部的电话。电话里说，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国际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同志有急事要见他。

波诺马廖夫

那么，这个苏共中央国际部是个什么单位？波诺马廖夫又是一位什么样的领导同志？他为啥要找舍甫琴科？回答这些问题，就不得不提到苏联外交官们的第二大烦心事。这个烦心事，来源于和克格勃一样亦敌亦友的苏共中央国际部。
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遇到了一个所有普通人都会遇到的难题——怎样面对理想与现实。这是人生在世最难处理的关系。踏入社会之前，我们或许会憧憬：如何造福社会，如何服务公益，甚至是如何改造国家，如何为民众创造幸福生活。而真正踏入社会之后，我们想得更多的却是找份好工作、赚钱、买房、购车、结婚、生子，然后每天去为柴米油盐酱醋茶、水表电表煤气表操心。
不要觉得前者唱高调，也不要觉得后者很俗气，这些是每个人必然的人生经历，谁都躲不掉。布尔什维克的理想是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和解放全人类，即掀起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布尔什维克要面对的现实是如何在俄国站稳脚跟，巩固执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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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月革命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克里姆林宫始终纠结于这个矛盾，到底是掀起世界革命呢，还是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针对这一世纪难题，布尔什维克意识到，对外交往不可避免，外交部还是要继续营业；输出革命的任务也要抓起来，便在1919年3月成立了共产国际。从此，苏联外交部负责现实问题，致力避免战争，吸引国外资金技术，加强文化交流。共产国际负责实现理想问题，鼓舞世界革命。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一直沿用一条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口号，叫做“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这句话有很长的引申义。它建立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之上，因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掌握着最先进的生产力，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遭受着剥削与压迫，他们存在着联合起来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自觉。因此，只有掌权的资产阶级政府才会煽动所谓的民族利益，欺骗本国的无产阶级投入到对外战争中去。
好在革命口号里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革命斗争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讲究策略”。如果说共产国际负责“坚持原则”，那么外交部则负责“讲究策略”。外交部的同志要考虑国家的形势和人民的需要。帝国主义国家就是再邪恶，外交部也要和他们拉关系，做交易，签合同，互派留学生，要不怎么促进国内的建设与发展？至于维护国家利益，只要有强大的国防部长在，外交部长大可收放自如，挺直腰板去谈判。
教条主义者认为，革命导师说过的话必须奉为圭臬，谁都不许篡改。于是，一些人专门从教条主义出发，罔顾国家现状和形势特征，一味叫嚣所谓的革命义务。

契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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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当苏俄内部有人想借十月革命的“大好形势”，罔顾国内经济困难、掀起世界革命的时候，时任外交部长契切林（此人是策划外蒙独立的元凶）在1922年一举打破西方封锁，与德国建交，随后几年又与欧洲几个主要国家建交，加入国际联盟，全面提升了苏联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敢于背负骂名，对抗革命教条，为苏联拓展国家利益空间的外交部长不只契切林一位。截至二战爆发前，苏联还有一位有名的外交部长，名叫李维诺夫。在他任内，经过艰难的外交谈判，苏美两国在1933年建交，彻底打破了十月革命之后两国政府16年的外交坚冰，为苏美两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外交蜜月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契切林和李维诺夫分别是苏联的第二任和第三任外交部长，二人执掌苏联外交部的时间合计21年。尽管他们培养出来的同事、部下与学生被党内几次政治运动清洗得干干净净，但是，敢于承担责任，敢于突破教条，敢于向党中央建言献策，敢于和西方国家接触、谈判的优良传统却在外交部内传承下来。虽然，他们要冒着被按上“通敌”“卖国”“俄奸”罪名的风险，甚至可能被清洗。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共产国际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革命运动，在发起世界革命的同时，不忘维护苏联国家利益。1943年5月，斯大林根据卫国战争的需要，把理想让位于现实，解散了共产国际。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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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留下了巨大的遗产，包括通信联络、情报交流、出版宣传、国际党校等事务性机构，斯大林认为它们还有可利用价值，于1944年7月命令在中央书记处成立国际情报部，继续从事共产国际当年的工作。
1945年，苏联取得卫国战争胜利，国际情报部更名为对外政策部。1945年至1947年，“列宁格勒派”的日丹诺夫在高层风头正盛，与二战时期在世界各国扬名立万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产生了争夺国家二号人物权力的矛盾。
1946年4月，日丹诺夫任命苏斯洛夫担任对外政策部部长，希望他能把对外交事务的管理权从外交部夺过来，架空莫洛托夫的权力基础。苏斯洛夫上任后，把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的工作搞得有模有样，和外交部展开了权力争夺战。
从此以后，苏斯洛夫终生领导与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联络工作，从负责这项工作的中央委员会部长，逐步晋升为负责这项工作的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
1948年，日丹诺夫去世，莫洛托夫失势，马林科夫权力上升。失去高层人物支持的苏斯洛夫受到波及，对外政策部的职能也被削弱，于当年7月更名为对外关系部，又于1949年4月更名为对外政策委员会。由波诺马廖夫出任第一副委员长。
波诺马廖夫全名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诺马廖夫，1905年出生于帝俄梁赞省扎莱斯克市，1926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进入中央宣传部工作，此后一直从事意识形态工作。据几位不同的苏联政治人物回忆，波诺马廖夫在马列理论和文字写作方面也是个天才。
1928年，波诺马廖夫进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这个“红色教授学院”表面上专职培养人文社科理论人才，实际上在列宁逝世后，成为斯大林一派批判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派的思想斗争策源地，直接奏响了后来“大清洗”的前奏曲。想必波诺马廖夫在上述批判运动中功劳不小，竟在1932年毕业时原地担任“红色教授学院”副院长。
1934年，波诺马廖夫转任莫斯科州委党史研究所所长。1937年，波诺马廖夫进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开始接触苏共对外联络工作。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38岁的波诺马廖夫失去实职工作岗位，辗转多个部门，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和党际联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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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9月，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的倡议下，苏联、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意大利等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波兰举行会议，成立了旨在加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合作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情报局设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
铁托的本意是想恢复第三国际，遭到斯大林等人反对后，就退而求其次，成立了这个情报局。情报局效仿第三国际，主要任务是交流革命经验，必要时在协商的基础上协调各个党的活动。情报局成立以后，随即创办机关刊物《为了永久和平和人民民主主义》。随后，波诺马廖夫同志奉调担任这家刊物的主编。
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破裂。1949年4月，苏共中央对外关系部更名为对外政策委员会，波诺马廖夫被任命为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对外政策委员会组织了对南共领袖铁托的批判。波诺马廖夫的文笔优势再次得到发挥。十年后，苏共与中共交恶，波诺马廖夫驾轻就熟，在苏斯洛夫的领导下，与安德罗波夫一道，与中共“十年论战”。
1952年，对外政策委员会改名为“外国共产党联络委员会”，1953年，又改名为“外国共产党联络部”。1954年，波诺马廖夫担任外联部部长。
1957年，赫鲁晓夫对外联部有了自己的想法，将其一分为二，成立“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联络部”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络部”，分别由安德罗波夫和波诺马廖夫担任部长。在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两人双双荣升中央书记。
赫鲁晓夫作出这样的人事安排，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安德罗波夫在匈牙利事件中展现出耀眼的改革意识，让他负责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联络工作，有利于号召他们和苏联一起破除斯大林主义，推动本国改革；波诺马廖夫是公认的苏斯洛夫同类人，思想相对保守，让他负责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的联络工作，有利于鼓动他们发起革命，创造条件夺取政权。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各种被赫鲁晓夫拆开的机构重新走向合并，对外联络部成为其中之一。1967年，安德罗波夫调任克格勃主席后，波诺马廖夫开始执掌新成立的、合并了两个联络部的苏共中央国际部，全面负责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鼓舞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


然而，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苏联外交的主旋律是缓和，不是掀起世界革命。苏联外交界唱主角的是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及其领导下的外交部。面对这一现实，波诺马廖夫仍然坚持理想，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世界革命满怀信心和使命感，坚决要把事业推行下去。在苏斯洛夫的支持下，波诺马廖夫着重对亚非拉一些国家的亲苏政党展开密切联络，予以经济和军事援助，鼓舞他们共同的世界革命。
掀起世界革命需要外交人才，缺人才咋办？波诺马廖夫想到的是去外交部挖。1970年，舍甫琴科回国，波诺马廖夫邀请他来苏共中央国际部，并对他封官许愿。舍甫琴科既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而是托词要向自己的上司葛罗米柯请示。波诺马廖夫是中央书记，舍甫琴科不敢得罪。
舍甫琴科不喜欢苏共中央国际部大谈世界革命的作风，内心深处更愿意从事外交部的缓和战略。更何况，葛罗米柯已经邀请他担任外交部长顾问。给大领导当秘书，还怕没有似锦前程？ 6park.com
后来，葛罗米柯听了舍甫琴科的汇报，冷冷地问他怎么考虑。舍甫琴科回答说愿意留在外交部，并对葛罗米柯的聘任身怀感激。葛罗米柯听罢，当场就拨通波诺马廖夫的电话，明确告诫他，以后别再挖外交部的墙角。
从1970年起，舍甫琴科跟随着葛罗米柯，开始了对西方缓和的各项工作。他们克服了党内各种强硬势力的干扰，包括来自军方的压力和来自苏共中央国际部的抵触，终于在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在尼克松总统任内将苏美关系推向缓和。他们为此也付出了代价。葛罗米柯和外交部的其他几位领导、包括舍甫琴科等人，被党内一些势力扣上了“亲美派”的帽子。
没办法，在苏联这样的国家，想做好一件事，推动一项正确的事业，总会有另一些人在旁边说坏话、唱高调、抛冷眼、看笑话。但是，你要指望这些人为国家和人民做一些真正有益的事，那就绝无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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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勃列日涅夫是一位比较讲义气的领导，不是那种功劳归自己，过错归手下，部下受到攻击就躲到一边的人。勃列日涅夫力挺葛罗米柯，1973年还擢升他为政治局委员，参与党和国家最高决策。
一般情况下，秘书在领导身边干个两三年，就该外放主政一方。外交部情况特殊，若想重点培养，就必须积攒充分的异国人脉，只有外派去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才能丰富履历，为以后担任更高的外交职务奠定基础。葛罗米柯和多勃雷宁的成长道路皆如此。
以舍甫琴科的工作经历，若去当大使略显资历不足，难以服众，想培养他必须另谋别处。1972年，在葛罗米柯的建议和推荐下，舍甫琴科被联合国任命为副秘书长。

贴主:iiws于2025_01_17 23:19:09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