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大跃进”，那叫一个轰轰烈烈、热火朝天，但它很快就因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受到了惩罚，各种问题接踵而至。周总理等一线“指挥”忧心忡忡，毛主席也对其中一些问题有了察觉，并进行了纠正。

1959年6月13日，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一场政治局会议上，他与周总理、李富春达成一致意见：认为“大跃进”的主要问题，在于对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视不够。
毛主席说：“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横直是一样，就是高炉、平炉、小高炉、小转炉，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是没有顾到。”最后他还总结了一句：“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会转弯。”
毛主席也承认，自己碰了钉子才转弯。为了尽快完成共同“转弯”，为了尽可能肃清这一系列相关问题，他提出召开扩大会议，把核心人物统统叫到庐山开会，统一想法。
后世著名的庐山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从汉口到九江的轮船上（庐山在九江），毛主席确定将要在庐山上开会讨论的问题，形势、任务、体制、食堂等，共有十九个。

开会前，毛主席与还在北京的周总理通了电话，说：“这次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要适当注意休息。”他们都觉得现在大部分人有些头脑发热，应该冷静下来读点书、“进修”一下。
对于即将开始的庐山会议，周总理是抱着能解决问题的极大希望和兴奋的心情参加的。在此之前，因他多次提出反“冒进”，遭到了不少公开且严厉的批评，他的心情十分苦闷和矛盾。
刚上山，会议开得很轻松，就形势和任务两方面，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的人对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尖锐批评，但气氛依旧很好。白天学习、讨论，晚上听戏、跳舞、看电影。这样的会，难怪被人称为“神仙会”。
周总理将一封前不久，浙江一生产队长写给毛主席的“告状信”——农村存在的不实事求是、不因地制宜、搞浮夸、瞎指挥等恶劣作风，发放给与会人员。这为反“左”开了好头，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不同于周总理的温和、渐进，彭总的态度和做法略显激烈，七天发言七次；据说他说的许多话，连负责记录的秘书人员都“手指发抖”。后来邓公说：“彭总的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当的地方。”胡乔木也这样认为：“彭总用那种态度提意见，确有不妥之处。当面心平气和地讲，不用赌气地说和做，情况也许不同。”
当时毛主席对此没什么激烈的反应，只是说需要统一思想，并概括形势：“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有的人可能不认可这份成绩，但你只要想想这个国家前后经历近80年战争，到49年时千疮百孔、要什么没什么、什么都缺，就能理解当时成绩为什么是伟大的。
谁也没想到，这场循序渐进、慢慢改错的“神仙会”，会因彭总的一封长信，变得面目全非。庐山会议本该在7月15日结束，14日傍晚，毛主席突然收到彭总的一封信。一开始，包括周总理在内的绝大部分人，都觉得这封信没什么，在明里暗里表态支持。

毛主席看过信后，一方面表示理解，觉得这是正常现象，有意见可以讨论；另一方面他不愿给人们“泼冷水”，觉得这样的热情和形势一旦受挫就将一去不复返——当时他也已经在进行局部纠正。
周总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已经是在很后面了。之后，陷入两难的周总理，被迫进入“半隐身”状态，有说话，但不多，都是些不痛不痒的。在此期间，毛主席批评了他人，也作了自我批评。
当时问题已经严重到跟陈独秀、李立三、王明、“高饶”的路线并列地步，为了顾全大局、尽可能保护他人，彭总承认了一些“问题”、揽过了一些“头衔”。对此，他在《自述》中说“我只能毁灭自己”。

这些种种，笔者作为后来者、旁观者，只能说“读史不能纠结是非，要读懂人心，要知其所以然”，各有立场、各有性格、各有感觉、各有理解，不能从简单的是非对错来判断这些。1959年这个时间点，有一个令人值得深思的地方：我们即将跟苏联闹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