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大战略思潮的变迁
历史上，美国一直是有其国家大战略的，称为美国大战略（American Grand Strategy或America’s Grand Strategy），美西方学者中有很多书籍和文章讨论这个问题。
大战略不同于常规战略，按照通常的理解，大战略是一个国家或实体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使其能力与其愿望相一致的一个蓝图；它代表了一种整合国家资源、政策和行动，在一个全景的视野中运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和文化等多种权力工具的艺术。
所以，它会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具有至少是几十年甚至百年的长期远景和目标；
2）达成目标的步骤被分成多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依赖不同的资源；
3）通过不断适应现实环境并超越当下冲突或危机的方式实现最终目标。
在美国，所谓美国大战略可以看成是由思想和行动两个部分组成的。前者是长久地存在于该国起主导作用的统治集团头脑当中的一种包含了宏大蓝图、长远目标和可行步骤的，并在不断变化的现实环境中不断修正的战略思想，后者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通过精心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外交战略和经济战略等对外公开的纲领加以推进的具体行动。
回顾二战后的历史，可以确认如下几个基本事实：
1）在二战后的美国统治集团当中一直存在着带有宏大蓝图、长远目标和可行步骤的大战略思想。这些大战略思想虽然有着西方思想史上的深远渊源，但在美国却并非稳定不变，而是在多种现实因素影响下不断发生变化，由此导致美国的大战略也不断发生变化。
2）影响美国大战略形成的重要因素有美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变化，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美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等，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并此消彼长，表现在美国的大战略的形成上，有时某一方面因素起主要作用，有时另一方面因素起主要作用。
3）二战后美国通过遏制战略在没有直接冲突的情况下有效抵制了苏联的影响，并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被认为是大战略的一次成功。而在越南战争中，尽管拥有巨大的军事优势，却由于缺乏整合政治和社会层面的连贯大战略，行动步骤连连脱节，最终耻辱地撤军，被认为是大战略的一次失败。
4）美国大战略特有的思维方式，以及美国从历史上所吸收的大战略经验教训，在美国统治集团中形成了“以己度人”的心理定式，会不自觉地认定美国的对手国家必定也有与美国相匹敌的大战略。这是导致美国很难与其他大国之间建立战略互信和合作共赢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战略学界的相关讨论
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美国在其早期殖民征服历史上就逐渐形成了“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国天命论”（Manifest Destiny）“盎格鲁-美利坚建制”（The Anglo-American Establishment）等特殊观念，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综合国力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连续上升，两方面因素共同推动了美国大战略思想的兴起，以建构美国全球首要地位为终极目标的某种霸权主义（Primacism）大战略也顺势形成，并一直长盛不衰。
但是美国大战略的实施毕竟不是战略家们的一厢情愿，当美国所推行的霸权战略在国际上遭遇多方挑战，在国内又因资源不足造成国力透支时，就出现了大战略实施成本过高、目标与手段严重不匹配的问题，美国大战略的修正和调整也就势在必行。
在美国国内，精英与公众在重大意见上日益脱节甚至相互对立的问题由来已久，一旦出现相当大一部分公众因自身利益严重受损而掀起反对浪潮，精英方面也不得不做出反应，这就促成了在一个更宽的政治光谱上的另外一些大战略的形成——从完全放弃全球霸权目标的孤立主义（Isolationism），到认为美国应对自身力量使用有所节制的约束主义（Restrainism），再到主张美国只需要对抗世界上最主要几个对手的优先主义（Prioritism）等等。
顽固坚持霸权主义大战略的一派，通常会突出强调美国霸权区别于历史上其他霸权国家的主要特点，包括在整个战后时代对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超强控制力。
20世纪90年代冷战的结束和美国随之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一巨大胜利，更是被这一派认定为美国大战略的成功案例，当作其霸权主义大战略主张的合理性依据。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这一派继续沉浸在利用美国的超强实力和首要地位建立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新世界秩序的宏伟蓝图当中，尽管期间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反恐战争的挫折，但他们相信美国的实力并未衰落，主导地位也未削弱，短时期内的危机都将在大战略的推进中得到化解。
表现在这个时期美西方的大战略思潮中，就是霸权主义大战略仍是这一派学者们讨论的主要内容。
在2014年出版的《大国和平与美国的首要地位：国际新秩序的起源与未来》（ J. Baron, Great Power Peace and American Primacy: The Origins and Future of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Palgrave Macmillan, 2014）一书中，作者认为美国对于国际社会的超强控制力主要体现在军事、金融、资源、产业、思想和国际制度六大方面。通过这六个方面的共同作用，美国霸权实现了重要的“制度性进化”，构成了一个新型的、制度性的国际权力体系。
作者认为，正是这种制度性权力体系，在过去的50年里维持了大国间的和平。但是，作者承认，这个权力体系所面临的挑战，以及自身的维持成本，也都越来越大。一方面，进入21世纪，美国的霸权大战略遭遇到来自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科技等多方面的挑战；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的诸多制度性缺陷进一步展露，如政治极化、中产阶级塌陷、社会失序、价值迷失等，导致美国的制度性权力持续减弱，以制度性权力为核心的全球霸权秩序也受到各方面的质疑。
作者还指出，美国的全球霸权很难再呈现20世纪90年代的巅峰时刻，未来的国际秩序将长期陷入一种相对动荡和不安的时期。美国当前面临着如何管理中国的崛起并确保自己的领导角色，以及如何维护当前的和平状态。
由于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全球霸权的挑战是一个无法忽视也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因此，在更具现实主义态度的学者们当中，围绕美国霸权大战略是否可行的争论，便转向了这种大战略的实施成本的问题上。其中的逻辑是：如果维持成本并不过高，或者至少是可以接受，那么美国还是应该继续维持甚至进一步发展这种终将会给美国带来巨大利益的全球霸权战略；但如果随着外部的挑战日趋严重，挑战者日趋强大，国内的危机也日益加深加重，导致美国的相对权力滑落严重，那么，美国就必须要放弃实施霸权大战略的企图，转向其它可以为美国带来利益的大战略。
在2018年出版的《低成本维持霸权：美国的大战略》（Harvey M. Sapolsky, Hoping Primacy Stays Cheap: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2018）一书中，作者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观察：美国作为一个深度分裂的社会，在许多政治话题上存在分歧，但在外交政策上却有着罕见的共识。
书中指出，无论是政党领导人、前任和现任官员、高级军官还是公众，都支持美国应保持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地位。作者认为，这种得到普遍支持的美国霸权大战略，源于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吸取的经验教训，也就是这样一个信条：美国的安全取决于其作为全球安全的单一管理者的角色，这也正是Primacy一词的本义。
在作者看来，霸权大战略的有效性在冷战和平结束时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在21世纪继续且基本上未受挑战，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维护成本意外地低廉。无论这种论点是否成立，其论据是否充分，客观上却起到了继续支持霸权主义美国大战略的作用，使得美国统治集团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继续采取一种近乎于盲目的态度在国际上一味推行美国霸权。
但是，另外一些方面的问题又出现了。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带来了世界政治复杂性的增加，美国全球霸权和首要地位面临的挑战也日益多元变化，单纯计算军事霸权的效益与成本之比显然已不能反映现实情况。《重新思考美国大战略》这本2021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Elizabeth Borgwardt、Christopher McKnight Nichols and Andrew Preston ed. Rethinking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正是这种思潮的反映。
书中探讨了当前美国在世界上的实际地位，并汇集了历史学家、政策专家、公共卫生专家等多个领域的学者，以跨学科的视角探讨美国大战略。其中的主要观点是，要重新审视和定义美国的大战略，大战略不应仅仅局限于军事事务，而应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以适应当代世界政治的复杂性。
还有观点认为，要认识到是什么让大战略变得“宏大”，在当今世界，公共卫生、性别、种族、环境等非传统安全议题都应在大战略考虑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因素对和平与安全有着重要影响。这些多领域、跨学科思考导致了对美国大战略的更为宽泛的理解。
视野的扩大和讨论的深入，推动了更为综合的论述的出现。在2021年出版的由澳大利亚国防学院国防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著名战略学家迈克尔·克拉克撰写的《美国大战略与国家安全：从建国时期到特朗普时代美国霸权和衰落的困境》（Michael Clarke，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Dilemmas of Primacy and Decline from the Founding to Trump，Palgrave Macmillan, 2021）一书中，作者详尽地探讨了美国建国以来的历史上大战略的演变以及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秩序中保持美国首要地位所面临的挑战。
作者认为，美国最初的建国者们将新生的美国设想成为了一个将避免老欧洲那种错综复杂且纠缠不清的对抗和结盟的共和国，然而这种设想却一直受到现实政治中国家间激烈竞争的考验，这导致了美国早期外交政策中孤立主义与参与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书中提出，美国历史上不同的政治文化，如汉密尔顿主义、杰斐逊主义、杰克逊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等，深刻影响了国家安全大战略的选择。作者认为，从19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受到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的影响，推动了以霸权为目标的大战略的发展。然而，实行霸权大战略过大的代价现在刺激了长期休眠的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下的复兴，导致大战略转向寻求地位管理或避免美国相对权力的衰落。作者将奥巴马政府的方法描述为“衰落管理”，而特朗普政府的方法则是“衰落否认”。
二、MAGA也是一种大战略吗？
研究美国大战略的学者们在一本正经地讨论着美国历史上的汉密尔顿主义、杰斐逊主义、杰克逊主义和威尔逊主义时，他们是不屑于承认有“特朗普主义”这个东西的，但现实很残酷，特朗普连同他独有的政治文化一起横空出世了。
如果将近几十年美国大战略思潮的变迁比作一条平缓的河流，学术讨论和政策调整按部就班地进行，那么特朗普于2016年开始的第一任期，就好像是这条平缓的河流突然汇入了另外一条急流，原本平缓的节奏全被打乱，从此浪花飞溅，暗潮汹涌，一切都变了。用迈克尔·克拉克的话说，“在特朗普时代，当大战略从属于交易政治和个人奇思妙想时，美国大战略暴露出了其脆弱性。”
根据克拉克在书中的看法：“美国的首要地位不是想当然的；它是一个需要精心构建并激烈捍卫的地位，且需要不断调整。”“美国大战略的未来取决于在追求国家利益与面对多极世界现实之间取得平衡。”而突然崛起并成为了美国最高领导人的特朗普，显然不是一个能够游刃有余地承担这个调整和平衡任务的合适人选。
但是有一点，特朗普的信念与作者在书中的观点是一致的——“衰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对衰落的看法可能与现实一样具有影响力。”无论是第一任期还是刚刚开始的第二任期，特朗普都坚决不承认美国已经衰落了，虽然他尖锐地指出了当前美国的很多重大问题，但正像他在刚刚的就职演说中告诉美国人民的：他是上帝救下来让他来完成MAGA使命的，美国将在他的手中重振雄风，重现荣光，决不会衰落。所以，克拉克将特朗普的做法称之为“衰落否认”——别的不管，先否认再说。
其实，基于对2016年至今近8年时间的观察，可以认为，特朗普的行政虽然充满了“交易政治和个人奇思妙想”，但他的MAGA运动并非与一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完全脱节。这一点，可以从MAGA的核心主张与美国大战略的核心主张的对比中看出来。
共同点与分歧点
首先，自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大战略，始终是围绕着一个中心的，就是维持美国的全球首要地位，或称全球霸权。
这是美国大战略的核心目标，美西方的战略家们普遍认为，美国有能力通过军事力量、经济影响、舆论主导和多边合作等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一系列无可辩驳的事实，包括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战后通过全球军事基地、前沿部署和先进武器来威慑对手的能力，通过领导北约等联盟建立的国际秩序，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马歇尔计划和贸易协定等举措在全球经济中发挥领导作用等，都证明了美国大战略的现实可行性。
对于这一点，特朗普不仅没有异议，而且也正是他所致力于恢复和重建的。换句话说，在核心目标和蓝图远景上，美国大战略与MAGA运动并无二致。特朗普在就职演讲中说：“从今天起，我们的国家将会繁荣，在世界各地再次受到尊敬。我们将被每一个国家所羡慕，我们不会再让自己被别人占便宜了。”“美国将恢复应有的地位：成为地球上最伟大、最强大、最受尊敬的国家，激发全世界的敬畏和钦佩。”
分歧出现在接下来的问题上，其中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让自己被别人占便宜了”这句话。
在特朗普看来，在他之前的所谓美国大战略根本无法实现其远景目标，与之恰恰相反，“多年来，激进、腐败的建制派从我们的公民那里榨取权力和财富，而我们社会的支柱支离破碎，看似彻底失修。……我们现在有一个政府，甚至无法应对国内简单的危机局面，但却跌跌撞撞地陷入国外各种持续不断的灾难性事件之中。”也就是说，大战略的目标设定得再好也没用，建制派集团根本就是在打着为美国推进大战略的幌子干着为自己攫取“权力和财富”的勾当，而这种高层级的营私舞弊必然会导致对美国利益的出卖，也就是“让自己被别人占便宜了”。
所以，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对美国大战略进行修正和调整，例如是否根据资源和成本约束转入更为灵活和谨慎的大战略，或者是否根据国际政治现实转而采取将按威胁优先等级分别应对挑战的大战略；而在于必须全部推倒重来，必须开启一场“美国的全面复兴和常理革命”，必须让美国重新成为“一个仍在不断壮大中的国家——一个增加我们的财富、扩展我们的领土、建设我们的城市、提升我们的期望并将我们的旗帜插上崭新而美丽的地平线的国家。”
这才是MAGA和特朗普革命的本质，不是修修补补，而是推倒重来，不是承前启后，而是从头出发，不是渐进改革，而是激进革命。
认识到了这个本质，就会明白为什么美西方大多数讨论战略问题的学者，都会将特朗普的上台执政视为一个对于美国大战略的推进具有破坏性、甚至否定性的负面事件。他们普遍认为，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已经导致了美国大战略的显著改变，从传统的合作领导转向交易型和民族主义的“美国优先”政策，大大动摇了维持美国数十年全球首要地位的基石，而第二个总统任期的特朗普，正在以更为个性化的方式推进MAGA运动，必将制造出更大的动荡。
但是，这并不是事情的结束，并不意味着MAGA运动与美国大战略的彻底分道扬镳。意味深长的是，两者在关于美国的问题上有很多的相互对立，甚至发誓要拼个你死我活；但是却在另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上，又重新发现了共同之处，不得不站在同一战壕里成为战友。
中国作为最大变量
不用说，这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当然就是中国。
特朗普的MAGA运动不是凭空发生的，美国大战略思潮的变迁也不是没有缘由的。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第一个十年里，美国统治集团中无论哪一个派别、哪一个部门，都不约而同地先后确认了一个重大现实：中国似乎也有了自己的“中国大战略”，而且早已经在快速、高效地推进中了。
这一确认引起了美国战略学界极大的震惊。出于美国大战略固有的思维定式，这些学者们倾向于认定这个“中国大战略”具有与美国大战略同样的性质，甚至同样的远景目标。如果的确如此，那么中国对于美国大战略的实施来说，就不仅仅是一个需要克服的巨大障碍这么简单了，由于全球首要地位只能有一个，“中国大战略”与美国大战略两者也就只能有一个成功，非此即彼，零和博弈。
在特朗普这方面，虽然他不是以这种思维方式考虑问题的，但是也对中国带来的威胁给予了差不多同等程度上的评估。例如，在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上，他的表达是：“中国多年来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是时候结束这种状况了”。在关于知识产权的问题上，他的表达是：“中国一直在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现在是制止这种行为的时候了”。在关于中国国际地位的问题上，他的表达是：“中国是对世界的威胁，我们需要挺身而出，不仅在贸易方面，而且在全球影响力方面”。
这些表达不是学术性的，也没有统一的理论基础，都是关于具体问题的，但却与美国大战略思维中关于中国问题的立场保持了高度一致。