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两个罪魁祸首，一个是王明，一个则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所谓顾问--李德：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调集50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废弃了过去几次反“围剿”斗争中采取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战胜敌人，并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11月下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非但没有能够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困战于敌军的主力和层层堡垒之间，遭受重大损失，陷于被动处境。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踏上了艰辛的长征之路

“围剿”与反“围剿”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敌我双方的主要斗争形式。国民党从１９３０年１２月开始，对革命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妄图消灭红军，摧毁革命根据地。  
    前四次的反“围剿”斗争，在毛泽东正确军事思想指导下，均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破坏，致使红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１９３３年９月底，蒋介石集中一百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其中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有５０万人。这次“围剿”，敌人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方针。此时，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战争。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秦邦宪）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而李德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种正规阵地战的经验，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他们反对“诱敌深入”，命令红军全线出击，企图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使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１９３４年１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点。“左”倾冒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只能继续执行前一段的错误战略战术，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的进攻面前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４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左”倾错误领导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调集红军主力同敌人“决战”。经过１８天的血战，部队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７月，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又兵分六路，全线防御。１０月初，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１０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８．６万多人撤离中央苏区，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这便是长征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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